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用“綏遠方式”解放綏遠 二、簽訂綏遠和平協議

根據中央關于處理綏遠問題的精神，傅作義和鄧寶珊提出了一個以“暫維現狀，劃定界線，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的步驟。

     為了進一步具體地就若幹問題加以讨論，林彪、聶榮臻、陶鑄和我黨長期在晉綏地區工作的原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與政委李井泉一道，于1949年3月23日在北京飯店宴請了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

    雙方同意，成立一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具體協商有關劃界、交通、金融、貿易、郵政以及我方派遣駐綏聯絡機構等問題。

    雙方提出參加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各三人，我方代表是中共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中共華北局秘書長張友漁、中共蒙綏區委城工部長潘紀文（潘紀文早在1938年就曾被中共派為住傅作義部隊的代表，并擔任了三十五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與傅作義部很熟）。

    傅作義方面的代表，仍然是他手下長期與我方打交道的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

    中共中央起初決定關于綏遠的談判是由賀龍主持，後來考慮到賀龍要率軍南下，所以還是改為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的聶榮臻和薄一波主持。

     從1949年3月25日開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就若幹問題進行了充滿希望的，同時也是充滿矛盾的談判。

    在談判中，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并不一緻，諸如劃界的走向、我方派出的聯絡人員派到哪一級等，都有分歧。

     3月28日，王克俊又出示了一封董其武給傅作義的電報，認為綏遠本邊陲之地，無關緊要，現在雙方就進行談判、處理問題，恐生意外。

    有關交通貿易諸事，可由民間自行解決。

    很明顯，這封電報很可能是對方有意拖延以便進行讨價還價，也可能是傅作義與董其武之間的意見還未取得一緻。

    于是，我方鄭重表示：這次談判，是我中國共産黨和傅作義先生之間的談判，與董其武并無直接關系。

    隻應當是傅代表董，而不能是董代表傅。

    現在的問題是傅和董的很多看法都不一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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