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臨危受命 中央情報局羽翼已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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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滲入就相對容易一些。
1950年底以後的時間裡，中央情報局至少有五六名間諜在那裡工作，監視蘇聯海軍的調動，并警惕俄國人幹預戰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該基地防衛森嚴，以緻托夫特的間諜們不敢使用無線電進行通信聯絡。
“我們依靠‘信鴿’——其他朝鮮間諜來往返傳遞信息。
這是危險透頂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 特工小組從空中和海上滲入了“滿洲”和東西伯利亞，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報局為基地的受過特種訓練的小組進入了山東半島和華北天津地區。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許用“民航運輸隊”的飛機把諜報人員送進中國和蘇聯去執行任務。
“我們不能用帶有中國國民黨标志的飛機飛臨這些國家，所以我們就依靠美國遠東空軍。
”托夫特說。
遠東空軍副司令厄爾·帕特裡奇将軍十分感激中央情報局幫助援救他被擊落的飛行人員，立即同意提供飛機和飛行員去執行這些敵後的危險使命。
但是麥克阿瑟早就覺得托夫特的行動規模過大，過于獨立，而且過于危險。
1950年10月25日，麥克阿瑟緻電參謀長聯席會議說，托夫特的“政策協調局”是“按有關的特别協議行事，但是它已經不時地違反了這些協議”。
他報告了最近的一個事件：一名間諜從遠東空軍的一架飛機空投到蘇聯領土，此事表明“事态嚴重”。
因此，他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他打算暫停這一項目。
他已經“下令他轄下各部門在沒有他特許的情況下，不得參與類似的項目”。
兩天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答複說：“華盛頓沒有一位負責官員質疑（麥克阿瑟）在其戰區或計劃行動區域内關于中情局行動的指揮權。
”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報局業經批準的情報和秘密活動，以體現駐遠東美軍總司令的責任”。
幾個星期過去，托夫特的人馬僅在厚木空軍基地一處就超過了1000人，他們住在基地内一個安全的大院裡。
“民航運輸隊”的飛機為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獨立于軍方的機動性。
“在日本或朝鮮，我們從來不接受軍方的命令，”托夫特說，“我們寫我們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來就像是正式文件，沒有它誰也不能随意行動。
我們不理會禁止把當地人員送進或送出日本的禁令，無論是在戰争地區還是在整個被占領的日本，我們把成千名遊擊隊員和間諜送進送出我們的訓練和集結營地。
” 這些秘密活動并沒有完全逃脫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報局人員不久就發現他們處于為軍方反情報部門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監視之下。
托夫特憤怒至極，他甚至有過一念之差，認真考慮過如何“溺斃”一名特别讨厭的、為威洛比工作的官員。
在沮喪時刻，托夫特會說，麥克阿瑟有三個敵人：俄國人、中國人和北朝鮮人。
“而我有四個敵人，”他說道，“那三個，再加上麥克阿瑟。
” 偶爾，華盛頓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會闖入托夫特的領地。
一個代号為“水牛”的切羅基印第安人在華盛頓被問道：“你願意去殺掉（北朝鮮首相）金日成嗎？”“我今天就幹。
”據說他這麼回答道，并動身去遠東。
“水牛”此人懷疑一切，以緻他不願接近任何一個一般的中央情報局辦事處，哪怕是隐蔽極深的也不行。
他堅持要“在皇宮牆附近，在日落時分”會見托夫特和其他官員。
“水牛”的暗殺行動一旦成功，他将得到托夫特稱之為“相當數量的一筆重賞”。
但是顯然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水牛”在離開東京之後究竟幹了些什麼，中央情報局一直毫無所知。
在心理戰方面，托夫特不僅設法損壞蘇聯在日本的名聲，而且在此過程中為中央情報局賺了10.4萬美元的收益。
當時蘇聯的政策是鼓動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麥克阿瑟的民主化進程，并使日本人民對于與美國結成過于親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懼。
它暗示，作為旁觀者的日本會在一場美蘇戰争中被毀滅。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傳上出損招的機會來了。
當時蘇聯人開始釋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西伯利亞“失蹤”的千百名日本士兵。
托夫特說：“日本左派新聞界對蘇聯溫情脈脈，說蘇聯準備釋放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
”他感到這裡另有打算。
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員外，隻是一個憲兵營。
托夫特擔心釋放的戰俘和日漸高漲的親蘇情緒，恐怕會給俄國人帶來宣傳上的好處。
他同副手科爾韋爾·比爾斯商談了反擊行動，但是想不出什麼好主意。
出于無心，威洛比倒給他們開了一個頭。
他手下一個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記，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亞一個勞改營裡度過了戰後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經曆。
“威洛比不知這日記有何用處，于是把它送到中央情報局開個玩笑。
”托夫特說。
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記的譯文，對比爾斯宣布說：“我們要進軍電影界，我們要拍一部影片，描繪在俄國當戰俘是怎麼回事。
”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麥克阿瑟取消了一道關于防止日本電影業在戰後卷土重來的禁令。
一項請求提交給了中央情報局，請他們提供一名電影導演和劇本作者。
攝制組主要是同日本電影技術人員合作——但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指導下，在日本最北部島嶼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個模拟俄國戰俘營。
托夫特訂購了各種物品，還有四車皮的番茄醬，比爾斯問他為什麼。
“因為這将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
”托夫特回答說。
果然如此。
“當共産黨企圖破壞這部片子時，我就知道我們的路子對頭，這部影片是對蘇聯人的絕佳揭露。
日本電影界喜歡它，因為它使演員們和技術人員在長期歇業之後能重操舊業。
觀衆喜歡它，因為它實在是部好片子。
我們在20家日本電影院裡同時推出，曆數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紀錄。
最後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裡上演，它引起了極大的義憤和反蘇情緒。
當我們增加映數時，中央情報局從中提取了10.4萬美元收益，轉交給了美國政府。
” 一場更為傳統的秘戰行動正在按國家安全局的要求進行着。
國家安全局與中央情報局同時成立，它是負責美國破譯密碼和截聽通信的機構。
朝鮮戰争最初幾個月，國家安全局技術人員在截聽北朝鮮人和中國人的電報方面遇到了困難。
中國人在“滿洲”的指揮部與北京總部之間的大部分電報往來是通過穿越黃海的一條電話電纜進行的，由于這條電纜的位置處于敵後，國家安全
1950年底以後的時間裡，中央情報局至少有五六名間諜在那裡工作，監視蘇聯海軍的調動，并警惕俄國人幹預戰争的任何可能迹象。
但是，該基地防衛森嚴，以緻托夫特的間諜們不敢使用無線電進行通信聯絡。
“我們依靠‘信鴿’——其他朝鮮間諜來往返傳遞信息。
這是危險透頂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 特工小組從空中和海上滲入了“滿洲”和東西伯利亞，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報局為基地的受過特種訓練的小組進入了山東半島和華北天津地區。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許用“民航運輸隊”的飛機把諜報人員送進中國和蘇聯去執行任務。
“我們不能用帶有中國國民黨标志的飛機飛臨這些國家，所以我們就依靠美國遠東空軍。
”托夫特說。
遠東空軍副司令厄爾·帕特裡奇将軍十分感激中央情報局幫助援救他被擊落的飛行人員，立即同意提供飛機和飛行員去執行這些敵後的危險使命。
但是麥克阿瑟早就覺得托夫特的行動規模過大，過于獨立，而且過于危險。
1950年10月25日，麥克阿瑟緻電參謀長聯席會議說，托夫特的“政策協調局”是“按有關的特别協議行事，但是它已經不時地違反了這些協議”。
他報告了最近的一個事件：一名間諜從遠東空軍的一架飛機空投到蘇聯領土，此事表明“事态嚴重”。
因此，他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他打算暫停這一項目。
他已經“下令他轄下各部門在沒有他特許的情況下，不得參與類似的項目”。
兩天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答複說：“華盛頓沒有一位負責官員質疑（麥克阿瑟）在其戰區或計劃行動區域内關于中情局行動的指揮權。
”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希望他将支持中央情報局業經批準的情報和秘密活動，以體現駐遠東美軍總司令的責任”。
幾個星期過去，托夫特的人馬僅在厚木空軍基地一處就超過了1000人，他們住在基地内一個安全的大院裡。
“民航運輸隊”的飛機為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獨立于軍方的機動性。
“在日本或朝鮮，我們從來不接受軍方的命令，”托夫特說，“我們寫我們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來就像是正式文件，沒有它誰也不能随意行動。
我們不理會禁止把當地人員送進或送出日本的禁令，無論是在戰争地區還是在整個被占領的日本，我們把成千名遊擊隊員和間諜送進送出我們的訓練和集結營地。
” 這些秘密活動并沒有完全逃脫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報局人員不久就發現他們處于為軍方反情報部門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監視之下。
托夫特憤怒至極，他甚至有過一念之差，認真考慮過如何“溺斃”一名特别讨厭的、為威洛比工作的官員。
在沮喪時刻，托夫特會說，麥克阿瑟有三個敵人：俄國人、中國人和北朝鮮人。
“而我有四個敵人，”他說道，“那三個，再加上麥克阿瑟。
” 偶爾，華盛頓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會闖入托夫特的領地。
一個代号為“水牛”的切羅基印第安人在華盛頓被問道：“你願意去殺掉（北朝鮮首相）金日成嗎？”“我今天就幹。
”據說他這麼回答道，并動身去遠東。
“水牛”此人懷疑一切，以緻他不願接近任何一個一般的中央情報局辦事處，哪怕是隐蔽極深的也不行。
他堅持要“在皇宮牆附近，在日落時分”會見托夫特和其他官員。
“水牛”的暗殺行動一旦成功，他将得到托夫特稱之為“相當數量的一筆重賞”。
但是顯然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水牛”在離開東京之後究竟幹了些什麼，中央情報局一直毫無所知。
在心理戰方面，托夫特不僅設法損壞蘇聯在日本的名聲，而且在此過程中為中央情報局賺了10.4萬美元的收益。
當時蘇聯的政策是鼓動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麥克阿瑟的民主化進程，并使日本人民對于與美國結成過于親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懼。
它暗示，作為旁觀者的日本會在一場美蘇戰争中被毀滅。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傳上出損招的機會來了。
當時蘇聯人開始釋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西伯利亞“失蹤”的千百名日本士兵。
托夫特說：“日本左派新聞界對蘇聯溫情脈脈，說蘇聯準備釋放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
”他感到這裡另有打算。
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員外，隻是一個憲兵營。
托夫特擔心釋放的戰俘和日漸高漲的親蘇情緒，恐怕會給俄國人帶來宣傳上的好處。
他同副手科爾韋爾·比爾斯商談了反擊行動，但是想不出什麼好主意。
出于無心，威洛比倒給他們開了一個頭。
他手下一個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記，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亞一個勞改營裡度過了戰後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經曆。
“威洛比不知這日記有何用處，于是把它送到中央情報局開個玩笑。
”托夫特說。
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記的譯文，對比爾斯宣布說：“我們要進軍電影界，我們要拍一部影片，描繪在俄國當戰俘是怎麼回事。
”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麥克阿瑟取消了一道關于防止日本電影業在戰後卷土重來的禁令。
一項請求提交給了中央情報局，請他們提供一名電影導演和劇本作者。
攝制組主要是同日本電影技術人員合作——但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指導下，在日本最北部島嶼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個模拟俄國戰俘營。
托夫特訂購了各種物品，還有四車皮的番茄醬，比爾斯問他為什麼。
“因為這将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
”托夫特回答說。
果然如此。
“當共産黨企圖破壞這部片子時，我就知道我們的路子對頭，這部影片是對蘇聯人的絕佳揭露。
日本電影界喜歡它，因為它使演員們和技術人員在長期歇業之後能重操舊業。
觀衆喜歡它，因為它實在是部好片子。
我們在20家日本電影院裡同時推出，曆數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紀錄。
最後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裡上演，它引起了極大的義憤和反蘇情緒。
當我們增加映數時，中央情報局從中提取了10.4萬美元收益，轉交給了美國政府。
” 一場更為傳統的秘戰行動正在按國家安全局的要求進行着。
國家安全局與中央情報局同時成立，它是負責美國破譯密碼和截聽通信的機構。
朝鮮戰争最初幾個月，國家安全局技術人員在截聽北朝鮮人和中國人的電報方面遇到了困難。
中國人在“滿洲”的指揮部與北京總部之間的大部分電報往來是通過穿越黃海的一條電話電纜進行的，由于這條電纜的位置處于敵後，國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