第三篇 備戰昌都 第11章 昌都勸和的格達活佛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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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達活佛的消息。
我們不知道是禍是福，立刻接見。
來人一見到我們便嚎啕大哭，然後哽咽地向我們報告：格達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經詢問，這二人并不是格達活佛的随員，而是從甘孜去昌都的旅客，是格達活佛的信徒。
他們是受格達活佛的管家熱勒之托回來向我們報信的。
他們雖然無法向我們說明格達活佛遇害的詳細情形，但格達活佛含恨圓寂則是确定無疑的了。
據以後了解，格達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
格達活佛廣泛接觸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央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并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宣揚我軍進駐甘孜地區後，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如何愛護幫助藏族群衆。
格達活佛的活動遭到昌都上層反動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嫉恨。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為清朝中央政府批準設置的高級官吏職稱，三品官)、昌都“邊使總署”總督拉魯·次旺多吉向拉薩當局報告了格達活佛的活動情況和他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拉薩當局立即做了三條指示：一是不準格達繼續西進；二是不準東返甘孜；三是不準在昌都自由行動。
格達要求發報與拉薩直接聯系，因電台為英國人福特所控制而無法實現。
8月22日，格達活佛被害身亡，遺體被焚毀，随員均被押往拉薩。
熱勒就是在押離昌都前偷偷找到兩名格達活佛的信徒，托他們趕回甘孜報信的。
格達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寶同志無比悲痛。
先遣支隊的全體官兵也無不義憤填膺；誓為格達活佛報仇。
格達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經傳出，全國處于一種震驚和悲憤之中。
鄧小平提出關于格達治喪問題的四項辦法： (一)責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負責辦理格達身後事宜； (二)委托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張國華代表本會緻祭； (三)撥治喪費一千萬元(舊币)； (四)在渝舉行追悼會，責成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負責進行籌備事宜。
在重慶，鄧小平等八百餘人參加了曆時三個多小時的追悼大會。
劉伯承寫了三幅挽聯，悼念格達。
西康省人民政府撥治喪費一千萬元(舊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時舉行追導悼會。
并在白利寺為格達建立塔墓，以資紀念。
十八軍也在甘孜舉行了有近兩千人參加的追悼大會，并舉行公祭，全體列隊舉行繞靈儀式，群衆反響極大。
有人獻上這樣一幅挽聯： 為真理，身披袈裟入險境，縱出師未捷身先死，堪稱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槳渡金沙，雖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慶康藏新生。
後來，毛澤東把親筆題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錦旗，連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訪問團和西南訪問團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問了格達活佛的親屬。
格達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當局堅持分裂祖國反動立場的一次大暴露。
為了阻止我軍進藏，他們費盡心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
在國際上，他們在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支持慫恿下，繼續制造西藏“獨立”的輿論。
對于中央發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們采取了兩面應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開拒絕談判，于2月間派出一個“和談代表團”，但卻繞道印度，于4月初抵達加爾各答後，即長期滞留印度，雖經我駐印度使館一再催促，卻始終不去北京談判，暗中則與帝國主義勢力緊密勾結，企圖拖延時日坐觀時局變化；另一方面，則加緊擴軍備戰，将藏軍原來14個代本擴充為1了個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調的部分土兵約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周圍地區，妄圖憑金沙江之險，阻我軍于江東。
西藏當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談判，卻企圖與我先遣部隊建立某種“對話”關系，借此摸我們的底。
6月8日，師部的同志收到昌都總督、噶倫拉魯·次旺多吉送來的一信： 甘孜 解放軍師長、委員鑒： 遙聞二公已莅甘孜執行新政，實感慶慰。
中藏情感仍應繼續增進，彼此邊疆尤須照舊維持和平。
并望回示，借作準則，是所至盼，順頌祺祉。
西藏邊使噶倫拉魯 藏曆鐵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寫得文绉绉的，語氣似也“客氣”。
可是他的“原則”立場卻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關系稱為“中藏關系”，把金沙江作為“彼此邊疆”，自稱“西藏邊使”，完全是兩國之間辦外交的口氣，看了令人又生氣又好笑。
師長對天寶同志說：“這是明目張膽地鬧獨立，就憑他這一封信，我們就師出有名了。
”稍後，郄晉武和楊軍同志在鄧柯也先後收到拉魯和藏軍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來信，都是一個調子。
經報請西南軍區審查批準，師部分别寫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據西南局制定的“十條”精神，宣傳中央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并明白昭示：我各路進藏大軍，業已準備就緒，正待命西進；昌都地方政府和駐昌都地區藏軍有協助我軍之責；希望他們認清時局，順應潮流，擇善而行，共襄義舉，為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努力。
我們雖然批駁了拉魯等人的謬論，但措辭還是比較委婉的，體現了待之以禮、以理服人的精神。
但我們的信送出後即再不見下文，大概是對方認為已經摸清了我們的底，沒有必要再玩這種文字遊戲了。
在我們對西藏當局大力開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時，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也通過多種渠道，向西藏當局剀切曉喻中央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和決心。
1950年5月9日，在藏傳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饒嘉措大師發表廣播講話，敦促西藏當局速派代表團赴京進行和平談判。
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達賴胞兄當才活佛在内的勸和代表團赴藏。
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在該團出發前于西甯接見了全體成員，向大家詳細闡述了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原則立場和他對西藏當局的殷切期望。
在此之前，我有關部門還曾派出人員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帶去我西北軍政負責人緻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
但是，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當局的響應。
勸和團入藏後，有些成員竟遭囚禁。
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在給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稱“中藏關系”是“檀越”(即施主)與寺廟的關系。
盡管西藏當局對中央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号召始終置若罔聞，盡管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向西藏進軍，中央仍不願輕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1950年8月31日，我國外交部照會印度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預定計劃開始行動，希望印度政府協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團于9月中旬以前到達北京，開始和平談判。
9月上、中旬，我駐印度大使館負責人又先後當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團，務于9月内趕到北京，否則，該團應負延宕之責和承擔由此産生的一切後果。
但在帝國主義的挑唆阻撓下，西藏當局對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雙方交戰，不斬來使。
這是自古形成的一條戰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談代表卻不斷遭到舊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擋、拘禁和殺害。
同時，西藏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也滞留于印度，猶如腿上系上兩塊沉重的巨石：噶廈中的親帝國主義勢力和英美帝國主義勢力，不再向前邁進一步。
1950年初，噶廈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國派遣“親善使團”的同時，也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目的是為了表達他們的“獨立”主張。
因受到我國政府的嚴正警告，英美等國不願接待這些使團，噶廈隻有将“親善使團”中途召回。
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團”仍于3月抵達印度新德裡。
在這個3人組成的“代表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
此人于1963年寫成《西藏政治史》一書，因宣傳分裂主張而臭名昭著。
夏格巴還是一個頑固的親帝國主義分裂分子。
這個“代表團”于3月15日緻函我有關辦事機構，宣稱“西藏獨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談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答複說，該代表團隻能以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義來京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歡迎他們到北京來。
但是，他們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國主義暗中勾結，繼續進行背叛祖國的活動。
另一方面，噶廈政府從印度購買了大批軍火，準備和解放軍決戰。
位于中國和錫金邊境的帕裡宗宗本雪康·索朗達吉對此有深刻記憶。
藏曆鐵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廈的命令：“政府已從印度政府買妥一批軍火，命你于藏曆3月1日準時親赴錫金接收。
到彼後與錫金總督大臣海葉商讨運藏事宜。
你須立即籌運出，途中不得丢失、損壞和延誤。
按慣例從蕩金至亞東的運費英鎊1萬元，已由噶倫堡的拉薩商人察珠倉之子彙兌彼處，到時前往領取。
武器運到亞東之後，立即移交給亞東總管邦達的代理人負責運送。
有關向江孜運送之事宜，已給亞東總管代理人另有指令。
給你所派的兩名助理是由上下亞東各遣一名小頭人，此事請與亞東總管面商。
” 藏曆3月2日，雪康抵達錫金。
3日早晨，在印度駐錫金大臣的官邸，雪康呈上噶廈的指令。
大臣說：“軍火已從西裡古裡軍營經過印度大吉嶺裡波昂軍營發來此處。
有關這件事我給你提幾條注意事項：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終對西藏是真心友好和關心幫助的。
由于西藏東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險，我們便迅速幫助出售這批軍火，這純屬我們内部事務，因此，你必須保證嚴守機密，尤其不得接觸新聞記者。
第二，目前錫金地區的時局也不太安甯，等這批軍火運到後，你得及時接收并盡快運往西藏。
否則
我們不知道是禍是福，立刻接見。
來人一見到我們便嚎啕大哭，然後哽咽地向我們報告：格達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經詢問，這二人并不是格達活佛的随員，而是從甘孜去昌都的旅客，是格達活佛的信徒。
他們是受格達活佛的管家熱勒之托回來向我們報信的。
他們雖然無法向我們說明格達活佛遇害的詳細情形，但格達活佛含恨圓寂則是确定無疑的了。
據以後了解，格達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
格達活佛廣泛接觸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央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并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宣揚我軍進駐甘孜地區後，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如何愛護幫助藏族群衆。
格達活佛的活動遭到昌都上層反動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嫉恨。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為清朝中央政府批準設置的高級官吏職稱，三品官)、昌都“邊使總署”總督拉魯·次旺多吉向拉薩當局報告了格達活佛的活動情況和他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拉薩當局立即做了三條指示：一是不準格達繼續西進；二是不準東返甘孜；三是不準在昌都自由行動。
格達要求發報與拉薩直接聯系，因電台為英國人福特所控制而無法實現。
8月22日，格達活佛被害身亡，遺體被焚毀，随員均被押往拉薩。
熱勒就是在押離昌都前偷偷找到兩名格達活佛的信徒，托他們趕回甘孜報信的。
格達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寶同志無比悲痛。
先遣支隊的全體官兵也無不義憤填膺；誓為格達活佛報仇。
格達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經傳出，全國處于一種震驚和悲憤之中。
鄧小平提出關于格達治喪問題的四項辦法： (一)責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負責辦理格達身後事宜； (二)委托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張國華代表本會緻祭； (三)撥治喪費一千萬元(舊币)； (四)在渝舉行追悼會，責成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負責進行籌備事宜。
在重慶，鄧小平等八百餘人參加了曆時三個多小時的追悼大會。
劉伯承寫了三幅挽聯，悼念格達。
西康省人民政府撥治喪費一千萬元(舊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時舉行追導悼會。
并在白利寺為格達建立塔墓，以資紀念。
十八軍也在甘孜舉行了有近兩千人參加的追悼大會，并舉行公祭，全體列隊舉行繞靈儀式，群衆反響極大。
有人獻上這樣一幅挽聯： 為真理，身披袈裟入險境，縱出師未捷身先死，堪稱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槳渡金沙，雖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慶康藏新生。
後來，毛澤東把親筆題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錦旗，連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訪問團和西南訪問團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問了格達活佛的親屬。
格達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當局堅持分裂祖國反動立場的一次大暴露。
為了阻止我軍進藏，他們費盡心機，進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
在國際上，他們在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支持慫恿下，繼續制造西藏“獨立”的輿論。
對于中央發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們采取了兩面應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開拒絕談判，于2月間派出一個“和談代表團”，但卻繞道印度，于4月初抵達加爾各答後，即長期滞留印度，雖經我駐印度使館一再催促，卻始終不去北京談判，暗中則與帝國主義勢力緊密勾結，企圖拖延時日坐觀時局變化；另一方面，則加緊擴軍備戰，将藏軍原來14個代本擴充為1了個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調的部分土兵約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周圍地區，妄圖憑金沙江之險，阻我軍于江東。
西藏當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談判，卻企圖與我先遣部隊建立某種“對話”關系，借此摸我們的底。
6月8日，師部的同志收到昌都總督、噶倫拉魯·次旺多吉送來的一信： 甘孜 解放軍師長、委員鑒： 遙聞二公已莅甘孜執行新政，實感慶慰。
中藏情感仍應繼續增進，彼此邊疆尤須照舊維持和平。
并望回示，借作準則，是所至盼，順頌祺祉。
西藏邊使噶倫拉魯 藏曆鐵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寫得文绉绉的，語氣似也“客氣”。
可是他的“原則”立場卻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關系稱為“中藏關系”，把金沙江作為“彼此邊疆”，自稱“西藏邊使”，完全是兩國之間辦外交的口氣，看了令人又生氣又好笑。
師長對天寶同志說：“這是明目張膽地鬧獨立，就憑他這一封信，我們就師出有名了。
”稍後，郄晉武和楊軍同志在鄧柯也先後收到拉魯和藏軍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來信，都是一個調子。
經報請西南軍區審查批準，師部分别寫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據西南局制定的“十條”精神，宣傳中央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并明白昭示：我各路進藏大軍，業已準備就緒，正待命西進；昌都地方政府和駐昌都地區藏軍有協助我軍之責；希望他們認清時局，順應潮流，擇善而行，共襄義舉，為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努力。
我們雖然批駁了拉魯等人的謬論，但措辭還是比較委婉的，體現了待之以禮、以理服人的精神。
但我們的信送出後即再不見下文，大概是對方認為已經摸清了我們的底，沒有必要再玩這種文字遊戲了。
在我們對西藏當局大力開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時，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也通過多種渠道，向西藏當局剀切曉喻中央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願望和決心。
1950年5月9日，在藏傳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饒嘉措大師發表廣播講話，敦促西藏當局速派代表團赴京進行和平談判。
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達賴胞兄當才活佛在内的勸和代表團赴藏。
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在該團出發前于西甯接見了全體成員，向大家詳細闡述了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原則立場和他對西藏當局的殷切期望。
在此之前，我有關部門還曾派出人員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帶去我西北軍政負責人緻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
但是，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當局的響應。
勸和團入藏後，有些成員竟遭囚禁。
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在給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稱“中藏關系”是“檀越”(即施主)與寺廟的關系。
盡管西藏當局對中央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号召始終置若罔聞，盡管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向西藏進軍，中央仍不願輕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1950年8月31日，我國外交部照會印度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預定計劃開始行動，希望印度政府協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團于9月中旬以前到達北京，開始和平談判。
9月上、中旬，我駐印度大使館負責人又先後當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團，務于9月内趕到北京，否則，該團應負延宕之責和承擔由此産生的一切後果。
但在帝國主義的挑唆阻撓下，西藏當局對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雙方交戰，不斬來使。
這是自古形成的一條戰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談代表卻不斷遭到舊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擋、拘禁和殺害。
同時，西藏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也滞留于印度，猶如腿上系上兩塊沉重的巨石：噶廈中的親帝國主義勢力和英美帝國主義勢力，不再向前邁進一步。
1950年初，噶廈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國派遣“親善使團”的同時，也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目的是為了表達他們的“獨立”主張。
因受到我國政府的嚴正警告，英美等國不願接待這些使團，噶廈隻有将“親善使團”中途召回。
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團”仍于3月抵達印度新德裡。
在這個3人組成的“代表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
此人于1963年寫成《西藏政治史》一書，因宣傳分裂主張而臭名昭著。
夏格巴還是一個頑固的親帝國主義分裂分子。
這個“代表團”于3月15日緻函我有關辦事機構，宣稱“西藏獨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談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答複說，該代表團隻能以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義來京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歡迎他們到北京來。
但是，他們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國主義暗中勾結，繼續進行背叛祖國的活動。
另一方面，噶廈政府從印度購買了大批軍火，準備和解放軍決戰。
位于中國和錫金邊境的帕裡宗宗本雪康·索朗達吉對此有深刻記憶。
藏曆鐵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廈的命令：“政府已從印度政府買妥一批軍火，命你于藏曆3月1日準時親赴錫金接收。
到彼後與錫金總督大臣海葉商讨運藏事宜。
你須立即籌運出，途中不得丢失、損壞和延誤。
按慣例從蕩金至亞東的運費英鎊1萬元，已由噶倫堡的拉薩商人察珠倉之子彙兌彼處，到時前往領取。
武器運到亞東之後，立即移交給亞東總管邦達的代理人負責運送。
有關向江孜運送之事宜，已給亞東總管代理人另有指令。
給你所派的兩名助理是由上下亞東各遣一名小頭人，此事請與亞東總管面商。
” 藏曆3月2日，雪康抵達錫金。
3日早晨，在印度駐錫金大臣的官邸，雪康呈上噶廈的指令。
大臣說：“軍火已從西裡古裡軍營經過印度大吉嶺裡波昂軍營發來此處。
有關這件事我給你提幾條注意事項：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終對西藏是真心友好和關心幫助的。
由于西藏東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險，我們便迅速幫助出售這批軍火，這純屬我們内部事務，因此，你必須保證嚴守機密，尤其不得接觸新聞記者。
第二，目前錫金地區的時局也不太安甯，等這批軍火運到後，你得及時接收并盡快運往西藏。
否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