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抗戰勝利後昆明的形勢 第01章 蔣介石武力改組雲南政府，盧漢忍辱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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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省府，都要受檢查了。
經過力争、哀求，對方也考慮不可一下做得太絕，才勉強同意将警衛營留給盧漢。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黃代省主席的期間，蔣介石、李宗黃已把他們的人大批安插在各個要害部門，為李宗黃正式任主席作好了準備。
當時有所謂“五人核心小組”，即李宗黃本人和他的親信伍純武(省府秘書長)、申慶壁(省府主任秘書)、甯伯晉(國民黨省黨部書記)與蔣公亮(民政廳主任秘書)，一切陰謀計劃多經五人小組事先敲定。
由于“一二·一”民主運動，李宗黃被趕下台，五人小組亦不複存在，但各廳局、各專縣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們的人手中，CC特務(即中統特務)無孔不入，橫行猖獗，盧漢要按自己的想法辦事、安排人，困難重重。
如盧漢任用親近自己的楊适生做省府主任秘書，蔣介石和李宗黃的親信張邦翰(繼李之後出任民政廳長)等就掀起波瀾，大作文章，打擊排斥。
張在省府會議上公開誣陷楊适生是“貪污集團骨幹”，聲稱若楊任主任秘書，他們“羞與為伍”，迫使盧漢不得不讓楊适生暫時回避。
再比如盧漢委任嚴中英、楊炳麟、餘建勳等原第一集團軍軍官到一些地區去分任縣長、專員，張邦翰也從中梗阻，大罵這些軍官“隻會玩槍杆子，不懂行政也要來當行政官。
”利用民政廳長的職權(解放前民政廳握有一定的州縣官任免人事權)，橫加幹預，妄想阻攔。
财政方面，原财政廳長陸崇仁已随龍雲一起垮台，會計長華秀聲接掌财政廳。
一來行政組織能力稍有欠缺，二來不屬蔣李嫡系，雲南财權很快落入蔣李親信趙恩巨、厲德寅(他們原來就在稅務、銀行部門任職)等人手中，盧漢和省政府的經費也要受其控制，連龍雲時代儲存在昆明海源寺後山新華洞的物資，蔣幫封存之後也是交由任雲南省稅務局長的趙恩巨監管，盧漢的省政府不得過問。
與此同時，雲南所有外彙儲備結存也完全被凍結，盧漢政府分文不準開支。
作為一省之長的盧漢，上台伊始，處于要兵無兵，當政無權，理财無錢的境地。
這種情況能長久維持下去嗎？這怎能不使盧漢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産生懷疑而逐漸滋生不滿，乃至反抗的情緒呢？不過，盧漢還是很機靈的，他深知自己眼前處境，沒有任何本錢與人抗争，隻能忍耐，以待時機，慢慢發展。
不但如此，還要盡可能表現得使蔣介石放心、滿意，消除猜疑。
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後發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難即刻就會降臨。
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時的盧漢，處境确實艱難。
盧漢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壯大自己的機會，巧妙地進行活動，與蔣介石周旋。
第一個機遇是184師起義，蔣介石要他去東北安撫其餘滇軍。
1946年5月30日，滇軍第60軍第184師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于遼甯海城起義，投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行列。
這是解放戰争時期起義較早的國民黨軍隊，對革命有巨大影響，對蔣介石震動也很大。
蔣介石在震驚之餘，不得不考慮稍微改變一點對付盧漢和雲南的既定方針。
他原來的方針是完全剝奪盧漢兵權，把國民黨中央的法西斯專制統洽貫徹到雲南城鄉。
現在184師在調進東北剛滿一個月的時間就宣布起義，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與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軍也跟着步184師的後塵，别的雜牌軍又步雲南軍的後塵，那怎麼得了？看來光給盧漢一個空頭省主席不行了，還得放點實權給他，同時也利用他的威望和影響來羁絆滇軍官兵，穩住内戰前線陣腳。
所以蔣介石急電盧漢到南京商量赴東北安慰滇軍事宜。
盧漢抓住良機，東北之行往返均在南京小住，一來對蔣表示忠順，使蔣對自已有個好印象；二是争取蔣介石适當放權。
果然，蔣三次接見盧漢，并約盧漢上廬山休息長談，國民黨中央政權行政院等各個軍政部門的頭目都争着宴請盧漢，各報紙也争相吹捧盧漢如何了得。
盧漢這次活動是成功的，為他後來勢力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第二個機遇是“李聞慘案”。
李公樸、聞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全國都有很大影響。
由于他們反對内戰，反對法西斯專制，1946年7月被蔣介石指使特務暗殺于昆明。
事件發生，舉國一緻同聲譴責蔣幫，矛頭直指蔣介石及其在雲南的代理人——雲南警備司令霍揆彰。
不得已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來昆明坐鎮處理此案。
按照蔣介石旨意，顧祝同在昆明導演了一出“懲兇”的假戲，殺了“兇手”，免了霍揆彰的警備司令一職，以副司令何紹周任司令，四個保安大隊撥歸盧漢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指揮。
盧漢明知處理有假，但裝作不知，故意不予幹預，好讓顧祝同演戲，以赢得顧的好感而支持自己的發展。
盧漢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案子了結後顧祝同說：“盧主席對此案不作任何主張，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順利完成，我很感謝。
”相信蔣介石也是很滿意的。
顧還提議建立雲南綏靖公署，以盧漢兼主任，統轄全省軍政，包括何紹周任司令的警備司令部也歸盧漢指揮。
何紹周見盧漢有中央大員支持，立刻表态說：他要“尊重老前輩”，與盧主席精誠團結。
成立綏靖公署的方案雖蔣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後遭到陳誠反對，蔣介石通令暫緩成立，并讓何應欽函示何紹周(何應欽之侄，已過繼給何應欽)以私人關系，尊重老前輩，服從盧漢指揮。
這樣，雖然綏靖公署暫緩設立，但盧漢已獲得很大實權，從此他已不再是空頭主席和光杆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實權将四個保安大隊擴編為四個保安團，在此基礎上，短短一兩年，保安團由四個發展成十幾個，擴編為三個保安旅。
可以說，“李聞慘案”的發生成為盧漢重掌實權的轉折點。
第三個機遇是利用張群設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而苦于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時候，盧漢積極支持他，讓張在中央替自己撐腰，設法搞掉何紹周，把雲南的軍政警憲實權控制在手。
如果說前兩個機遇是别人制造而自己抓住應用的話，那麼這第三次機遇則完完全全是盧漢自己尋找到而加經巧妙應用的。
1948年11月，為迎合蔣介石以西南為最後反共基地的需要，張群在四川組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希望得到西南各省支持。
四川、西康的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王陵基等人，口頭支持，行動不積極，張群對此很不愉快。
盧漢得知，立即緻電張群，表示贊同設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并擁戴張群為長官。
張群得電，喜出望外，為鼓勵川、康、黔省的軍政首腦效法，張群偕夫人邀上述三省負責人齊到盧漢家商談，盧、張之間原有友情又增進了幾分。
此後張群常常在蔣介石耳邊替盧漢吹暖風，說好話，打包票，這不是沒有緣由的。
前面說的雲南拟設綏靖公署一案，因陳誠等的阻攔，遲遲未能建立；何紹周的所謂以私人關系服從盧漢也隻是一句臨時敷衍的話，況且他有何應欽這個大老闆當後台，更是有恃無恐，胡作非為，久而久之眼裡哪還有盧漢，甚至連早先開口閉口總念個不完的“尊重老前輩”的話，現在也恥于出口了；加上深知蔣介石絕對不會容許盧漢成為第二個龍雲，所以，何紹周越來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許多該事前向盧漢請示報告的事，他背着盧漢就自作主張地幹了，事後也不報告。
如所謂剿匪、抓人之類，很多都是自行決定幹的，尤其讓盧漢痛心的是，他背着盧漢私自将解決龍雲時所收繳的大量好武器運出雲南，不給盧漢的部隊使用。
何紹周還以“緝私”為手段，把獲得的大批走私品，特别是大煙，占為已有，任意揮霍。
雲南人民對何紹周恨之入骨，盧漢也認為何是蔣介石安在雲南的釘子，應找機會除掉。
張群、盧漢關系進一步密切之後，盧常在張面前揭何紹周的短，讓張向蔣介石建議，把何紹
經過力争、哀求，對方也考慮不可一下做得太絕，才勉強同意将警衛營留給盧漢。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黃代省主席的期間，蔣介石、李宗黃已把他們的人大批安插在各個要害部門，為李宗黃正式任主席作好了準備。
當時有所謂“五人核心小組”，即李宗黃本人和他的親信伍純武(省府秘書長)、申慶壁(省府主任秘書)、甯伯晉(國民黨省黨部書記)與蔣公亮(民政廳主任秘書)，一切陰謀計劃多經五人小組事先敲定。
由于“一二·一”民主運動，李宗黃被趕下台，五人小組亦不複存在，但各廳局、各專縣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們的人手中，CC特務(即中統特務)無孔不入，橫行猖獗，盧漢要按自己的想法辦事、安排人，困難重重。
如盧漢任用親近自己的楊适生做省府主任秘書，蔣介石和李宗黃的親信張邦翰(繼李之後出任民政廳長)等就掀起波瀾，大作文章，打擊排斥。
張在省府會議上公開誣陷楊适生是“貪污集團骨幹”，聲稱若楊任主任秘書，他們“羞與為伍”，迫使盧漢不得不讓楊适生暫時回避。
再比如盧漢委任嚴中英、楊炳麟、餘建勳等原第一集團軍軍官到一些地區去分任縣長、專員，張邦翰也從中梗阻，大罵這些軍官“隻會玩槍杆子，不懂行政也要來當行政官。
”利用民政廳長的職權(解放前民政廳握有一定的州縣官任免人事權)，橫加幹預，妄想阻攔。
财政方面，原财政廳長陸崇仁已随龍雲一起垮台，會計長華秀聲接掌财政廳。
一來行政組織能力稍有欠缺，二來不屬蔣李嫡系，雲南财權很快落入蔣李親信趙恩巨、厲德寅(他們原來就在稅務、銀行部門任職)等人手中，盧漢和省政府的經費也要受其控制，連龍雲時代儲存在昆明海源寺後山新華洞的物資，蔣幫封存之後也是交由任雲南省稅務局長的趙恩巨監管，盧漢的省政府不得過問。
與此同時，雲南所有外彙儲備結存也完全被凍結，盧漢政府分文不準開支。
作為一省之長的盧漢，上台伊始，處于要兵無兵，當政無權，理财無錢的境地。
這種情況能長久維持下去嗎？這怎能不使盧漢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産生懷疑而逐漸滋生不滿，乃至反抗的情緒呢？不過，盧漢還是很機靈的，他深知自己眼前處境，沒有任何本錢與人抗争，隻能忍耐，以待時機，慢慢發展。
不但如此，還要盡可能表現得使蔣介石放心、滿意，消除猜疑。
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後發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難即刻就會降臨。
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時的盧漢，處境确實艱難。
抓機遇壯大自己
果然不出所料，盧漢日夜盼望的機遇，很快就接二連三的到來了。盧漢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壯大自己的機會，巧妙地進行活動，與蔣介石周旋。
第一個機遇是184師起義，蔣介石要他去東北安撫其餘滇軍。
1946年5月30日，滇軍第60軍第184師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于遼甯海城起義，投入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行列。
這是解放戰争時期起義較早的國民黨軍隊，對革命有巨大影響，對蔣介石震動也很大。
蔣介石在震驚之餘，不得不考慮稍微改變一點對付盧漢和雲南的既定方針。
他原來的方針是完全剝奪盧漢兵權，把國民黨中央的法西斯專制統洽貫徹到雲南城鄉。
現在184師在調進東北剛滿一個月的時間就宣布起義，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與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軍也跟着步184師的後塵，别的雜牌軍又步雲南軍的後塵，那怎麼得了？看來光給盧漢一個空頭省主席不行了，還得放點實權給他，同時也利用他的威望和影響來羁絆滇軍官兵，穩住内戰前線陣腳。
所以蔣介石急電盧漢到南京商量赴東北安慰滇軍事宜。
盧漢抓住良機，東北之行往返均在南京小住，一來對蔣表示忠順，使蔣對自已有個好印象；二是争取蔣介石适當放權。
果然，蔣三次接見盧漢，并約盧漢上廬山休息長談，國民黨中央政權行政院等各個軍政部門的頭目都争着宴請盧漢，各報紙也争相吹捧盧漢如何了得。
盧漢這次活動是成功的，為他後來勢力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第二個機遇是“李聞慘案”。
李公樸、聞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全國都有很大影響。
由于他們反對内戰，反對法西斯專制，1946年7月被蔣介石指使特務暗殺于昆明。
事件發生，舉國一緻同聲譴責蔣幫，矛頭直指蔣介石及其在雲南的代理人——雲南警備司令霍揆彰。
不得已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顧祝同來昆明坐鎮處理此案。
按照蔣介石旨意，顧祝同在昆明導演了一出“懲兇”的假戲，殺了“兇手”，免了霍揆彰的警備司令一職，以副司令何紹周任司令，四個保安大隊撥歸盧漢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指揮。
盧漢明知處理有假，但裝作不知，故意不予幹預，好讓顧祝同演戲，以赢得顧的好感而支持自己的發展。
盧漢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案子了結後顧祝同說：“盧主席對此案不作任何主張，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順利完成，我很感謝。
”相信蔣介石也是很滿意的。
顧還提議建立雲南綏靖公署，以盧漢兼主任，統轄全省軍政，包括何紹周任司令的警備司令部也歸盧漢指揮。
何紹周見盧漢有中央大員支持，立刻表态說：他要“尊重老前輩”，與盧主席精誠團結。
成立綏靖公署的方案雖蔣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後遭到陳誠反對，蔣介石通令暫緩成立，并讓何應欽函示何紹周(何應欽之侄，已過繼給何應欽)以私人關系，尊重老前輩，服從盧漢指揮。
這樣，雖然綏靖公署暫緩設立，但盧漢已獲得很大實權，從此他已不再是空頭主席和光杆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實權将四個保安大隊擴編為四個保安團，在此基礎上，短短一兩年，保安團由四個發展成十幾個，擴編為三個保安旅。
可以說，“李聞慘案”的發生成為盧漢重掌實權的轉折點。
第三個機遇是利用張群設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而苦于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時候，盧漢積極支持他，讓張在中央替自己撐腰，設法搞掉何紹周，把雲南的軍政警憲實權控制在手。
如果說前兩個機遇是别人制造而自己抓住應用的話，那麼這第三次機遇則完完全全是盧漢自己尋找到而加經巧妙應用的。
1948年11月，為迎合蔣介石以西南為最後反共基地的需要，張群在四川組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希望得到西南各省支持。
四川、西康的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王陵基等人，口頭支持，行動不積極，張群對此很不愉快。
盧漢得知，立即緻電張群，表示贊同設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并擁戴張群為長官。
張群得電，喜出望外，為鼓勵川、康、黔省的軍政首腦效法，張群偕夫人邀上述三省負責人齊到盧漢家商談，盧、張之間原有友情又增進了幾分。
此後張群常常在蔣介石耳邊替盧漢吹暖風，說好話，打包票，這不是沒有緣由的。
前面說的雲南拟設綏靖公署一案，因陳誠等的阻攔，遲遲未能建立；何紹周的所謂以私人關系服從盧漢也隻是一句臨時敷衍的話，況且他有何應欽這個大老闆當後台，更是有恃無恐，胡作非為，久而久之眼裡哪還有盧漢，甚至連早先開口閉口總念個不完的“尊重老前輩”的話，現在也恥于出口了；加上深知蔣介石絕對不會容許盧漢成為第二個龍雲，所以，何紹周越來越橫行霸道，為所欲為，許多該事前向盧漢請示報告的事，他背着盧漢就自作主張地幹了，事後也不報告。
如所謂剿匪、抓人之類，很多都是自行決定幹的，尤其讓盧漢痛心的是，他背着盧漢私自将解決龍雲時所收繳的大量好武器運出雲南，不給盧漢的部隊使用。
何紹周還以“緝私”為手段，把獲得的大批走私品，特别是大煙，占為已有，任意揮霍。
雲南人民對何紹周恨之入骨，盧漢也認為何是蔣介石安在雲南的釘子，應找機會除掉。
張群、盧漢關系進一步密切之後，盧常在張面前揭何紹周的短，讓張向蔣介石建議，把何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