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盧漢起義 第05章 長春城下滇軍起義，盧漢下決心棄暗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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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年親自領導。
特别小組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廣交朋友，建立和發展外圍進步組織，先後分别在軍隊、警察中建立“新民主主義同盟”、“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
1948年12月，建立三人統戰小組，次年初再成立三人黨小組，加強對盧漢及其家屬和部屬的統戰工作。
盧漢的三任警衛營長；兩人是共産黨員，一人是“軍盟”成員。
統戰工作采取公開鬥争與隐蔽鬥争相結合、争取進步勢力與瓦解反動頑固勢力相結合、城市和平鬥争與農村武裝鬥争相結合的原則，積極團結争取雲南地方實力派，孤立國民黨嫡系勢力。
中共地下黨組織還派出大量黨員、積極分子深入農村、廠礦、機關、學校、新聞出版、金融财貿等各行各業，廣泛發動群衆，造成反獨裁、反内戰、反饑餓、反迫害和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的社會輿論壓力，促進盧漢的思想、立場轉變。
三大戰役以後，國共和平淡判時，盧漢遠避西南邊陲，靜觀國共兩黨的軍事鬥争，對形勢仍認識不清，仍不相信蔣介石政權會徹底垮台，不相信人民革命會迅速取得全國勝利。
這時，他謀劃三種主意。
其一是，如果國共兩黨以長江劃線，勢均力敵，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那麼他就可以保持雲南的獨立，繼續割據稱雄；其二是，如果蔣介石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頂住了解放軍進軍江南，蔣介石必定會加強對雲南的控制，那麼他就得向蔣介石效忠聽命，繼續拼力，參加反革命内戰；其三是，如果人民解放軍渡江而過，解放全中國，那麼他就率部起義，跟共産黨走。
這些情況表明了盧漢對蔣介石政權還抱有一定程度幻想，對人民革命的本質更缺乏認識，他的思想鬥争很激烈，何去何從，還在猶豫不決。
1949年3月，中央決定從起義滇軍軍官中挑選一批派回雲南，做盧漢及其部屬的工作。
60軍起義後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50軍，張秉昌做了代理參謀長。
由于張與盧漢關系較深，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回雲南做盧漢工作，行前有關領導給他布置任務，要他向盧漢說明目前在盧面前有三條路可供選擇：一是跟蔣介石逃台灣，最後被蔣抛棄；二是逃出國境當“白華”(十月革命後一批敵視革命的俄國人逃離蘇聯，被稱為“白俄”分子，故此引伸那些敵視中國革命而準備外逃的人為“白華”)；三是走曾澤生、潘朔端起義的路。
我們希望盧漢選擇起義這條路。
5月，張秉昌回到昆明，向盧漢傳達了共産黨的意見。
7月，盧漢委張任保安11團團長，9月升為師長。
在張之後，黨組織先後從東北起義滇軍或被俘軍官中，派回團以上軍官五十多人，盧漢對這批軍官一一作了妥善安排。
這個事實說明中國共産黨的統戰工作已取得明顯成效，這批軍官回來，對促成盧漢起義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被解放，南京政府及其政府官員逃到了廣州。
蔣介石垂死掙紮，人民解放軍的前鋒力量已經進抵湖南邊界，若再發動進攻，即可抵達雲南了。
盧漢認為，蔣介石政權失敗，全國的解放隻是時間上的早晚。
同年8月，國民黨的元老派、軍政界赫赫有名的程潛和陳明仁一同在長沙發動了起義。
他們起義後，獲得優禮有加的待遇。
南京的解放，使盧漢心驚膽顫。
蔣介石也抵擋不住解放軍的攻擊，他指揮的滇軍更經不起解放軍的打擊。
湖南和平起義，對他是個鼓勵。
他再不能在歧路上徘徊，要仿效程潛發動起義。
為了穩住盧漢，為自己找到二塊最後的反共基地，蔣介石對盧漢采取軟硬兼施、打拉結合以拉為主的方針，引誘盧漢繼續為他賣命。
從1948年12月到盧漢起義前，蔣介石讓親信張群四次飛來昆明，拉擾盧漢，1949年7月和12月，蔣介石兩次電召盧漢妻弟龍澤彙到重慶面談，并當場升龍為軍長，以示信任、親近，企望龍影響盧漢；7月和8月，蔣經國、蔣介石先後來昆明“視察”均下榻盧宅，以示親近，寵信有加；9月，電召盧漢赴渝，開始盧有顧慮托詞不去，蔣以大兵壓境和讓張群出面擔保無事，迫盧赴渝，蔣以隆重儀式歡迎，并委盧漢為雲南綏靖主任，允将保安團擴編為兩個正規軍，把在雲南的軍警憲特指揮大權賦予盧漢，交換條件是按蔣特機關要求在昆明進行“整肅”。
根據蔣介石的密旨，特務頭子毛人鳳、徐遠舉、周養浩及沈醉等相繼抵昆，迫使盧漢抓捕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數百人，制造震驚一時的“九九整肅”案。
他們提出二百多人的名單要盧漢執行槍決，妄想通過這—手把盧漢推入自絕于人民的深淵，斷絕盧漢向共産黨靠攏的道路而隻能跟着蔣介石跑。
9月6日，盧漢被迫飛抵重慶。
蔣為消除其顧慮，達到拉攏盧漢的目的，答應雲南問題全權由盧漢處理。
委任盧漢為雲南省綏靖公署主任，掌管國民黨在雲南的軍警憲特的指揮權；準其将現有的保安團擴充為兩個軍，許諾給予一筆撥款和武器裝備。
交換條件是，要盧漢鎮壓雲南革命力量，逮捕共産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調集地方部隊74軍、93軍、配合國民黨第8軍、26軍、89軍向“邊縱”和遊擊根據地進行圍剿。
盧漢從重慶回昆後，雖公開表示擁蔣，大肆進行逮捕鎮壓活動，但已看出國民黨将面臨最後的崩潰，必須為自己留條後路。
10月初，受解放軍總部委派的周體仁第一次會見盧漢，向盧介紹北平解放的經過，用事實說明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消除盧漢的顧慮。
10月中旬，盧漢再次約見周體仁，表示願意起義。
周體仁經過考察确信盧漢有起義的誠意後，才向盧表明他是受解放軍總部委派返滇商談局部和平問題的代表，并轉達中共中央意見，雲南起義的最好時機是解放軍殲滅白崇禧、胡宗南兩個集團軍後，向雲南進軍之時。
對“九九整肅”逮捕的人員，黨組織布置盧漢身邊的軍盟成員向盧漢獻計獻策，慎重處理，防止毛人風借刀殺人，假手行兇：因此，當毛人鳳拿着準備處決的200餘人名單找盧漢批準時，盧表示殺的人太多，且證據不足，草率處理，難以服衆。
毛人鳳為嫁禍于人，急于處理，将要殺的人一減再減，
特别小組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廣交朋友，建立和發展外圍進步組織，先後分别在軍隊、警察中建立“新民主主義同盟”、“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
1948年12月，建立三人統戰小組，次年初再成立三人黨小組，加強對盧漢及其家屬和部屬的統戰工作。
盧漢的三任警衛營長；兩人是共産黨員，一人是“軍盟”成員。
統戰工作采取公開鬥争與隐蔽鬥争相結合、争取進步勢力與瓦解反動頑固勢力相結合、城市和平鬥争與農村武裝鬥争相結合的原則，積極團結争取雲南地方實力派，孤立國民黨嫡系勢力。
中共地下黨組織還派出大量黨員、積極分子深入農村、廠礦、機關、學校、新聞出版、金融财貿等各行各業，廣泛發動群衆，造成反獨裁、反内戰、反饑餓、反迫害和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的社會輿論壓力，促進盧漢的思想、立場轉變。
三大戰役以後，國共和平淡判時，盧漢遠避西南邊陲，靜觀國共兩黨的軍事鬥争，對形勢仍認識不清，仍不相信蔣介石政權會徹底垮台，不相信人民革命會迅速取得全國勝利。
這時，他謀劃三種主意。
其一是，如果國共兩黨以長江劃線，勢均力敵，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那麼他就可以保持雲南的獨立，繼續割據稱雄；其二是，如果蔣介石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頂住了解放軍進軍江南，蔣介石必定會加強對雲南的控制，那麼他就得向蔣介石效忠聽命，繼續拼力，參加反革命内戰；其三是，如果人民解放軍渡江而過，解放全中國，那麼他就率部起義，跟共産黨走。
這些情況表明了盧漢對蔣介石政權還抱有一定程度幻想，對人民革命的本質更缺乏認識，他的思想鬥争很激烈，何去何從，還在猶豫不決。
1949年3月，中央決定從起義滇軍軍官中挑選一批派回雲南，做盧漢及其部屬的工作。
60軍起義後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50軍，張秉昌做了代理參謀長。
由于張與盧漢關系較深，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回雲南做盧漢工作，行前有關領導給他布置任務，要他向盧漢說明目前在盧面前有三條路可供選擇：一是跟蔣介石逃台灣，最後被蔣抛棄；二是逃出國境當“白華”(十月革命後一批敵視革命的俄國人逃離蘇聯，被稱為“白俄”分子，故此引伸那些敵視中國革命而準備外逃的人為“白華”)；三是走曾澤生、潘朔端起義的路。
我們希望盧漢選擇起義這條路。
5月，張秉昌回到昆明，向盧漢傳達了共産黨的意見。
7月，盧漢委張任保安11團團長，9月升為師長。
在張之後，黨組織先後從東北起義滇軍或被俘軍官中，派回團以上軍官五十多人，盧漢對這批軍官一一作了妥善安排。
這個事實說明中國共産黨的統戰工作已取得明顯成效，這批軍官回來，對促成盧漢起義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被解放，南京政府及其政府官員逃到了廣州。
蔣介石垂死掙紮，人民解放軍的前鋒力量已經進抵湖南邊界，若再發動進攻，即可抵達雲南了。
盧漢認為，蔣介石政權失敗，全國的解放隻是時間上的早晚。
同年8月，國民黨的元老派、軍政界赫赫有名的程潛和陳明仁一同在長沙發動了起義。
他們起義後，獲得優禮有加的待遇。
南京的解放，使盧漢心驚膽顫。
蔣介石也抵擋不住解放軍的攻擊，他指揮的滇軍更經不起解放軍的打擊。
湖南和平起義，對他是個鼓勵。
他再不能在歧路上徘徊，要仿效程潛發動起義。
“九九整肅”
蔣介石原本對盧漢就不太放心，現在形勢對自己來說又是急轉直下，已成樹倒猢狲散之勢，就更增添了幾分對盧漢的疑慮。為了穩住盧漢，為自己找到二塊最後的反共基地，蔣介石對盧漢采取軟硬兼施、打拉結合以拉為主的方針，引誘盧漢繼續為他賣命。
從1948年12月到盧漢起義前，蔣介石讓親信張群四次飛來昆明，拉擾盧漢，1949年7月和12月，蔣介石兩次電召盧漢妻弟龍澤彙到重慶面談，并當場升龍為軍長，以示信任、親近，企望龍影響盧漢；7月和8月，蔣經國、蔣介石先後來昆明“視察”均下榻盧宅，以示親近，寵信有加；9月，電召盧漢赴渝，開始盧有顧慮托詞不去，蔣以大兵壓境和讓張群出面擔保無事，迫盧赴渝，蔣以隆重儀式歡迎，并委盧漢為雲南綏靖主任，允将保安團擴編為兩個正規軍，把在雲南的軍警憲特指揮大權賦予盧漢，交換條件是按蔣特機關要求在昆明進行“整肅”。
根據蔣介石的密旨，特務頭子毛人鳳、徐遠舉、周養浩及沈醉等相繼抵昆，迫使盧漢抓捕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數百人，制造震驚一時的“九九整肅”案。
他們提出二百多人的名單要盧漢執行槍決，妄想通過這—手把盧漢推入自絕于人民的深淵，斷絕盧漢向共産黨靠攏的道路而隻能跟着蔣介石跑。
9月6日，盧漢被迫飛抵重慶。
蔣為消除其顧慮，達到拉攏盧漢的目的，答應雲南問題全權由盧漢處理。
委任盧漢為雲南省綏靖公署主任，掌管國民黨在雲南的軍警憲特的指揮權；準其将現有的保安團擴充為兩個軍，許諾給予一筆撥款和武器裝備。
交換條件是，要盧漢鎮壓雲南革命力量，逮捕共産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調集地方部隊74軍、93軍、配合國民黨第8軍、26軍、89軍向“邊縱”和遊擊根據地進行圍剿。
盧漢從重慶回昆後，雖公開表示擁蔣，大肆進行逮捕鎮壓活動，但已看出國民黨将面臨最後的崩潰，必須為自己留條後路。
10月初，受解放軍總部委派的周體仁第一次會見盧漢，向盧介紹北平解放的經過，用事實說明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消除盧漢的顧慮。
10月中旬，盧漢再次約見周體仁，表示願意起義。
周體仁經過考察确信盧漢有起義的誠意後，才向盧表明他是受解放軍總部委派返滇商談局部和平問題的代表，并轉達中共中央意見，雲南起義的最好時機是解放軍殲滅白崇禧、胡宗南兩個集團軍後，向雲南進軍之時。
對“九九整肅”逮捕的人員，黨組織布置盧漢身邊的軍盟成員向盧漢獻計獻策，慎重處理，防止毛人風借刀殺人，假手行兇：因此，當毛人鳳拿着準備處決的200餘人名單找盧漢批準時，盧表示殺的人太多，且證據不足，草率處理，難以服衆。
毛人鳳為嫁禍于人，急于處理，将要殺的人一減再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