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解放前夜的上海 第02章 沒有硝煙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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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解放軍的任務時，才能勝利，将來解放後接受黨第一線，也即是最重要的前線的任務。
二、由于我軍事上已占絕對的優勢，敵在政治社會各方面，已陷于嚴重崩潰狀态，人民對解放軍渡江的熱烈盼望，所以京滬地區基本上是可以很迅速同時獲得解放，或者南京先解放，經過一個短時期，配着政治鬥争，再解放上海。
敵人長期固守上海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但是在解放過程中，美帝用各種方式來阻撓解放軍前進，威脅人民，還是應該警惕，而與［予］以及時揭穿和打擊的。
雖然國民黨已決定了必敗的命運，但它必然會反動、頑固到底，一直到全部失敗為止。
它現在所采取的垂死掙紮是：1．除了盡量搬運、消耗、變賣、隐藏重要物資外，還在準備盡量破壞其餘來不及搬運的重要物資和重要建設，企圖在物質上造成我黨和人民的重大困難；2．推行着一種拆爛污的政策，而故意提高職工底薪(如中紡、四行、大學教授等)。
這不是在經濟上，而已在政治上種下毒素，使職工與知識分子對新民主政權發生反感與對立；3．在組織上盡量不擇手段地破壞革命的隊伍，妄想以此苟延殘喘；4．埋伏特務的點線，以便繼續其反革命的地下活動。
當然，這些都是無濟于事的，在強大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下、在空前高漲的大革命力量下，會被壓得粉碎的。
三、我們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漲的革命情緒，迅速的、勇敢的、有組織的把已發展的群衆運動，從思想上、政治上及組織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和統一起來，對準敵人的分崩離析(猜疑、恐懼、動搖、混亂等弱點)，予以重重的打擊，不斷擴大敵人的失敗情緒，使其進一步的瓦解來順利的完成裡應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
為此就必須要使每個同志與有組織的群衆，站在一定的戰鬥崗位，分配其具體的戰鬥任務，使群衆組織戰鬥化，加強群衆團體的統一和領導，使群衆運動真正能提高到實現真和平，為歡迎解放軍，配合解放的任務。
為此就必須認真的來準備黨内外各種幹部，了解幹部，掌握幹部，培養群衆領袖和各種新民主建設人才。
同時也必須抓緊時機，發展重點部門的力量，争取時間來研究黨的政策，和連系到具體工作準備各種方案，以應明天的需要。
最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目前，更需要有清醒的頭腦，認識國民黨極端反動的本質。
它臨死的時候還必然會做拼命的掙紮，對人民革命隊伍進行瘋狂的殘殺。
所以必須策略靈活，細心的有準備的領導群衆運動，緊密的依靠群衆，來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以便條件成熟，有更充足雄厚的力量來徹底全面的消滅敵人。
四、因此對各方面要求有具體工作的表現： (一)對人民團體聯合會，除要百分之百發揮其對上海群衆運動的政治上思想上領導作用外，應對那些尚沒有黨領導的群衆團體，進行連絡和組織工作，起推動和領導作用。
特别是要把目前的群衆運動提高到與要求局部和平相結合起來，又深入地準備接管工作相結合起來，使上海的解放真正成為廣大人民自己翻身的人民解放運動。
要策動各界對解放軍的精神和物質的慰勞工作。
其次要反映和研究各階層人民的思想生活動态，以便進行我黨的政策。
(二)對工人運動，以工協等名義統一上海工人運動，領導工人完成保護工廠、物資、機器之首要任務。
采取具體辦法，防止破壞、遷移、盜竊，尤其是駐軍的破壞，盡量保證解放後立即恢複生産。
其次準備足夠的熟練人員，以便在必要時(敵死守時)，對那些敵人可能利用為作戰的工業、兵工、軍服、運輸、水電、通訊等加以技術上的破壞。
這樣既能打擊敵人，又能在解放後立即恢複原狀。
(三)對學生運動，以最大限度擴大學聯在大、中、小學校中的政治影響和組織作用，形成上海大、中、小學生的總聯合，組織各式各樣的成千成萬的宣傳隊、糾察隊、救護隊、歌詠隊、秧歌隊、戲劇隊等。
學生的活動應深入到職工中，廣泛到各弄堂，公共場所中，隻有學生和職工的密切結合，才能發揮上海人民的真實力量來。
其次，分一部力量負責保護學校及一切教育設備的完整。
再者，準備大批得力幹部，供軍管會的急需。
(四)對職員們，以職協或以百貨郵電等企業為中心，團結各重要機關商行的職員，負起保護機關企業、物資檔案的任務，并積極的直接的參加接管工作。
組織宣傳隊，向商号，街道的無組織店員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五)對教職員們，通過學生家長及地方士紳，在學校中，尤其在地區裡弄内，對一般無組織市民，積極進行關于我黨政軍各項政策的解釋和說服工作，以便掃除市民由于習慣和傳統關系尚遺留有對我某些誤解，對地方市民尤其對反革命分子的動态，繼續作切實的調研工作。
其次，負責保護學校教育設施，并協助接管。
(六)對技術人員，号召全體會員及技術人員積極參加接管工作。
特别在技術上用積極負責的精神，協助軍管機關迅速恢複生産。
其次，放手團結廣大的技術人員與科學工作者，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七)對警察們，配合人民團體，協助群衆糾察隊維持地方治安，保證地方不被反革命分子擾亂與破壞，對反動分子給以及時的警告與監視。
動員警察與消防隊準備随時出發防止地方上可能發生之意外事件。
(八)郊區工作，積極偵察敵情，建立有保證的交通網，以便随時報告我軍和地方黨。
當戰争發生于城郊之間，應設法對敵人可能利用作戰之工具、交通工具等(如重要橋梁)加以破壞。
動員農民協助我軍，如向導、給養、擔架、運輸等更應義不容辭。
解放後組織郊區農民，立即恢複城鄉連系，保證菜蔬等供給城市需要。
(九)以工人、學生、職員為骨幹，組織群衆糾察隊(護廠隊、防護隊、地區自衛隊等)，除留一部保護本産業、機關、學校外，應有統一的可以擔任維持地方治安的糾察隊。
糾察隊的任務是：1.保護工廠、學校及重要建設，應接管的對象；2．維持地方革命秩序，阻止一切意外事件；3．必要時共同出發維持全市秩序；4．監視特務戰犯，協助逮捕首要戰犯及反革命的現行犯；5．協助解放軍作向導及其他需要；6.在敵軍瓦解時，奪取敵軍武器，武裝自己及群衆；7．必要時轉變為人民參加解放軍的先鋒。
(十)對文化宣傳工作，負責準備出版報紙，印行小冊子，宣言等，利用廣播電台等工具，進行有效的宣傳工作。
在宣傳上清算國民黨反動罪行，宣揚我黨革命政策，擴大我黨政軍影響及威望；宣傳上海解放是人民大翻身，作社會的主人，号召人民組織起來，擁護我黨我政我軍，執行革命政策。
我們宣傳口号：1．歡迎解放軍；2．擁護解放軍；3．解放軍是保衛和平的武器；4．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5．解放軍到那裡，那裡就有和平；6．擁護共産黨；7：擁護人民領袖毛主席等等。
(十一)對接管準備工作，把工作中心從調研轉到具體的組織布署上，資料集中，幹部統一，提出初步關于接管的意見。
負責籌劃軍管會人員的供應工作；準備接收後的物資與人才，立即為解放軍與人民服務。
(十二)對策反工作，再接再勵加強現有基礎，使對解放事業能發揮有效作用，負責關于接管軍事機關的資料和計劃，負責計劃解放軍的供應工作。
為着完成上述的緊急任務起見，茲号召我黨同志和周圍的積極分子，真正的總動員起來：必須改變自己日常的工作方式和生活形态，即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把握政策，立場上嚴肅而又大膽負責，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掃除那些拖泥帶水的現象，保證自己能夠名符其實的，适應于戰鬥環境，處于革命戰士的地位，抛開一切職業與家庭的阻礙，集中全力及時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們對敵人應有勇敢、再勇敢的猛攻精神，予以徹底擊毀；而對自己要戒驕戒燥，對人民解放事業抱着謙虛、謹慎、熱誠，團結人民嚴格的整饬自己，警惕自己，防止思想上可能産生的傾向。
肅清舊社會殘存的傳統習慣和意識，如擺勝利架子，盛氣淩人，官僚主義，腐化軟化等傾向。
隻有如此，才能克服困難，争取勝利，也隻有如此，才能就現有的基礎上千百倍的擴大自己的力量，完成曆史的任務。
四月八日
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南京區代理中将視察組長張力化和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校作戰科長王之師在地下黨的策動下，把《保衛大上海作戰計劃》以及所附的上海地區全部防禦陣地、工事構築、兵力配備圖，及時傳遞給了地下黨。
上海市工務局長趙祖康在1949年2月4日與地下黨接上關系之後，以研究建橋情況為由，從工務局裡拿出了《市郊大橋地址圖》。
附上上海市區地圖，一齊送給了地下黨。
中共黨員錢相摩，解放前夕在上海建立了40多個情報聯絡點，搜集到大量軍事、政治情報。
1949年5月10日不幸被捕，21日犧牲于閘北宋公園 除了通過打入敵人心髒的人員獲取國民黨的核心機密之外，上海地下黨還通過所有的支部，全力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
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黨員和幹部，都有具體的調查任務，并指定了專人綜合整理。
這些調查包括各個工廠、企業、機關、學校的設備、資财，單位裡的政治情況，國民黨員、特務的名單等政治、經濟、組織各方面的内容。
通常情況下，這些情報一式幾份，一份留支部，準備一解放就交給前來接管的解放軍；一份逐級上交，由地下黨市委彙集後送交解放區。
後面提到的丹陽集訓時接管幹部用來熟悉上海情況的材料，很大一部分資料就是來源于這些情報。
策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工作也是捷報頻傳。
《申報》1949年2月17日關于江灣軍械庫起火爆炸的報道1月30日，國民黨空軍飛行員李筠等5人奪取C47運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濟南。
2月3日，張雨農等4人駕B24重型轟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解放區。
2月19日，徐駿英等4人駕駛C46運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濟南，3月7日，王玉柯、劉繼廣、禹慶雲等駕駛蚊式戰鬥機起義，由上海飛往石家莊。
4月9日，沈濟世等7人駕駛C46運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濟南。
幾個月的時間裡，國民黨空軍人員一共駕駛了20餘架飛機起義。
2月16日，中共地下黨通過國民黨軍工署駐滬第五軍火庫工兵組長趙聚能，将江灣軍火庫炸毀。
爆炸聲震動的，豈隻是這一方土地。
不久，一起更大的震動爆發了。
2月25日淩晨，國民黨海軍排水量最大、航速最快、火力最強的巡洋艦重慶号，在吳淞口起義，開往解放區煙台。
重慶号是抗戰勝利後，英國政府送給國民黨政府的。
1948年底，艦上一些思想比較激進的下級軍官目睹國民黨的腐敗，暗中聯絡官兵40餘人組成了起義的中堅力量。
他們積極尋找黨的地下組織，終于同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的人員取得了聯系，根據黨的指示起草了一個行動計劃。
1949年初，國民黨把許多國庫物資運到艦上，所有起義人員都意識到随時有奉命開往台灣的可能，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原定是2月26日發動，一部分人等不及了，在24日深夜就開始了行動：除了艦長鄧兆祥，所有沒有參預起義籌備的軍官都被關押在後甲闆的艙室裡，而鄧兆祥則在起義軍官和士兵的動員下，最終加入了起義者的行列，指揮重慶号駛出了吳淞口，于26日到達煙台，投入了人民的懷抱。
4月間，上海及附近地區還發生了兩起成建制的國民黨軍隊的起義。
一起是原國防部陸軍預備幹部局代理局長兼預備幹部訓練總隊第一總隊長賈亦斌在地下黨指揮下，率部4000人在嘉興起義。
雖然起義部隊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下未能達到預定目的地，由于賈亦斌在一般人眼中，本來是蔣經國的親信，預備總隊也被看作是“太子軍”，它在國民黨内部造成的影響至為深重。
另一起起義成功了。
4月初，國民黨政府的國防部命令在上海的傘兵總隊第三團于4月13日移駐福州。
該團是蔣介石的嫡系，全副美式裝備，但是團長劉農竣早在1948年底已被地下黨策反，原本準備在解放軍進攻上海時起義，這次接到命令，馬上與地下黨方面取得聯系。
4月15日，該團2500人乘坐的載重3000噸的中字102号坦克登陸艦，在劉農竣率領下，連同随艦裝載的100多門火炮等軍械，沒有南下福州，卻按照與策反委員會聯絡人商定的計劃，安全抵達解放區内的連雲港。
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錢昌照，為資源委員會的發展出過不少力。
上海解放後不久，他從國外回到祖國，參加了新政協。
除了軍隊，地下黨的策反工作也做到了一些國民黨的政府官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身上。
資源委員會是國民黨政府負責工礦事業建設和管理的機構，1949年時管轄全國國營的各行業121家總公司和事業機構，下屬近千個生産企業，擁有技術和管理人員3．2萬餘人，技術工人22萬餘人。
可以說，它集中了舊中國的工業基礎和技術人才的精華。
它的各級負責人，都是技術專家、知識分子，懷着“工業救國”的信念，為中國的工業開發出過力，但是國民黨的腐敗，使以孫越崎為首的資委會領導人感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不能再跟随下去，隻有投向共産黨一條出路。
此時，地下黨通過關系，向資委會正副委員長孫越崎、吳兆洪宣傳黨的政策，動員他們不要南遷。
孫越崎等正在尋找共産黨的關系，得知地下黨有此意見，特别高興。
1949年1月初，蔣介石曾經下令孫越崎，将從美國進口的南京無線電廠、有線電廠、高壓電瓷廠、電燈泡廠和馬鞍山工具機廠的設備拆遷台灣。
馬鞍山廠的設備已經拆下裝上輪船，停在長江上，準備等其餘4個廠的設備一起運往台灣。
聽到地下黨的意見，孫越崎決定讓馬鞍山廠的設備運到上海，不去台灣了；已經拆下的其餘4個廠的設備即日搬回原處，複工生産。
1月底、2月初，資委會本部和幾個總管理機構的主要幹部和技術人員，由吳兆洪率領，分批到達上海，随帶印信、重要檔案、資金、帳冊、總電台等，實際上把它們搬到了上海等待解放。
孫、吳等人還派代表要求會晤地下黨負責人。
當時，湯恩伯嚴令資委會疏運物資。
地下黨負責人在同孫、吳的代表會晤時指出，共産黨不作強人所難的事，湯恩伯既然看重物資，那我們能留則留，不能留就讓他運走些；人第一，物第二，保全人是最要緊的，以後按你們的步驟進行，注意安全。
孫、吳等人得到黨的支持，在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多次抗拒了國民黨軍、政、特幾個系統催逼他們撤退物資、人員赴台的壓力。
孫越崎在南京、廣州作掩護，吳兆洪在上海主持，動用該會曆年積累起來的400萬美元接濟全國廠礦企業所需生産和應變資金，不僅保全了大批工業企業、70餘座存滿各種物資的倉庫和10萬噸原油，還從台灣運來1．6萬噸食糖。
資源委員會衆多機構和30多萬人員，終于留在了大陸，迎接解放。
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了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和平條件。
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的千餘公裡長的戰線上橫渡長江，23日，占領國民黨政府的巢穴南京，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再也按捺不住，就在南京解放的當天，離開他居住的溪口，匆匆趕往他的發家之地上海。
26日，蔣介石趕到上海的當天，就緊急召見了一批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其中包括國防部長徐永昌、參謀總長顧祝同、空軍司令周至柔、海軍司令桂永清、聯勤總司令郭忏、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保密局長毛人鳳、内政部長谷正綱、上海市代理市長陳良。
從表面上看，蔣介石的上海之行，是為了給在上海的部下打氣。
蔣介石還在幻想，如同抗日戰争初起時那樣，僅僅在北方有戰事，英美等國無動于衷，一旦上海也有戰事，這些國家就不會袖手旁觀了。
他寄希望于上海的戰事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蔣介石叫嚷：”從現在開始，黨政軍一切行動都将圍繞保衛大上海。
”4月28日，蔣介石還親巡上海市區，為駐守上海的國民黨軍隊鼓氣，“穩定社會心理”。
同一天，上海各家報紙發表注明“溪口27日電”的《蔣總裁告全國同胞書》。
在這篇文告中，蔣介石大言不慚：“11年前南京的撤守，正是我們抗日戰争的起點；今日南京的撤守，更成為我們中國反共鬥争唯一的轉機。
” 實際上，蔣介石自己也明白，今非昔比，想在上海扭轉乾坤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他來上海的真正目的，無非是催促已經在進行的搶運物資去台灣一事加緊再加緊。
從1948年12月1日起，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将黃金白銀運往台灣，2月10日，他想起中央信托局有一箱價值一二百萬美元的珠寶，馬上就派蔣經國到上海去
二、由于我軍事上已占絕對的優勢，敵在政治社會各方面，已陷于嚴重崩潰狀态，人民對解放軍渡江的熱烈盼望，所以京滬地區基本上是可以很迅速同時獲得解放，或者南京先解放，經過一個短時期，配着政治鬥争，再解放上海。
敵人長期固守上海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但是在解放過程中，美帝用各種方式來阻撓解放軍前進，威脅人民，還是應該警惕，而與［予］以及時揭穿和打擊的。
雖然國民黨已決定了必敗的命運，但它必然會反動、頑固到底，一直到全部失敗為止。
它現在所采取的垂死掙紮是：1．除了盡量搬運、消耗、變賣、隐藏重要物資外，還在準備盡量破壞其餘來不及搬運的重要物資和重要建設，企圖在物質上造成我黨和人民的重大困難；2．推行着一種拆爛污的政策，而故意提高職工底薪(如中紡、四行、大學教授等)。
這不是在經濟上，而已在政治上種下毒素，使職工與知識分子對新民主政權發生反感與對立；3．在組織上盡量不擇手段地破壞革命的隊伍，妄想以此苟延殘喘；4．埋伏特務的點線，以便繼續其反革命的地下活動。
當然，這些都是無濟于事的，在強大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下、在空前高漲的大革命力量下，會被壓得粉碎的。
三、我們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漲的革命情緒，迅速的、勇敢的、有組織的把已發展的群衆運動，從思想上、政治上及組織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和統一起來，對準敵人的分崩離析(猜疑、恐懼、動搖、混亂等弱點)，予以重重的打擊，不斷擴大敵人的失敗情緒，使其進一步的瓦解來順利的完成裡應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
為此就必須要使每個同志與有組織的群衆，站在一定的戰鬥崗位，分配其具體的戰鬥任務，使群衆組織戰鬥化，加強群衆團體的統一和領導，使群衆運動真正能提高到實現真和平，為歡迎解放軍，配合解放的任務。
為此就必須認真的來準備黨内外各種幹部，了解幹部，掌握幹部，培養群衆領袖和各種新民主建設人才。
同時也必須抓緊時機，發展重點部門的力量，争取時間來研究黨的政策，和連系到具體工作準備各種方案，以應明天的需要。
最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目前，更需要有清醒的頭腦，認識國民黨極端反動的本質。
它臨死的時候還必然會做拼命的掙紮，對人民革命隊伍進行瘋狂的殘殺。
所以必須策略靈活，細心的有準備的領導群衆運動，緊密的依靠群衆，來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以便條件成熟，有更充足雄厚的力量來徹底全面的消滅敵人。
四、因此對各方面要求有具體工作的表現： (一)對人民團體聯合會，除要百分之百發揮其對上海群衆運動的政治上思想上領導作用外，應對那些尚沒有黨領導的群衆團體，進行連絡和組織工作，起推動和領導作用。
特别是要把目前的群衆運動提高到與要求局部和平相結合起來，又深入地準備接管工作相結合起來，使上海的解放真正成為廣大人民自己翻身的人民解放運動。
要策動各界對解放軍的精神和物質的慰勞工作。
其次要反映和研究各階層人民的思想生活動态，以便進行我黨的政策。
(二)對工人運動，以工協等名義統一上海工人運動，領導工人完成保護工廠、物資、機器之首要任務。
采取具體辦法，防止破壞、遷移、盜竊，尤其是駐軍的破壞，盡量保證解放後立即恢複生産。
其次準備足夠的熟練人員，以便在必要時(敵死守時)，對那些敵人可能利用為作戰的工業、兵工、軍服、運輸、水電、通訊等加以技術上的破壞。
這樣既能打擊敵人，又能在解放後立即恢複原狀。
(三)對學生運動，以最大限度擴大學聯在大、中、小學校中的政治影響和組織作用，形成上海大、中、小學生的總聯合，組織各式各樣的成千成萬的宣傳隊、糾察隊、救護隊、歌詠隊、秧歌隊、戲劇隊等。
學生的活動應深入到職工中，廣泛到各弄堂，公共場所中，隻有學生和職工的密切結合，才能發揮上海人民的真實力量來。
其次，分一部力量負責保護學校及一切教育設備的完整。
再者，準備大批得力幹部，供軍管會的急需。
(四)對職員們，以職協或以百貨郵電等企業為中心，團結各重要機關商行的職員，負起保護機關企業、物資檔案的任務，并積極的直接的參加接管工作。
組織宣傳隊，向商号，街道的無組織店員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五)對教職員們，通過學生家長及地方士紳，在學校中，尤其在地區裡弄内，對一般無組織市民，積極進行關于我黨政軍各項政策的解釋和說服工作，以便掃除市民由于習慣和傳統關系尚遺留有對我某些誤解，對地方市民尤其對反革命分子的動态，繼續作切實的調研工作。
其次，負責保護學校教育設施，并協助接管。
(六)對技術人員，号召全體會員及技術人員積極參加接管工作。
特别在技術上用積極負責的精神，協助軍管機關迅速恢複生産。
其次，放手團結廣大的技術人員與科學工作者，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七)對警察們，配合人民團體，協助群衆糾察隊維持地方治安，保證地方不被反革命分子擾亂與破壞，對反動分子給以及時的警告與監視。
動員警察與消防隊準備随時出發防止地方上可能發生之意外事件。
(八)郊區工作，積極偵察敵情，建立有保證的交通網，以便随時報告我軍和地方黨。
當戰争發生于城郊之間，應設法對敵人可能利用作戰之工具、交通工具等(如重要橋梁)加以破壞。
動員農民協助我軍，如向導、給養、擔架、運輸等更應義不容辭。
解放後組織郊區農民，立即恢複城鄉連系，保證菜蔬等供給城市需要。
(九)以工人、學生、職員為骨幹，組織群衆糾察隊(護廠隊、防護隊、地區自衛隊等)，除留一部保護本産業、機關、學校外，應有統一的可以擔任維持地方治安的糾察隊。
糾察隊的任務是：1.保護工廠、學校及重要建設，應接管的對象；2．維持地方革命秩序，阻止一切意外事件；3．必要時共同出發維持全市秩序；4．監視特務戰犯，協助逮捕首要戰犯及反革命的現行犯；5．協助解放軍作向導及其他需要；6.在敵軍瓦解時，奪取敵軍武器，武裝自己及群衆；7．必要時轉變為人民參加解放軍的先鋒。
(十)對文化宣傳工作，負責準備出版報紙，印行小冊子，宣言等，利用廣播電台等工具，進行有效的宣傳工作。
在宣傳上清算國民黨反動罪行，宣揚我黨革命政策，擴大我黨政軍影響及威望；宣傳上海解放是人民大翻身，作社會的主人，号召人民組織起來，擁護我黨我政我軍，執行革命政策。
我們宣傳口号：1．歡迎解放軍；2．擁護解放軍；3．解放軍是保衛和平的武器；4．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5．解放軍到那裡，那裡就有和平；6．擁護共産黨；7：擁護人民領袖毛主席等等。
(十一)對接管準備工作，把工作中心從調研轉到具體的組織布署上，資料集中，幹部統一，提出初步關于接管的意見。
負責籌劃軍管會人員的供應工作；準備接收後的物資與人才，立即為解放軍與人民服務。
(十二)對策反工作，再接再勵加強現有基礎，使對解放事業能發揮有效作用，負責關于接管軍事機關的資料和計劃，負責計劃解放軍的供應工作。
為着完成上述的緊急任務起見，茲号召我黨同志和周圍的積極分子，真正的總動員起來：必須改變自己日常的工作方式和生活形态，即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把握政策，立場上嚴肅而又大膽負責，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掃除那些拖泥帶水的現象，保證自己能夠名符其實的，适應于戰鬥環境，處于革命戰士的地位，抛開一切職業與家庭的阻礙，集中全力及時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們對敵人應有勇敢、再勇敢的猛攻精神，予以徹底擊毀；而對自己要戒驕戒燥，對人民解放事業抱着謙虛、謹慎、熱誠，團結人民嚴格的整饬自己，警惕自己，防止思想上可能産生的傾向。
肅清舊社會殘存的傳統習慣和意識，如擺勝利架子，盛氣淩人，官僚主義，腐化軟化等傾向。
隻有如此，才能克服困難，争取勝利，也隻有如此，才能就現有的基礎上千百倍的擴大自己的力量，完成曆史的任務。
四月八日
地下黨提供情報搞策反，蔣介石來去匆匆
國民黨方面的大量情報，包括沿江的軍事布防，上海周圍軍事布置等，如《淞滬外圍防禦工事詳細配系圖》、《保衛大上海作戰計劃》，都能及時送到解放軍手裡，連國民黨軍隊的電報密碼，也被情報人員獲得，派人專程送給了解放軍，對戰役的順利進行幫助極大。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南京區代理中将視察組長張力化和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校作戰科長王之師在地下黨的策動下，把《保衛大上海作戰計劃》以及所附的上海地區全部防禦陣地、工事構築、兵力配備圖，及時傳遞給了地下黨。
上海市工務局長趙祖康在1949年2月4日與地下黨接上關系之後，以研究建橋情況為由，從工務局裡拿出了《市郊大橋地址圖》。
附上上海市區地圖，一齊送給了地下黨。
中共黨員錢相摩，解放前夕在上海建立了40多個情報聯絡點，搜集到大量軍事、政治情報。
1949年5月10日不幸被捕，21日犧牲于閘北宋公園 除了通過打入敵人心髒的人員獲取國民黨的核心機密之外，上海地下黨還通過所有的支部，全力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
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黨員和幹部，都有具體的調查任務，并指定了專人綜合整理。
這些調查包括各個工廠、企業、機關、學校的設備、資财，單位裡的政治情況，國民黨員、特務的名單等政治、經濟、組織各方面的内容。
通常情況下，這些情報一式幾份，一份留支部，準備一解放就交給前來接管的解放軍；一份逐級上交，由地下黨市委彙集後送交解放區。
後面提到的丹陽集訓時接管幹部用來熟悉上海情況的材料，很大一部分資料就是來源于這些情報。
策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工作也是捷報頻傳。
《申報》1949年2月17日關于江灣軍械庫起火爆炸的報道1月30日，國民黨空軍飛行員李筠等5人奪取C47運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濟南。
2月3日，張雨農等4人駕B24重型轟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解放區。
2月19日，徐駿英等4人駕駛C46運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濟南，3月7日，王玉柯、劉繼廣、禹慶雲等駕駛蚊式戰鬥機起義，由上海飛往石家莊。
4月9日，沈濟世等7人駕駛C46運輸機起義，由上海飛往濟南。
幾個月的時間裡，國民黨空軍人員一共駕駛了20餘架飛機起義。
2月16日，中共地下黨通過國民黨軍工署駐滬第五軍火庫工兵組長趙聚能，将江灣軍火庫炸毀。
爆炸聲震動的，豈隻是這一方土地。
不久，一起更大的震動爆發了。
2月25日淩晨，國民黨海軍排水量最大、航速最快、火力最強的巡洋艦重慶号，在吳淞口起義，開往解放區煙台。
重慶号是抗戰勝利後，英國政府送給國民黨政府的。
1948年底，艦上一些思想比較激進的下級軍官目睹國民黨的腐敗，暗中聯絡官兵40餘人組成了起義的中堅力量。
他們積極尋找黨的地下組織，終于同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的人員取得了聯系，根據黨的指示起草了一個行動計劃。
1949年初，國民黨把許多國庫物資運到艦上，所有起義人員都意識到随時有奉命開往台灣的可能，加快了準備起義的步伐。
原定是2月26日發動，一部分人等不及了，在24日深夜就開始了行動：除了艦長鄧兆祥，所有沒有參預起義籌備的軍官都被關押在後甲闆的艙室裡，而鄧兆祥則在起義軍官和士兵的動員下，最終加入了起義者的行列，指揮重慶号駛出了吳淞口，于26日到達煙台，投入了人民的懷抱。
4月間，上海及附近地區還發生了兩起成建制的國民黨軍隊的起義。
一起是原國防部陸軍預備幹部局代理局長兼預備幹部訓練總隊第一總隊長賈亦斌在地下黨指揮下，率部4000人在嘉興起義。
雖然起義部隊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下未能達到預定目的地，由于賈亦斌在一般人眼中，本來是蔣經國的親信，預備總隊也被看作是“太子軍”，它在國民黨内部造成的影響至為深重。
另一起起義成功了。
4月初，國民黨政府的國防部命令在上海的傘兵總隊第三團于4月13日移駐福州。
該團是蔣介石的嫡系，全副美式裝備，但是團長劉農竣早在1948年底已被地下黨策反，原本準備在解放軍進攻上海時起義，這次接到命令，馬上與地下黨方面取得聯系。
4月15日，該團2500人乘坐的載重3000噸的中字102号坦克登陸艦，在劉農竣率領下，連同随艦裝載的100多門火炮等軍械，沒有南下福州，卻按照與策反委員會聯絡人商定的計劃，安全抵達解放區内的連雲港。
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錢昌照，為資源委員會的發展出過不少力。
上海解放後不久，他從國外回到祖國，參加了新政協。
除了軍隊，地下黨的策反工作也做到了一些國民黨的政府官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身上。
資源委員會是國民黨政府負責工礦事業建設和管理的機構，1949年時管轄全國國營的各行業121家總公司和事業機構，下屬近千個生産企業，擁有技術和管理人員3．2萬餘人，技術工人22萬餘人。
可以說，它集中了舊中國的工業基礎和技術人才的精華。
它的各級負責人，都是技術專家、知識分子，懷着“工業救國”的信念，為中國的工業開發出過力，但是國民黨的腐敗，使以孫越崎為首的資委會領導人感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不能再跟随下去，隻有投向共産黨一條出路。
此時，地下黨通過關系，向資委會正副委員長孫越崎、吳兆洪宣傳黨的政策，動員他們不要南遷。
孫越崎等正在尋找共産黨的關系，得知地下黨有此意見，特别高興。
1949年1月初，蔣介石曾經下令孫越崎，将從美國進口的南京無線電廠、有線電廠、高壓電瓷廠、電燈泡廠和馬鞍山工具機廠的設備拆遷台灣。
馬鞍山廠的設備已經拆下裝上輪船，停在長江上，準備等其餘4個廠的設備一起運往台灣。
聽到地下黨的意見，孫越崎決定讓馬鞍山廠的設備運到上海，不去台灣了；已經拆下的其餘4個廠的設備即日搬回原處，複工生産。
1月底、2月初，資委會本部和幾個總管理機構的主要幹部和技術人員，由吳兆洪率領，分批到達上海，随帶印信、重要檔案、資金、帳冊、總電台等，實際上把它們搬到了上海等待解放。
孫、吳等人還派代表要求會晤地下黨負責人。
當時，湯恩伯嚴令資委會疏運物資。
地下黨負責人在同孫、吳的代表會晤時指出，共産黨不作強人所難的事，湯恩伯既然看重物資，那我們能留則留，不能留就讓他運走些；人第一，物第二，保全人是最要緊的，以後按你們的步驟進行，注意安全。
孫、吳等人得到黨的支持，在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多次抗拒了國民黨軍、政、特幾個系統催逼他們撤退物資、人員赴台的壓力。
孫越崎在南京、廣州作掩護，吳兆洪在上海主持，動用該會曆年積累起來的400萬美元接濟全國廠礦企業所需生産和應變資金，不僅保全了大批工業企業、70餘座存滿各種物資的倉庫和10萬噸原油，還從台灣運來1．6萬噸食糖。
資源委員會衆多機構和30多萬人員，終于留在了大陸，迎接解放。
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了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和平條件。
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的千餘公裡長的戰線上橫渡長江，23日，占領國民黨政府的巢穴南京，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再也按捺不住，就在南京解放的當天，離開他居住的溪口，匆匆趕往他的發家之地上海。
26日，蔣介石趕到上海的當天，就緊急召見了一批國民黨的軍政要員，其中包括國防部長徐永昌、參謀總長顧祝同、空軍司令周至柔、海軍司令桂永清、聯勤總司令郭忏、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保密局長毛人鳳、内政部長谷正綱、上海市代理市長陳良。
從表面上看，蔣介石的上海之行，是為了給在上海的部下打氣。
蔣介石還在幻想，如同抗日戰争初起時那樣，僅僅在北方有戰事，英美等國無動于衷，一旦上海也有戰事，這些國家就不會袖手旁觀了。
他寄希望于上海的戰事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蔣介石叫嚷：”從現在開始，黨政軍一切行動都将圍繞保衛大上海。
”4月28日，蔣介石還親巡上海市區，為駐守上海的國民黨軍隊鼓氣，“穩定社會心理”。
同一天，上海各家報紙發表注明“溪口27日電”的《蔣總裁告全國同胞書》。
在這篇文告中，蔣介石大言不慚：“11年前南京的撤守，正是我們抗日戰争的起點；今日南京的撤守，更成為我們中國反共鬥争唯一的轉機。
” 實際上，蔣介石自己也明白，今非昔比，想在上海扭轉乾坤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他來上海的真正目的，無非是催促已經在進行的搶運物資去台灣一事加緊再加緊。
從1948年12月1日起，中央銀行已經開始将黃金白銀運往台灣，2月10日，他想起中央信托局有一箱價值一二百萬美元的珠寶，馬上就派蔣經國到上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