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全國形勢 第01章 國統區與解放區力量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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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達到208．22億元，3月達到1960．60億元，4月竟達到5．16萬億元。
由于國民黨政府濫發紙币，使得币值急劇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機，導緻通貨膨脹不斷發展，物價如同脫缰的野馬毫無拘束的迅速上漲。
以法币100元的購買力為例，1945年可買2個雞蛋，到1949年隻能買1／50萬一兩大米。
在國民黨政府執行限價中心的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上升13．5萬倍。
桂林市的糧價，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時上漲36萬倍，比1945年7月上漲了27億倍。
金圓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
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方當局，為了減少金圓券的沖擊，紛紛自行發行地方券、輔币券，拒用金圓券。
在上述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開政務會議，通過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決定：軍費和軍饷支出改以銀元為計算标準；海關進口稅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謂“關元”為計算單位，貨物稅中，棉紗、火柴、水泥、卷煙、食糖等，規定征收實物，鹽稅除征收實物外，規定政府“得辦理一部分官收官運”；中央政府停止對各省市縣财政的補助，将原屬中央政府的田賦稅三成及煙酒稅、特種營業稅劃歸地方；允許銀元自由流通。
至此，以金圓券為本位的“币制改革”徹底失敗。
由于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導緻工商業資金無法周轉，借款利率随貨币貶值而不斷提高，加上原材料價格昂貴，産品滞銷，工廠、商店紛紛倒閉歇業。
1948年，上海3000餘家大工廠開工率隻有20％，青島1000餘家工廠隻有25％能維持半開工狀态，重慶機器制造工業150家工廠到1949年2月已停業者達60餘家。
國民黨政府為了滿足進行全面内戰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對農村實行沉重的田賦征實、專買政策和統購政策，在農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廣西省1949年的征稅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額由上年度的6萬名增至13萬名。
在國民黨政府對農村各種暴政的壓迫下，使得廣大農民缺少必要的生産資金從事再生産，大批青壯年被抓當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農村勞動生産力急劇下降，土地抛荒現象十分嚴重，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耕畜減少了15～20％，主要農具減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總面積的20～40％。
再加上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使農業産量連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減産40％以上。
上述情況表明，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已呈總崩潰的局面。
(3)政治形勢 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接連失利，經濟上面臨總崩潰局面的同時，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
在國民黨政府的殘酷剝削壓榨下，其統治區人民已無法繼續生活下去。
為了求生存、争自由，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一浪高過一浪。
廣大學生、教職員工、工人舉行的罷課、罷教、罷工鬥争遍及全國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繼成立了各級工會，組織工人進行罷工等各種形式的鬥争，1948年11月14日，廈門9家報館的員工實行總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慶市1000餘名布業工人實行總罷工，要求增加工資；1949年2月，廣西柳州鐵路機務段和水電廠工人先後4次包圍鐵路局機關，開展聲勢浩大的索薪罷工鬥争，迫使鐵路局補發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車公司、法商電業公司等6大公用事業公司工人舉行全體大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給食米。
各地大、中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紛紛成立各種組織，組織罷教、罷課。
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學教師罷教，25日，又有1．7萬餘名私立中、小學教員實行總罷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學舉行總罷教鬥争；11月19日，武漢大學、武昌體育專科學校及華中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舉行“活命拍賣會”，忍痛賤賣衣物，武昌體專師生還組成“要命委員會”，向國民黨當局示威請願；12月25日，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表聲明，反對美軍侵駐中國；1949年3月10日，重慶市立各小學教師宣布無限期總罷教，要求政府按實際生活指數發薪，配給實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學、大學的教職員工宣布無限期總罷教，要求增加工資，17日，又有4000餘名學生舉行請願遊行，要求增加公費，增加配給；3月30日，廣西大學1000餘名師生員工高喊着“要吃飯、要活命”的口号包圍了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桂林分行，迫使銀行當場支付了拖欠的工資等款項。
在農村，随着聲勢浩大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征兵、征糧、征稅鬥争的不斷深入，各種政治性的群衆組織也孕育而生。
如廣西農村組織了貧雇農會、反“三征”小組、“解放同志會”、“革命同盟會”、“逃兵會”、“反三征鬥争委員會”、“解放委員會”、“兄弟會”、“姐妹會”等群衆組織。
這些組織經常伏擊國民黨保安部隊、區鄉公所，懲治反動的稅收官員、鄉保長，搶奪他們的武器、糧食。
與此同時，随着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和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間的傾軋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勢。
蔣介石所處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穩，連蔣介石身邊的許多親信也對前途喪失了信心。
1948年11月13日，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陳布雷在南京自殺；1949年2月11日，國民黨最早的“理論家”、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重要決策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及總統府國史館館長戴季陶在廣州自殺。
1948年11月16日，剛剛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灏為行政院長的國民黨政府第一屆“行政内閣”，向蔣介石提出“辭呈”。
由于蔣介石統治集團内部許多人看到蔣介石統治的覆滅已不可避免，無人敢接翁文灏的行政院長之職。
蔣介石隻好逼迫孫科出任行政院長，并令孫科盡快組織新内閣，但孫科在邀請國民黨内一些核心人物擔任内閣“閣員”時，一再遭到拒絕，孫科張羅了近1個月後，才于12月20日勉強組
由于國民黨政府濫發紙币，使得币值急劇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機，導緻通貨膨脹不斷發展，物價如同脫缰的野馬毫無拘束的迅速上漲。
以法币100元的購買力為例，1945年可買2個雞蛋，到1949年隻能買1／50萬一兩大米。
在國民黨政府執行限價中心的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上升13．5萬倍。
桂林市的糧價，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時上漲36萬倍，比1945年7月上漲了27億倍。
金圓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
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方當局，為了減少金圓券的沖擊，紛紛自行發行地方券、輔币券，拒用金圓券。
在上述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開政務會議，通過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決定：軍費和軍饷支出改以銀元為計算标準；海關進口稅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謂“關元”為計算單位，貨物稅中，棉紗、火柴、水泥、卷煙、食糖等，規定征收實物，鹽稅除征收實物外，規定政府“得辦理一部分官收官運”；中央政府停止對各省市縣财政的補助，将原屬中央政府的田賦稅三成及煙酒稅、特種營業稅劃歸地方；允許銀元自由流通。
至此，以金圓券為本位的“币制改革”徹底失敗。
由于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導緻工商業資金無法周轉，借款利率随貨币貶值而不斷提高，加上原材料價格昂貴，産品滞銷，工廠、商店紛紛倒閉歇業。
1948年，上海3000餘家大工廠開工率隻有20％，青島1000餘家工廠隻有25％能維持半開工狀态，重慶機器制造工業150家工廠到1949年2月已停業者達60餘家。
國民黨政府為了滿足進行全面内戰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對農村實行沉重的田賦征實、專買政策和統購政策，在農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廣西省1949年的征稅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額由上年度的6萬名增至13萬名。
在國民黨政府對農村各種暴政的壓迫下，使得廣大農民缺少必要的生産資金從事再生産，大批青壯年被抓當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農村勞動生産力急劇下降，土地抛荒現象十分嚴重，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耕畜減少了15～20％，主要農具減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總面積的20～40％。
再加上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使農業産量連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減産40％以上。
上述情況表明，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已呈總崩潰的局面。
(3)政治形勢 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接連失利，經濟上面臨總崩潰局面的同時，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
在國民黨政府的殘酷剝削壓榨下，其統治區人民已無法繼續生活下去。
為了求生存、争自由，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一浪高過一浪。
廣大學生、教職員工、工人舉行的罷課、罷教、罷工鬥争遍及全國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繼成立了各級工會，組織工人進行罷工等各種形式的鬥争，1948年11月14日，廈門9家報館的員工實行總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慶市1000餘名布業工人實行總罷工，要求增加工資；1949年2月，廣西柳州鐵路機務段和水電廠工人先後4次包圍鐵路局機關，開展聲勢浩大的索薪罷工鬥争，迫使鐵路局補發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車公司、法商電業公司等6大公用事業公司工人舉行全體大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給食米。
各地大、中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紛紛成立各種組織，組織罷教、罷課。
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學教師罷教，25日，又有1．7萬餘名私立中、小學教員實行總罷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學舉行總罷教鬥争；11月19日，武漢大學、武昌體育專科學校及華中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舉行“活命拍賣會”，忍痛賤賣衣物，武昌體專師生還組成“要命委員會”，向國民黨當局示威請願；12月25日，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表聲明，反對美軍侵駐中國；1949年3月10日，重慶市立各小學教師宣布無限期總罷教，要求政府按實際生活指數發薪，配給實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學、大學的教職員工宣布無限期總罷教，要求增加工資，17日，又有4000餘名學生舉行請願遊行，要求增加公費，增加配給；3月30日，廣西大學1000餘名師生員工高喊着“要吃飯、要活命”的口号包圍了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桂林分行，迫使銀行當場支付了拖欠的工資等款項。
在農村，随着聲勢浩大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征兵、征糧、征稅鬥争的不斷深入，各種政治性的群衆組織也孕育而生。
如廣西農村組織了貧雇農會、反“三征”小組、“解放同志會”、“革命同盟會”、“逃兵會”、“反三征鬥争委員會”、“解放委員會”、“兄弟會”、“姐妹會”等群衆組織。
這些組織經常伏擊國民黨保安部隊、區鄉公所，懲治反動的稅收官員、鄉保長，搶奪他們的武器、糧食。
與此同時，随着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和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間的傾軋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勢。
蔣介石所處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穩，連蔣介石身邊的許多親信也對前途喪失了信心。
1948年11月13日，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陳布雷在南京自殺；1949年2月11日，國民黨最早的“理論家”、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重要決策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及總統府國史館館長戴季陶在廣州自殺。
1948年11月16日，剛剛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灏為行政院長的國民黨政府第一屆“行政内閣”，向蔣介石提出“辭呈”。
由于蔣介石統治集團内部許多人看到蔣介石統治的覆滅已不可避免，無人敢接翁文灏的行政院長之職。
蔣介石隻好逼迫孫科出任行政院長，并令孫科盡快組織新内閣，但孫科在邀請國民黨内一些核心人物擔任内閣“閣員”時，一再遭到拒絕，孫科張羅了近1個月後，才于12月20日勉強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