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揮戈晉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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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部隊即轉為劣勢，而敵人必然乘機反擊，全部戰局有惡化的危險。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進，去奪取五原、臨河、陝壩，這樣，就分為歸綏、包頭、河套三個戰場，相距八百餘裡，勢必兵力分散，三處力量皆弱，難以相互策應。
第三，綏遠地區并非根據地，沒有鞏固的後方補給線，糧食、彈藥無法迅速前運，傷員後送也是個大問題。
因此，聶總提出仍按原部署進行，再打幾仗，看情況發展，必要時應該考慮結束綏遠戰役，請中央軍委重新慎重考慮。
11月19日，賀龍司令員、李井泉副政委也緻電中央軍委：“我們同意軍委十六日電示，首先奪取包頭、五、臨，使傅頑陷于孤立，估計包頭攻下把握較大，幹部戰士均有信心，但須加強突擊力量，配合打馬家援軍和參加攻城。
包頭失去，對傅頑是很大打擊，五臨再失，可能促使傅頑内部發生變化；我們完全處于主動。
如攻下包頭，并肅清綏包線僞頑土匪，歸綏以西糧食運輸是可解決的，傷員、彈藥運輸則較困難，壩子口若能控制則還可設法運輸。
我們提議晉察冀部隊主力即不西移，能再抽三個團協助攻包，則我力量更優勢。
并且攻下包頭後，我主力可繼續進行奪取五臨。
” 中央軍委在接到聶榮臻和賀龍、李井泉的報告後，于11月22日複電，再次闡明了中央的戰略意圖和發動綏遠戰役的意義，并提出了具體辦法。
電報指出： （一）蘇聯由于條件限制，必須保證蔣介石接收滿洲各大城市，我争取東北大城市暫時無望，因此，熱河、察哈爾、綏遠對我之全國戰略意義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須求得控制綏遠會省，才能使我有較鞏固的後方，保障張家口翼側，并建立将來必要時進入新疆之通道（如果東北不能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新疆或許還有這種可能）。
因此，綏遠戰役實關系我在目前以及将來整個時期的全國大局。
（二）目前綏遠戰局，似已成僵局，現在隻能實行以下三個辦法：第一、照聶意見執行，現在辦法，以冀察晉部隊圍困歸綏，賀李全力攻取包頭，但據賀李電攻取包頭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援，而圍困歸綏似亦無多大希望，短期内不會獲得結果。
如此可能成為長期僵局，天氣漸冷，似非上策。
第二，放棄圍困歸綏，聶賀兩部主力集中，攻取包頭，并打擊可能增援隊。
如此，攻取包頭把握較大，并有力打擊援隊。
在打下包頭後可再打五原或再打歸綏，但歸綏附近要點可能被傅頑控制，我之攻包部隊後方可能被頑暫時截斷，或受到騷擾。
第三，圍困歸綏與攻取包頭兩個任務均放棄，戰役暫告結束，部隊撤退到機動位置整理，等候機會再打。
如此我雖暫脫離被動，但戰略任務未能完成，冀察晉部隊不能解放，不獨難子執行肅清同蒲北段頑軍任務，且在南口方向緊急時及在蔣軍向陝北進攻時，傅頑将仍為我大患大那時我恐須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犧牲來對付傅頑。
（三）以上三個辦法，我們意見，目前以執行第二個辦法，集中力量攻取包頭為好。
因為能攻下包頭、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戰略任務，歸綏附近要點，失去一些無關大局，并可回頭各個擊破之，但兩部主力攻包頭亦可能還是攻不下，五原更無法攻取，那時實行第三個辦法撤退下來，亦不會陷于被動。
我們意見如此，但我們對前方情況不了解，望你們特别是聶耿根據情況及上述三個辦法決心實行之。
賀龍、李井泉率領的晉綏野戰軍主力和冀晉縱隊第三旅（欠一個團）并第四旅第六團進到包頭附近時，歸綏守軍新編第四師乘隙竄出，并會同騎兵挺進第四縱隊進到了二十四頃地以南地區；敵甯夏騎兵第十師也經五原、臨河東援。
賀龍、李井泉決心先打援後攻城，并将這一情況報告了中央軍委。
11月23日，賀龍以獨立第二旅、第三旅圍殲敵新編騎兵第四師，剛與敵接觸，敵即向托克托撤退，我軍僅殲敵兩個連。
同日，中央軍委鑒于攻打包頭困難較大，遂緻電聶、賀：“關于你們部隊的行動方針，如果你們估計在短期内沒有把握攻下包頭、歸綏，就請你們考慮是否即将部隊撤退到機動位置進行整訓，相機再決定今後計劃。
” 接到中央軍委電示後，聶總于24日緻電賀龍、李井泉，征詢對攻包的意見：“接中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電後，請考慮攻包頭有否絕對把握，我們意見，如經考慮有确實把握，就照原計劃迅速動作，否則，照中央二十三日電執行。
” 賀龍還是想傾全力攻下包頭，實現中央戰略意圖。
他與李井泉反複研究後，決心再次攻包，并于26日将攻包計劃報告聶榮臻和中央軍委。
12月2日晚，晉綏野戰軍在零下十幾度的塞外嚴寒中，向包頭發起了進攻。
但此時，守軍已加強了包頭城的防禦。
攻擊部隊雖然英勇作戰，連續發起猛攻，表現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堅裝備，天寒地凍，病員日增，因而未能奏效。
就在這時，賀龍因長期勞累，膽囊炎複發，又患了重感冒，無法親臨第一線指揮，但他仍強撐着身體，在床上關注着戰鬥發展情況，向部隊不斷發出命令和指示。
由于攻城部隊久攻不下，賀龍經反複思考，感到在這種情況下若繼續攻城，将遭受更大的損失，也沒有取勝的把握。
因此，他毅然決定停止攻城，撤離包頭。
1945年12月4日至14日，參加綏遠戰役的各部隊均先後撤出了對包頭、歸綏的包圍，綏遠戰役遂告結束。
中央軍委12月8日給晉察冀、晉綏軍區主要領導人的電報指出：“綏遠戰役雖未消滅傅頑主力，未全部完成戰役任務，但由于全體指戰員的英勇奮戰，已給了傅頑以嚴重打擊，消滅了最反動的二十六師主力，解放了綏東六縣，孤立了大同敵頑，減輕了西面對張家口的威脅，創造了發動綏東、雁北新解放區近百萬群衆的有利條件，在戰役中取得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将成為下次戰役勝利的基礎，應當重視這種經驗教訓，好好整理作為教材。
” 賀龍司令員在攻城不下，處境被動的情況下，權衡得失，果斷決策撤出戰鬥，體現了一位指揮員臨危不亂，鎮定自若的品質。
曾任傅作義部第一零一師師長、第三十五軍軍長的董其武在全國解放後，同賀龍談及綏遠戰役時說：“賀老總，你那時的指揮确實高明，很快決定撤退，不攻包頭了，那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來。
因為我們的部隊工事裡生着火爐，槍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勞，又有優勢裝備，彈藥充足。
包頭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壩子。
我們部隊據守在高處，給周圍城牆潑了很多水，一凍成，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們是很難攻下來的。
當時，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
”賀龍聽了，笑而不答。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協議，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全國規模的内戰開始了。
進攻晉綏和晉察冀解放區的是第十戰區、第十二戰區、第二戰區所屬國民黨軍38個師，約26萬人。
蔣介石的計劃是：首先占領承德和冀東地區，爾後以主力奪取張家口，控制平綏、同蒲鐵路及平漢鐵路北段，分割晉綏、晉察冀和東北解放區，然後集中兵力分别消滅晉綏、晉察冀的共産黨軍隊。
為了更有利地抗擊敵人進攻，對付即将到來的大内戰，中央軍委電示晉綏軍區：在晉北地區組織一次戰役，奪取同蒲路北段的一些據點，以便下一步集中兵力對付傅作義部的進攻。
根據軍委的指示，賀龍司令員、李井泉政委等晉綏部隊首長經過讨論認為，晉綏部隊北要對付傅作義，南要打擊閻錫山，兵力不足，須在傅作義部尚未進犯之前，争取時間，迅速消滅閻錫山的一至兩個師，奪取晉北同蒲路沿線及其兩側的岱嶽、甯武、崞縣、代縣、五台、定襄、忻州等地，使晉綏、晉察冀兩解放區連成一片，獲得人力、物力的補充，以利于爾後會攻大同。
目前，應對傅作義控制區暫取守勢，對閻占區取攻勢。
賀龍把這一方針稱之為“遠交近攻，睦傅打閻”。
當時，晉綏野戰軍的三五八旅、獨一旅、獨二旅正在北線綏東地區防備傅軍進攻，獨四旅（1945年11月成立，旅長頓星雲，政治委員楊秀山）正在南線汾陽、文水抗擊閻軍侵犯，晉北隻有雁門軍區幾個地方團分布在各縣。
為了保證戰役的順利進行，賀龍等向軍委提議：從綏東抽一個旅，晉察冀抽一個旅，共同完成晉北戰役任務。
6月，中共中央決定，賀龍兼任晉綏軍區司令員，并擔任晉綏分局常委。
并經中央軍委批準，成立晉北野戰軍司令部，由周土第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賀炳炎任副司令員，廖漢生任副政治委員，王紹南任參謀長，統一指揮晉綏野戰軍獨二旅、雁門軍區地方兵團和晉察冀野戰軍第十一旅等部發起晉北戰役。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1900年9月出生于廣東海南島樂會縣新昌村。
青年時期他與黨的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結下了不解之緣。
那時，周士第剛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畢業，适逢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進，去奪取五原、臨河、陝壩，這樣，就分為歸綏、包頭、河套三個戰場，相距八百餘裡，勢必兵力分散，三處力量皆弱，難以相互策應。
第三，綏遠地區并非根據地，沒有鞏固的後方補給線，糧食、彈藥無法迅速前運，傷員後送也是個大問題。
因此，聶總提出仍按原部署進行，再打幾仗，看情況發展，必要時應該考慮結束綏遠戰役，請中央軍委重新慎重考慮。
11月19日，賀龍司令員、李井泉副政委也緻電中央軍委：“我們同意軍委十六日電示，首先奪取包頭、五、臨，使傅頑陷于孤立，估計包頭攻下把握較大，幹部戰士均有信心，但須加強突擊力量，配合打馬家援軍和參加攻城。
包頭失去，對傅頑是很大打擊，五臨再失，可能促使傅頑内部發生變化；我們完全處于主動。
如攻下包頭，并肅清綏包線僞頑土匪，歸綏以西糧食運輸是可解決的，傷員、彈藥運輸則較困難，壩子口若能控制則還可設法運輸。
我們提議晉察冀部隊主力即不西移，能再抽三個團協助攻包，則我力量更優勢。
并且攻下包頭後，我主力可繼續進行奪取五臨。
” 中央軍委在接到聶榮臻和賀龍、李井泉的報告後，于11月22日複電，再次闡明了中央的戰略意圖和發動綏遠戰役的意義，并提出了具體辦法。
電報指出： （一）蘇聯由于條件限制，必須保證蔣介石接收滿洲各大城市，我争取東北大城市暫時無望，因此，熱河、察哈爾、綏遠對我之全國戰略意義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須求得控制綏遠會省，才能使我有較鞏固的後方，保障張家口翼側，并建立将來必要時進入新疆之通道（如果東北不能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新疆或許還有這種可能）。
因此，綏遠戰役實關系我在目前以及将來整個時期的全國大局。
（二）目前綏遠戰局，似已成僵局，現在隻能實行以下三個辦法：第一、照聶意見執行，現在辦法，以冀察晉部隊圍困歸綏，賀李全力攻取包頭，但據賀李電攻取包頭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援，而圍困歸綏似亦無多大希望，短期内不會獲得結果。
如此可能成為長期僵局，天氣漸冷，似非上策。
第二，放棄圍困歸綏，聶賀兩部主力集中，攻取包頭，并打擊可能增援隊。
如此，攻取包頭把握較大，并有力打擊援隊。
在打下包頭後可再打五原或再打歸綏，但歸綏附近要點可能被傅頑控制，我之攻包部隊後方可能被頑暫時截斷，或受到騷擾。
第三，圍困歸綏與攻取包頭兩個任務均放棄，戰役暫告結束，部隊撤退到機動位置整理，等候機會再打。
如此我雖暫脫離被動，但戰略任務未能完成，冀察晉部隊不能解放，不獨難子執行肅清同蒲北段頑軍任務，且在南口方向緊急時及在蔣軍向陝北進攻時，傅頑将仍為我大患大那時我恐須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犧牲來對付傅頑。
（三）以上三個辦法，我們意見，目前以執行第二個辦法，集中力量攻取包頭為好。
因為能攻下包頭、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戰略任務，歸綏附近要點，失去一些無關大局，并可回頭各個擊破之，但兩部主力攻包頭亦可能還是攻不下，五原更無法攻取，那時實行第三個辦法撤退下來，亦不會陷于被動。
我們意見如此，但我們對前方情況不了解，望你們特别是聶耿根據情況及上述三個辦法決心實行之。
賀龍、李井泉率領的晉綏野戰軍主力和冀晉縱隊第三旅（欠一個團）并第四旅第六團進到包頭附近時，歸綏守軍新編第四師乘隙竄出，并會同騎兵挺進第四縱隊進到了二十四頃地以南地區；敵甯夏騎兵第十師也經五原、臨河東援。
賀龍、李井泉決心先打援後攻城，并将這一情況報告了中央軍委。
11月23日，賀龍以獨立第二旅、第三旅圍殲敵新編騎兵第四師，剛與敵接觸，敵即向托克托撤退，我軍僅殲敵兩個連。
同日，中央軍委鑒于攻打包頭困難較大，遂緻電聶、賀：“關于你們部隊的行動方針，如果你們估計在短期内沒有把握攻下包頭、歸綏，就請你們考慮是否即将部隊撤退到機動位置進行整訓，相機再決定今後計劃。
” 接到中央軍委電示後，聶總于24日緻電賀龍、李井泉，征詢對攻包的意見：“接中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電後，請考慮攻包頭有否絕對把握，我們意見，如經考慮有确實把握，就照原計劃迅速動作，否則，照中央二十三日電執行。
” 賀龍還是想傾全力攻下包頭，實現中央戰略意圖。
他與李井泉反複研究後，決心再次攻包，并于26日将攻包計劃報告聶榮臻和中央軍委。
12月2日晚，晉綏野戰軍在零下十幾度的塞外嚴寒中，向包頭發起了進攻。
但此時，守軍已加強了包頭城的防禦。
攻擊部隊雖然英勇作戰，連續發起猛攻，表現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堅裝備，天寒地凍，病員日增，因而未能奏效。
就在這時，賀龍因長期勞累，膽囊炎複發，又患了重感冒，無法親臨第一線指揮，但他仍強撐着身體，在床上關注着戰鬥發展情況，向部隊不斷發出命令和指示。
由于攻城部隊久攻不下，賀龍經反複思考，感到在這種情況下若繼續攻城，将遭受更大的損失，也沒有取勝的把握。
因此，他毅然決定停止攻城，撤離包頭。
1945年12月4日至14日，參加綏遠戰役的各部隊均先後撤出了對包頭、歸綏的包圍，綏遠戰役遂告結束。
中央軍委12月8日給晉察冀、晉綏軍區主要領導人的電報指出：“綏遠戰役雖未消滅傅頑主力，未全部完成戰役任務，但由于全體指戰員的英勇奮戰，已給了傅頑以嚴重打擊，消滅了最反動的二十六師主力，解放了綏東六縣，孤立了大同敵頑，減輕了西面對張家口的威脅，創造了發動綏東、雁北新解放區近百萬群衆的有利條件，在戰役中取得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将成為下次戰役勝利的基礎，應當重視這種經驗教訓，好好整理作為教材。
” 賀龍司令員在攻城不下，處境被動的情況下，權衡得失，果斷決策撤出戰鬥，體現了一位指揮員臨危不亂，鎮定自若的品質。
曾任傅作義部第一零一師師長、第三十五軍軍長的董其武在全國解放後，同賀龍談及綏遠戰役時說：“賀老總，你那時的指揮确實高明，很快決定撤退，不攻包頭了，那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來。
因為我們的部隊工事裡生着火爐，槍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勞，又有優勢裝備，彈藥充足。
包頭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壩子。
我們部隊據守在高處，給周圍城牆潑了很多水，一凍成，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們是很難攻下來的。
當時，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
”賀龍聽了，笑而不答。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協議，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全國規模的内戰開始了。
進攻晉綏和晉察冀解放區的是第十戰區、第十二戰區、第二戰區所屬國民黨軍38個師，約26萬人。
蔣介石的計劃是：首先占領承德和冀東地區，爾後以主力奪取張家口，控制平綏、同蒲鐵路及平漢鐵路北段，分割晉綏、晉察冀和東北解放區，然後集中兵力分别消滅晉綏、晉察冀的共産黨軍隊。
為了更有利地抗擊敵人進攻，對付即将到來的大内戰，中央軍委電示晉綏軍區：在晉北地區組織一次戰役，奪取同蒲路北段的一些據點，以便下一步集中兵力對付傅作義部的進攻。
根據軍委的指示，賀龍司令員、李井泉政委等晉綏部隊首長經過讨論認為，晉綏部隊北要對付傅作義，南要打擊閻錫山，兵力不足，須在傅作義部尚未進犯之前，争取時間，迅速消滅閻錫山的一至兩個師，奪取晉北同蒲路沿線及其兩側的岱嶽、甯武、崞縣、代縣、五台、定襄、忻州等地，使晉綏、晉察冀兩解放區連成一片，獲得人力、物力的補充，以利于爾後會攻大同。
目前，應對傅作義控制區暫取守勢，對閻占區取攻勢。
賀龍把這一方針稱之為“遠交近攻，睦傅打閻”。
當時，晉綏野戰軍的三五八旅、獨一旅、獨二旅正在北線綏東地區防備傅軍進攻，獨四旅（1945年11月成立，旅長頓星雲，政治委員楊秀山）正在南線汾陽、文水抗擊閻軍侵犯，晉北隻有雁門軍區幾個地方團分布在各縣。
為了保證戰役的順利進行，賀龍等向軍委提議：從綏東抽一個旅，晉察冀抽一個旅，共同完成晉北戰役任務。
6月，中共中央決定，賀龍兼任晉綏軍區司令員，并擔任晉綏分局常委。
并經中央軍委批準，成立晉北野戰軍司令部，由周土第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賀炳炎任副司令員，廖漢生任副政治委員，王紹南任參謀長，統一指揮晉綏野戰軍獨二旅、雁門軍區地方兵團和晉察冀野戰軍第十一旅等部發起晉北戰役。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1900年9月出生于廣東海南島樂會縣新昌村。
青年時期他與黨的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結下了不解之緣。
那時，周士第剛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畢業，适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