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孫子兵法 第八篇 九變篇

原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諸候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候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

    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

    凡此五者，将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譯文

孫武說：凡用兵的方法，将帥接受了國君的命令，編組軍隊聚集民衆，在沼澤連綿的圮地不可設營，在多國交界的衢地結交鄰國，在水草皆無的絕地不要停留。

    在四受敵的圍地要運用奇謀，在進退兩難的死地要奮勇決戰。

     有道路的可以不從那裡走，有的敵人可以不去打，人的城邑可以不去攻，有的地方可以不去争，君主的命令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不去機械地執行。

     所以，将帥通曉九變地利的，就是會用兵了；将帥不能通曉九變地利的，雖然了解地形，也得不到地形有利條件，指揮軍隊作戰不懂得九變的戰法，雖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發揮官兵的作用。

     因此，明智的将帥考慮問題，必須兼顧利害兩個方面，在有利條件下要考慮到不利因素，任務才能完成；在不利的條件下要考慮到有利方面，禍患才能解除。

     因此，要諸候屈服就要以實力制其要害，要役使諸候，就要使其困于事業。

    要使諸候追随我，就要有共同的利益。

     所以，用兵的方法。

    要想指望敵人不來，要靠我有充分的準備。

    嚴陣以待，不要指望敵人不來進攻，要靠我有強大實力。

    使敵人進攻不能得逞。

     所以，作将帥的有五種危險；死拼蠻幹，就可能被殺，貪生怕死，就可能被俘；暴躁易怒，就可能經不起欺侮，廉潔自譽，就可能經不起污辱，愛護民衆，就可能使軍隊陷入煩勞。

     凡是這五種危險，是将帥的過錯，用兵的災難，全軍覆沒，将帥被殺，都是這五種危險造成的，不可不慎重考慮。

    

按語

戰場上千變萬化的，勝敗除了要看雙方的兵力的大小，還要看指揮員應變能力，孫子用“九變”來形容這種變化，可見變化之多，沒有變化而墨守戰規，地自然要被靈活多變的對手打敗，這其中所說要有所“不為”、“君命有所不受”、“以實力制敵”、“利害兩顧”都是很得要的軍事原則，從古到今許多有作為的軍事家，正是靠多變來取勝的。

     公元617年，李淵起兵進攻河東，隋軍守将屈突有憑堅固守，李淵這時頭腦是很清醒的，他的戰略目的是“乘虛入關，号令天下”，所以，他下令大軍繞過了河東，直插關内，一舉取得長安，河東守将見大勢已去，自己投降了，這就是“城有所為攻，地有所不争”的重要作用。

     說到曹操，很多人都知道他精通孫子兵法，但是，他在使用上更高人一籌，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多日作戰，曹操兵損糧少，處境十分困難，曹操這時欲退兵保許昌，他的謀士荀或結曹操說：“我們是很困難，可是我們以一當十與敵人對陣了半年，敵人現在一定比我們還要困難，隻要進攻，就馬上可以出現有利于我們的轉機，”曹操聽了他的話連連點頭，下令出兵再戰，果然隻一戰便赢得了官渡之戰的重大勝利。

     在中國的戰争史上說到用兵如神，不能不說到諸葛孔明，他的“空城計”、“劉備招親”、“三氣周瑜”、“借東風”都是出神入化，變化莫測。

     毛澤東也是用兵如神的大軍事家，特别是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面對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堵，沖過敵人重重封鎖，率領紅軍上了井岡山，正可謂通九變之利也。

     毛澤東機智應變上井岡 1927年9月9日，南昌起義的硝煙還未散盡，在湘贛邊界的土豪劣紳個個惶惶不可終日，因為在他們中間傳着這樣一個消息：一介書生毛潤之，帶領窮棒子們造反了。

     正是在反動派猝不及防中，秋收起義爆發了。

     起義部隊号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四個團的兵力，共8000餘人，曾任葉挺獨立團參謀長，當時為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的盧德銘為總指揮，起義軍按部署分三路向長沙進攻。

     一路上起義軍高唱剛剛學會的革命歌曲，情緒高漲。

     總指揮盧德銘騎在一匹紅鬃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