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盧漢起義 第07章 黨在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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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2月9日，雲南地方當局宣布起義，成立了“雲南人民臨時軍政委員會”，是為起義當局的最高軍政指揮機關。
盧漢要求地下黨派員參加該委員會，但當時雲南地下黨尚未公開，亦未得到黨中央指示，故暫不參加該委員會。
地下黨領導考慮到昆明地區敵情比較嚴重，要鞏固革命成果，維護昆明社會安定，必須及時肅清暗藏敵特，黨組織應積極領導這一場肅反鬥争，并争取掌握公開專政機關。
乃通過聯絡員與盧漢商定：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處，建議委派宋一痕為處長，實際工作，由我黨派人主持；下面的工作人員，亦由我黨調配。
12月11日，市委副書記賴衛民傳達上級指示：決定原市委對敵工作領導小組一分為二，成立昆明市委臨時軍隊工作委員會及市委保衛部。
保衛部的任務是鎮反肅特及維護昆明社會治安，由市委副書記賴衛民領導，田秉熙、朱人傑、田培寬為部委，朱、田二人進入公安處主持工作。
1950年元月初，又調來原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吉星明，補為保衛部部委。
12月13日，公安處正式成立，一場由我黨領導的大規模搜捕敵特的鬥争，拉開了帷幕。
保衛部根據敵工工作幾年來調查整理彙編成冊的敵特名單，以及各條戰線黨盟組織轉來的大量群衆檢舉揭發材料，每天由公安處開出逮捕名單，經賴衛民批準，由公安處派專人分批率領從學委抽調來的黨盟員約200人參加逮捕，16日以後，義勇自衛總隊調武裝配合各警察分局“警盟”成員，連夜進行搜捕。
經過11個晝夜的大規模搜捕，面上的敵特已大部分落網，從而保障了昆明保衛戰時的城内安定局面。
搜捕工作一直進行到2月底，共捕獲敵特反革命分子1290人(包括起義當局10～12日逮捕的)，對解放後昆明的社會治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公安處并進行了監獄管理及審訊工作，到3月初，全部被捕人員及檔案材料完整移交軍管會公安部接管。
回顧這一場肅反鬥争，雲南地下黨從雲南的實際條件出發，不失時機地将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處，作為昆明市委直接領導的公開肅反機關，實行了黨統一領導下的專門機關和群衆運動相結合的方針，這無疑是黨組織的重大的正确決策。
在解放大軍尚未進城接管之前，地下黨第一次行使了無産階級專政的職能，這在全國城市解放中尚無先例，是昆明地區肅反鬥争的一大特點。
調查掌握敵特組織的人員情況，曆來是我黨城工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早在1948年，在高志遠領導下，敵情工作小組就動手調查掌握了一部分敵特組織人員名單、照片和住址。
“七·一五”事件後，我們曾向敵特兩次指名投遞警告信，引起敵特的震動。
随着敵工工作的開展，我們在敵人軍、警、憲、特中，廣泛開展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建立了我黨領導下的秘密外圍組織“救盟”、“軍盟”、“警盟”。
敵特組織系統、人員情況正逐步為我所掌握。
高志遠指定由田培寬專門進行彙集整理。
1949年6月，全國解放已成定局，賴衛民接替高志遠領導敵工工作，提出進一步彙編敵特名單，作為解放昆明時鎮反肅特的依據，此項任務仍由田培寬負責，内容包括組織系統、姓名(及化名)、年齡、籍貫、住址、職務、罪惡事實、來往關系、像貌特征等，并盡可能取得照片。
為了便于保管和攜帶，采用32開小筆記本，蠅頭小楷書寫，一式三份，共彙集了300餘名敵特人員情況，計劃在解放軍進入雲南時，派田培寬攜帶該冊潛出昆明，交解放軍領導随軍進入昆明，執行搜捕任務。
後因雲南和平起義，該名冊就成為我保衛部執行鎮反肅特的重要依據。
材料的來源，主要從敵工工作所屬的“救盟”、“軍盟”、“警盟”成員中取得，也有地下黨各條戰線轉來的情報。
如刑警大隊附潘少卿，與我黨建立工作關系後，即提供在昆洪職的“特警班”一至五期集體照片一張，還有部分個人照片及中美合作所訓練班一、二期的個人照片，并标出姓名及單位。
1947年被軍統開除的程燦章，加入“軍盟”後，提供中、軍統特務共300餘人的名單(主要是全國各地特務)。
“民青”成員周映邦(後入黨
盧漢要求地下黨派員參加該委員會，但當時雲南地下黨尚未公開，亦未得到黨中央指示，故暫不參加該委員會。
地下黨領導考慮到昆明地區敵情比較嚴重，要鞏固革命成果，維護昆明社會安定，必須及時肅清暗藏敵特，黨組織應積極領導這一場肅反鬥争，并争取掌握公開專政機關。
乃通過聯絡員與盧漢商定：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處，建議委派宋一痕為處長，實際工作，由我黨派人主持；下面的工作人員，亦由我黨調配。
12月11日，市委副書記賴衛民傳達上級指示：決定原市委對敵工作領導小組一分為二，成立昆明市委臨時軍隊工作委員會及市委保衛部。
保衛部的任務是鎮反肅特及維護昆明社會治安，由市委副書記賴衛民領導，田秉熙、朱人傑、田培寬為部委，朱、田二人進入公安處主持工作。
1950年元月初，又調來原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吉星明，補為保衛部部委。
12月13日，公安處正式成立，一場由我黨領導的大規模搜捕敵特的鬥争，拉開了帷幕。
保衛部根據敵工工作幾年來調查整理彙編成冊的敵特名單，以及各條戰線黨盟組織轉來的大量群衆檢舉揭發材料，每天由公安處開出逮捕名單，經賴衛民批準，由公安處派專人分批率領從學委抽調來的黨盟員約200人參加逮捕，16日以後，義勇自衛總隊調武裝配合各警察分局“警盟”成員，連夜進行搜捕。
經過11個晝夜的大規模搜捕，面上的敵特已大部分落網，從而保障了昆明保衛戰時的城内安定局面。
搜捕工作一直進行到2月底，共捕獲敵特反革命分子1290人(包括起義當局10～12日逮捕的)，對解放後昆明的社會治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公安處并進行了監獄管理及審訊工作，到3月初，全部被捕人員及檔案材料完整移交軍管會公安部接管。
回顧這一場肅反鬥争，雲南地下黨從雲南的實際條件出發，不失時機地将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處，作為昆明市委直接領導的公開肅反機關，實行了黨統一領導下的專門機關和群衆運動相結合的方針，這無疑是黨組織的重大的正确決策。
在解放大軍尚未進城接管之前，地下黨第一次行使了無産階級專政的職能，這在全國城市解放中尚無先例，是昆明地區肅反鬥争的一大特點。
調查掌握敵特組織的人員情況，曆來是我黨城工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
早在1948年，在高志遠領導下，敵情工作小組就動手調查掌握了一部分敵特組織人員名單、照片和住址。
“七·一五”事件後，我們曾向敵特兩次指名投遞警告信，引起敵特的震動。
随着敵工工作的開展，我們在敵人軍、警、憲、特中，廣泛開展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建立了我黨領導下的秘密外圍組織“救盟”、“軍盟”、“警盟”。
敵特組織系統、人員情況正逐步為我所掌握。
高志遠指定由田培寬專門進行彙集整理。
1949年6月，全國解放已成定局，賴衛民接替高志遠領導敵工工作，提出進一步彙編敵特名單，作為解放昆明時鎮反肅特的依據，此項任務仍由田培寬負責，内容包括組織系統、姓名(及化名)、年齡、籍貫、住址、職務、罪惡事實、來往關系、像貌特征等，并盡可能取得照片。
為了便于保管和攜帶，采用32開小筆記本，蠅頭小楷書寫，一式三份，共彙集了300餘名敵特人員情況，計劃在解放軍進入雲南時，派田培寬攜帶該冊潛出昆明，交解放軍領導随軍進入昆明，執行搜捕任務。
後因雲南和平起義，該名冊就成為我保衛部執行鎮反肅特的重要依據。
材料的來源，主要從敵工工作所屬的“救盟”、“軍盟”、“警盟”成員中取得，也有地下黨各條戰線轉來的情報。
如刑警大隊附潘少卿，與我黨建立工作關系後，即提供在昆洪職的“特警班”一至五期集體照片一張，還有部分個人照片及中美合作所訓練班一、二期的個人照片，并标出姓名及單位。
1947年被軍統開除的程燦章，加入“軍盟”後，提供中、軍統特務共300餘人的名單(主要是全國各地特務)。
“民青”成員周映邦(後入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