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雄師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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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隊訓練統一起來。
” 1943年6月，聯防軍召開了陝甘甯邊區和晉綏軍區團以上參謀長會議，讨論部隊訓練問題。
賀龍在會上提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要求訓練為戰争服務，部隊訓練的要求在于能對付兩倍到三倍兵力的敵人，做到“一個打三個”。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論的老一套辦法，讓參謀長們穿上草鞋，去當幾天兵，到操場上做做動作，學習切實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統一部隊的訓練。
三個月訓練以後，賀龍又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确定了“以兵為主，人人皆兵，個個都練，士兵教育應以技術為主”的冬季訓練方針，側重學習射擊、投彈、刺殺三大技術。
在這次冬季練兵中，兩個區的部隊普遍開展了争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競賽。
說起這兩個競賽，還有一個故事。
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賀龍到陝甘甯邊區不久。
有一天，賀龍到三五九旅視察。
旅長王震見師長來了，十分高興，為賀龍組織了一次投彈、刺殺和射擊表演。
有個叫齊巨洲的戰士一下子将手榴彈投了50米。
賀龍看後，高興地鼓起掌來。
王震興奮起來，脫口大喊：好一個賀龍投彈手！ 表演後，賀龍對部隊說：“你們是保衛黨中央的衛隊，你們要保衛邊區每一寸土地。
你們練兵練得很好，投彈投得遠。
你們還要好好練習射擊。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一二零師是個大學校嘛！” 王震接着說：“師長号召我們生産、學文化、練武藝，特别是打手榴彈、射擊。
我們旅要創造出無數的賀龍投彈手、賀龍射擊手。
” 旅政治部抓住旅長的這一講話，很快在部隊掀起了争當“賀龍投彈手”的競賽。
後來這一競賽從三五九旅推廣開來，變成了全邊區部隊的群衆性活動，并且發展為争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運動。
冬季大練兵到1944年3月結束，取得了很大成績。
賀龍在1944年9月聯防軍司令部召開的模範學習者代表會議上，總結了大練兵的成果。
他說：“我們現在有了投擲72米的投彈手，（發射六發步槍子彈）打60環的神槍手，部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了，但是，為了反攻，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繼續求進步。
” 9月25日，模範學習者代表大會在延安東關操場舉行軍事表演。
賀龍、徐向前、蕭勁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前往觀看。
毛主席看到個個投彈手出手不凡，非常高興地對賀龍說：“老總，你練兵練得不錯哪！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賀龍投彈手’。
今後每個戰鬥員都練成這樣的投彈手，那就無敵于天下了。
” 正在這時，獨一旅投彈手張兆信打了一個精彩的空中爆炸。
會場上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毛主席對賀龍說：“這顆手榴彈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裡炸，就在哪裡炸，這很有用處，更能發揮手榴彈的威力了。
”賀龍說：“是呀，本領是練出來的，隻要苦練，就會越練越精。
”毛主席點頭說：“是這樣的。
” 賀龍帶了一輩子的兵，而主席還交給他一個理财的任務，一開始真沒有想到。
但他也深深了解當時根據地的經濟困難。
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困難最突出的問題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邊區政府窮得無法負擔必要的開支。
賀龍上任後，采取了一項臨時性應急措施，給邊區各軍分區撥款五百萬元，讓軍分區自行包幹本區的經濟支出。
這實際上是讓軍隊負擔政府的開支，當時有部分軍隊幹部想不通，部隊中議論也不少。
針對這一情況，賀龍召來軍分區的領導，對他們說：“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
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飯吃，因為你們有生産力量啊！不找你們找誰？……從我們延安來看，北門外住的是中央、軍委，南門外住的是邊區政府、西北局，他們有什麼東西？而我們軍隊卻開了許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豐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棧等等。
所以，靠上頭是沒有辦法的，相反，要靠你們養活，靠你們吃飯。
……包幹辦法就是軍隊吃什麼，地方幹部吃什麼；軍隊穿什麼，地方幹部穿什麼。
過去上面養活你們，現在有困難，你們要挑這副擔子，而且要挑好。
”賀龍下令各分區成立财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财經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區包幹，渡過困難。
不過，賀龍心裡明白，從長遠看，這隻能是權宜之計。
要解決經濟困難，最根本的是要增加邊區政府的收入，大力發展生産。
他通過調查發現，邊區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沒有保證。
陝甘甯和晉西北根據地當時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其他土特産，但由于領導不統一，管理不善和各自為政，各做各的生意，隻管小單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損，政府得不到應有的收益。
因此，賀龍向财經委員會建議，成立邊區政府物資局，統一領導境外貿易，對食鹽和土特産實行統銷政策，這樣，邊區政府的收入逐漸有了保證。
賀龍一直大力提倡發展生産。
1942年底，賀龍受毛澤東的委托，向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方針。
他在發言中指出：“毛主席把發展生産看成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環節，這個想法很正确。
如果不生産，讓天上往下落嗎？天上也落不下來，落下來的是雨，而雨有時候也不落；靠我們的國家？國家一個饷也不發，子彈也不發，什麼也不發。
那靠什麼呢？就靠自己。
我們邊區政府是窮的，隻有靠自己生産。
” 為了發展生産，賀龍找到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對他說：“今天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産，你應當把銀行的票子投到生産上去，你說對不對？” “老總啊，我們銀行是抵押貸款，沒有抵押，放出去的資金收不回來就麻煩了。
”朱理治面露難色。
“你不給他票子，他沒有資金來擴大生産，哪來抵押？你幫他發展了生産，他就有了錢，不就可以還你？何況，生産發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銀行的資金不也多了嗎？”賀龍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後朱同意了賀龍的意見。
銀行從1943年起向生産單位發放信貸。
賀龍為了支持銀行，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的法币，充實了銀行的實力。
以後，賀龍在總結1943年财政金融問題時說：“如果沒有這一筆資金投下去，沒有這批馬蘭草的票子，那我們的生産成績是不會這麼大的。
” 在賀龍的領導下，邊區部隊的生産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1943年開荒20餘萬畝，占了全邊區開墾荒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共收細糧3萬石。
三五九旅做到了糧食自給；三五八旅、獨一旅等其他部隊基本做到糧食大部自給，蔬菜全部自給。
邊區部隊共養豬1萬餘頭，羊1.5萬隻，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
邊區部隊建立了11個紡織廠，年産布40萬匹，做到了豐衣足食，兵強馬壯，這在古今中外軍事史上是很少見的。
事實證明，賀龍也是一位理财的能手。
1945年7月26日，中國、美國、英國三國政府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毀滅。
”8月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投向廣島。
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同時宣布參加《波茨坦公告》。
9日，100餘萬蘇軍從北、東、西三個方向進攻侵占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
同日，美國第二顆原子彈投向長崎。
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在南京官邸同時收聽四部電台的廣播，這四部電台的頻率分别代表四方權力機構——華盛頓、莫斯科、重慶和東京。
岡村甯次非常清楚，他雖然還擁有100多萬号稱“常勝軍”的日本精銳部隊，但是日本大本營和軍部誰也沒有扭轉乾坤的偉力。
日本正面臨滅頂之災！ 此時的日本天皇已被原子彈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終日。
是戰是降？天皇面臨着無奈的決策。
在内閣會議上，閣員之間為“戰”和“降”的問題吵得一塌糊塗，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大臣們還是取得了共識：戰是沒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出路，問題的關鍵是以何種方式投降，是有條件投降，還是無條件投降？ 在中國抗戰出現空前有利的形勢下，毛澤東主席于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提出：對日戰争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财，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發布第一号命令：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均将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軍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交出全部武裝。
此時，蔣介石卻在峨嵋山時刻關注着延安方面的行動。
當他聽到軍統頭子戴笠彙報朱德已下令共軍發起反攻，迫日僞軍投降的情報時，嚯地站起：“中共沒有受降權利！” 他說：“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國内一緻公認的。
日僞軍隻能向國民政府和中央軍投降。
” 戴笠繼續彙報：“委座，華北聶榮臻部打着配合蘇軍大反攻的名義，向熱遼方向調動，企圖争奪東北；山東羅榮桓部正在圍攻魯南申從周部；呂正操部正向歸綏集結……” “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調動大軍，争奪戰略要地。
”蔣介石說。
8月11日，蔣介石一連發布了三道命令。
一道是給朱德總司令的命令，令第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僞“擅自行動”。
一道是給國民黨軍隊的命令，要他們“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松懈”。
還有一道是給僞軍的命令，要他們“負責維護治安”，“趁機贖罪”。
蔣介石這三道命令的真實意圖，就是不準共産黨領導的抗日人民軍隊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複國土；隻許國民黨的軍隊收繳日僞武裝，搶占地盤，并要僞軍配合行動。
毛澤東和朱德等人接到蔣介石的電今後，決定針鋒相對，随即向各解放區連續發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區部隊向日僞軍發起反攻，消滅日僞軍，迫使日僞軍投降。
毛澤東等共産黨領導人清醒地意識到，一場規模空前的内戰即将來臨。
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行徑，中央在延安棗園露天會場召開了幹部大會。
毛主席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
他說：“‘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戰争時期，我們在敵後，他上了山。
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
……蔣介石是怎樣上台了？是靠北伐戰争，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
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戰的血海。
” 毛澤東稍微停了一會，點燃一支煙，猛吸了一口，然後繼續說：“蔣介石總是強迫人民接受戰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
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
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各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堅決執行朱德總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勢，向日僞軍發起全面反攻。
為适應抗日戰争轉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全國各解放區我軍戰鬥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調整。
其中決定，晉綏軍區從陝甘甯晉綏聯防軍中分出，轄呂梁軍區、雁門軍區和綏蒙軍區。
呂梁軍區下轄第三軍分區、第四軍分區、第七軍分區、第八軍分區、第十軍分區；雁門軍區下轄第二軍分區、第五軍分區、第六軍分區、第十一軍分區；綏蒙軍區下轄第一軍分區、綏東軍分區、騎兵旅。
同時，以主力四個旅組成晉綏野戰軍，由原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兼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
” 1943年6月，聯防軍召開了陝甘甯邊區和晉綏軍區團以上參謀長會議，讨論部隊訓練問題。
賀龍在會上提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要求訓練為戰争服務，部隊訓練的要求在于能對付兩倍到三倍兵力的敵人，做到“一個打三個”。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論的老一套辦法，讓參謀長們穿上草鞋，去當幾天兵，到操場上做做動作，學習切實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統一部隊的訓練。
三個月訓練以後，賀龍又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确定了“以兵為主，人人皆兵，個個都練，士兵教育應以技術為主”的冬季訓練方針，側重學習射擊、投彈、刺殺三大技術。
在這次冬季練兵中，兩個區的部隊普遍開展了争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競賽。
說起這兩個競賽，還有一個故事。
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賀龍到陝甘甯邊區不久。
有一天，賀龍到三五九旅視察。
旅長王震見師長來了，十分高興，為賀龍組織了一次投彈、刺殺和射擊表演。
有個叫齊巨洲的戰士一下子将手榴彈投了50米。
賀龍看後，高興地鼓起掌來。
王震興奮起來，脫口大喊：好一個賀龍投彈手！ 表演後，賀龍對部隊說：“你們是保衛黨中央的衛隊，你們要保衛邊區每一寸土地。
你們練兵練得很好，投彈投得遠。
你們還要好好練習射擊。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一二零師是個大學校嘛！” 王震接着說：“師長号召我們生産、學文化、練武藝，特别是打手榴彈、射擊。
我們旅要創造出無數的賀龍投彈手、賀龍射擊手。
” 旅政治部抓住旅長的這一講話，很快在部隊掀起了争當“賀龍投彈手”的競賽。
後來這一競賽從三五九旅推廣開來，變成了全邊區部隊的群衆性活動，并且發展為争當“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的運動。
冬季大練兵到1944年3月結束，取得了很大成績。
賀龍在1944年9月聯防軍司令部召開的模範學習者代表會議上，總結了大練兵的成果。
他說：“我們現在有了投擲72米的投彈手，（發射六發步槍子彈）打60環的神槍手，部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了，但是，為了反攻，僅僅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繼續求進步。
” 9月25日，模範學習者代表大會在延安東關操場舉行軍事表演。
賀龍、徐向前、蕭勁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前往觀看。
毛主席看到個個投彈手出手不凡，非常高興地對賀龍說：“老總，你練兵練得不錯哪！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賀龍投彈手’。
今後每個戰鬥員都練成這樣的投彈手，那就無敵于天下了。
” 正在這時，獨一旅投彈手張兆信打了一個精彩的空中爆炸。
會場上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毛主席對賀龍說：“這顆手榴彈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裡炸，就在哪裡炸，這很有用處，更能發揮手榴彈的威力了。
”賀龍說：“是呀，本領是練出來的，隻要苦練，就會越練越精。
”毛主席點頭說：“是這樣的。
” 賀龍帶了一輩子的兵，而主席還交給他一個理财的任務，一開始真沒有想到。
但他也深深了解當時根據地的經濟困難。
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困難最突出的問題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邊區政府窮得無法負擔必要的開支。
賀龍上任後，采取了一項臨時性應急措施，給邊區各軍分區撥款五百萬元，讓軍分區自行包幹本區的經濟支出。
這實際上是讓軍隊負擔政府的開支，當時有部分軍隊幹部想不通，部隊中議論也不少。
針對這一情況，賀龍召來軍分區的領導，對他們說：“過去，水是順流的，由上往下。
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飯吃，因為你們有生産力量啊！不找你們找誰？……從我們延安來看，北門外住的是中央、軍委，南門外住的是邊區政府、西北局，他們有什麼東西？而我們軍隊卻開了許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豐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棧等等。
所以，靠上頭是沒有辦法的，相反，要靠你們養活，靠你們吃飯。
……包幹辦法就是軍隊吃什麼，地方幹部吃什麼；軍隊穿什麼，地方幹部穿什麼。
過去上面養活你們，現在有困難，你們要挑這副擔子，而且要挑好。
”賀龍下令各分區成立财經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地方的财經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區包幹，渡過困難。
不過，賀龍心裡明白，從長遠看，這隻能是權宜之計。
要解決經濟困難，最根本的是要增加邊區政府的收入，大力發展生産。
他通過調查發現，邊區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沒有保證。
陝甘甯和晉西北根據地當時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向國民黨統治區輸出食鹽和其他土特産，但由于領導不統一，管理不善和各自為政，各做各的生意，隻管小單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損，政府得不到應有的收益。
因此，賀龍向财經委員會建議，成立邊區政府物資局，統一領導境外貿易，對食鹽和土特産實行統銷政策，這樣，邊區政府的收入逐漸有了保證。
賀龍一直大力提倡發展生産。
1942年底，賀龍受毛澤東的委托，向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方針。
他在發言中指出：“毛主席把發展生産看成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環節，這個想法很正确。
如果不生産，讓天上往下落嗎？天上也落不下來，落下來的是雨，而雨有時候也不落；靠我們的國家？國家一個饷也不發，子彈也不發，什麼也不發。
那靠什麼呢？就靠自己。
我們邊區政府是窮的，隻有靠自己生産。
” 為了發展生産，賀龍找到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對他說：“今天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産，你應當把銀行的票子投到生産上去，你說對不對？” “老總啊，我們銀行是抵押貸款，沒有抵押，放出去的資金收不回來就麻煩了。
”朱理治面露難色。
“你不給他票子，他沒有資金來擴大生産，哪來抵押？你幫他發展了生産，他就有了錢，不就可以還你？何況，生産發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銀行的資金不也多了嗎？”賀龍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後朱同意了賀龍的意見。
銀行從1943年起向生産單位發放信貸。
賀龍為了支持銀行，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的法币，充實了銀行的實力。
以後，賀龍在總結1943年财政金融問題時說：“如果沒有這一筆資金投下去，沒有這批馬蘭草的票子，那我們的生産成績是不會這麼大的。
” 在賀龍的領導下，邊區部隊的生産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1943年開荒20餘萬畝，占了全邊區開墾荒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共收細糧3萬石。
三五九旅做到了糧食自給；三五八旅、獨一旅等其他部隊基本做到糧食大部自給，蔬菜全部自給。
邊區部隊共養豬1萬餘頭，羊1.5萬隻，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
邊區部隊建立了11個紡織廠，年産布40萬匹，做到了豐衣足食，兵強馬壯，這在古今中外軍事史上是很少見的。
事實證明，賀龍也是一位理财的能手。
1945年7月26日，中國、美國、英國三國政府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毀滅。
”8月6日，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投向廣島。
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同時宣布參加《波茨坦公告》。
9日，100餘萬蘇軍從北、東、西三個方向進攻侵占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
同日，美國第二顆原子彈投向長崎。
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在南京官邸同時收聽四部電台的廣播，這四部電台的頻率分别代表四方權力機構——華盛頓、莫斯科、重慶和東京。
岡村甯次非常清楚，他雖然還擁有100多萬号稱“常勝軍”的日本精銳部隊，但是日本大本營和軍部誰也沒有扭轉乾坤的偉力。
日本正面臨滅頂之災！ 此時的日本天皇已被原子彈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終日。
是戰是降？天皇面臨着無奈的決策。
在内閣會議上，閣員之間為“戰”和“降”的問題吵得一塌糊塗，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大臣們還是取得了共識：戰是沒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出路，問題的關鍵是以何種方式投降，是有條件投降，還是無條件投降？ 在中國抗戰出現空前有利的形勢下，毛澤東主席于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提出：對日戰争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财，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發布第一号命令：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均将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軍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交出全部武裝。
此時，蔣介石卻在峨嵋山時刻關注着延安方面的行動。
當他聽到軍統頭子戴笠彙報朱德已下令共軍發起反攻，迫日僞軍投降的情報時，嚯地站起：“中共沒有受降權利！” 他說：“國民黨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國内一緻公認的。
日僞軍隻能向國民政府和中央軍投降。
” 戴笠繼續彙報：“委座，華北聶榮臻部打着配合蘇軍大反攻的名義，向熱遼方向調動，企圖争奪東北；山東羅榮桓部正在圍攻魯南申從周部；呂正操部正向歸綏集結……” “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調動大軍，争奪戰略要地。
”蔣介石說。
8月11日，蔣介石一連發布了三道命令。
一道是給朱德總司令的命令，令第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僞“擅自行動”。
一道是給國民黨軍隊的命令，要他們“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松懈”。
還有一道是給僞軍的命令，要他們“負責維護治安”，“趁機贖罪”。
蔣介石這三道命令的真實意圖，就是不準共産黨領導的抗日人民軍隊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複國土；隻許國民黨的軍隊收繳日僞武裝，搶占地盤，并要僞軍配合行動。
毛澤東和朱德等人接到蔣介石的電今後，決定針鋒相對，随即向各解放區連續發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區部隊向日僞軍發起反攻，消滅日僞軍，迫使日僞軍投降。
毛澤東等共産黨領導人清醒地意識到，一場規模空前的内戰即将來臨。
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行徑，中央在延安棗園露天會場召開了幹部大會。
毛主席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
他說：“‘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戰争時期，我們在敵後，他上了山。
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
……蔣介石是怎樣上台了？是靠北伐戰争，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
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戰的血海。
” 毛澤東稍微停了一會，點燃一支煙，猛吸了一口，然後繼續說：“蔣介石總是強迫人民接受戰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
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
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各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堅決執行朱德總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勢，向日僞軍發起全面反攻。
為适應抗日戰争轉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全國各解放區我軍戰鬥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調整。
其中決定，晉綏軍區從陝甘甯晉綏聯防軍中分出，轄呂梁軍區、雁門軍區和綏蒙軍區。
呂梁軍區下轄第三軍分區、第四軍分區、第七軍分區、第八軍分區、第十軍分區；雁門軍區下轄第二軍分區、第五軍分區、第六軍分區、第十一軍分區；綏蒙軍區下轄第一軍分區、綏東軍分區、騎兵旅。
同時，以主力四個旅組成晉綏野戰軍，由原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兼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