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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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天，幾乎全是辦理新民的後事。
慶春的悲痛已漸漸被麻木代替。
新民的辦公桌先是由隊裡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關的材料及屬于公家的物品取走。
剩下私人的物品隊裡叫慶春來清理，慶春拒絕了。
她和新民畢竟還沒有辦理結婚登記，法律上她無權以家屬名義清理遺物。
于是隊裡就通知新民的父親來了。
但是李春強把新民留在辦公桌裡的幾封信交給了慶春。
這都是前兩年慶春出差時寫給他的。
李春強同時給她的，還有從新民的皮夾裡找到的兩張去杭州的火車票。
“要我找人幫你退掉嗎？還能退。
”他問。
慶春拿過那兩張票，搖搖頭。
這是她和新民最後的紀念，怎麼能退呢。
她把那兩張票還有一張她本人在新民追悼會上和烈士遺像骨灰的合影，仔細地收藏起來。
她在那西洋樓對面蹲守的時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經沖洗出來了，最後幾張就是殺害新民的那個穿西服的嫌疑人。
處裡從中選出一張面目相對清楚些的，印到通緝令上發出去了。
畢竟罪犯沒有抓住，新民的犧牲因此缺少了壯烈而完整的色彩，無法像當年甘雷、崔大慶那樣熱鬧地公開宣傳。
所以開完了追悼會，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頓以後，一個人的生命到此為止算是正式結束了。
胡新民的名字也開始慢慢消失。
新民的父母 取走了兒子的烈士證書、追悼會上的簽名簿和寫着“獻愛心、送光明、功德無量”的角膜捐獻紀念冊，以及總共不到兩萬元的撫恤金和各種捐助。
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結發的妻子，甚至沒有給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遺物。
這時慶春心裡想着的，隻是新民留下的那雙眼睛。
這是新民沒有死亡的唯一的身體組織，她覺得那雙眼睛就是新民的整個兒靈魂和象征。
她去了醫院。
她去得也許太早了。
雖然沒費什麼勁就在一間陽光充足的單人病房裡，找到了那個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雙眼睛卻還被紗布厚厚地蒙着。
紗布幾乎纏住了那人的半個腦袋，但從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輪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這張臉的年輕和俊朗。
陪着病人的是一個年輕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靜，慶春進去的時候她正削了蘋果一塊一塊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裡送呢。
慶春也帶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頭的櫃子上，同他們寒暄。
她的身份及與病人的關系，那姑娘似乎已從醫生那裡知道，臉上自然堆滿笑容，嘴上說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謝的話。
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見她，不甚禮貌地沉默着。
慶春坐在床邊的小凳上，和他們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況。
“你在上大學二年級嗎？” 病人答：“啊。
” 姑娘替他補充道：“應該上三年級了，他這一病都快半年了。
” “這病怎麼得的？” “咳，給他們系裡一個輔導員教師家裡刷房子，他和另一個同學拿白灰打着玩兒，讓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給燒壞了。
” 慶春看那男孩子隻露了一半的臉，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頑皮，她問： “你在哪個大學呀？”’ “燕京大學。
”還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學什麼專業呀？”她索性就問那女的。
“法律。
他是主修經濟法、民法的。
” “噢，那挺不錯，搞這個現在挺熱門的。
” “是嗎，其實他才不适合研究經濟法呢，他沒那個經濟腦子，又不穩重，幹什麼事都沖動得不行。
” “還年輕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學，到國外探了一年親。
” “還有海外關系哪？” “他爸爸媽媽是搞科研的，都長期在國外。
” “那你是他什麼人呢？” “我是他朋友。
” 床上的病人一動不動地聽着她們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當面議論自己，沒有半點反應。
慶春看着這張紗布臉，心裡說不清是激動還是憂傷，那紗布裡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雙眼睛還會是那樣沉穩、睿智、安詳嗎？ 坐了一會兒，彼此便沒有更多的話。
她起身告辭，對病人說了些好好保重早日康複之類的祝福，那男孩子依然無動于衷地說：“謝謝。
” 姑娘送她出來，為男孩的少言寡語做了抱歉和解釋：“他剛和我吵完架，還賭氣呢。
真對不起啊，其實他真應該好好謝謝你，要不是你們捐了角膜，他且等呢。
” 慶春說：“那倒沒什麼。
不過你跟他說，生這種病不能總生氣，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 她們在走廊上邊說邊慢慢往前走，姑娘說：“沒辦法，他就這脾氣，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國外，沒人管他。
” 慶春笑笑，說：“那你管管他。
” 姑娘很老實地說：“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 慶春站下了，看看他們這一對，都還是孩子，挺有意思。
她問：“你和他是同學嗎？” 姑娘搖頭：“不是，我們兩家算鄰居吧。
” “他沒有兄弟姐妹嗎？每天隻有你一個人照顧他？” “他沒有兄弟姐妹，他動手術那兩天他媽從國外趕回來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
現在隻能是我一個人在這兒頂着。
人沒了眼睛，什麼也幹不了。
他們系
慶春的悲痛已漸漸被麻木代替。
新民的辦公桌先是由隊裡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關的材料及屬于公家的物品取走。
剩下私人的物品隊裡叫慶春來清理，慶春拒絕了。
她和新民畢竟還沒有辦理結婚登記，法律上她無權以家屬名義清理遺物。
于是隊裡就通知新民的父親來了。
但是李春強把新民留在辦公桌裡的幾封信交給了慶春。
這都是前兩年慶春出差時寫給他的。
李春強同時給她的，還有從新民的皮夾裡找到的兩張去杭州的火車票。
“要我找人幫你退掉嗎？還能退。
”他問。
慶春拿過那兩張票，搖搖頭。
這是她和新民最後的紀念，怎麼能退呢。
她把那兩張票還有一張她本人在新民追悼會上和烈士遺像骨灰的合影，仔細地收藏起來。
她在那西洋樓對面蹲守的時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經沖洗出來了，最後幾張就是殺害新民的那個穿西服的嫌疑人。
處裡從中選出一張面目相對清楚些的，印到通緝令上發出去了。
畢竟罪犯沒有抓住，新民的犧牲因此缺少了壯烈而完整的色彩，無法像當年甘雷、崔大慶那樣熱鬧地公開宣傳。
所以開完了追悼會，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頓以後，一個人的生命到此為止算是正式結束了。
胡新民的名字也開始慢慢消失。
新民的父母 取走了兒子的烈士證書、追悼會上的簽名簿和寫着“獻愛心、送光明、功德無量”的角膜捐獻紀念冊，以及總共不到兩萬元的撫恤金和各種捐助。
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結發的妻子，甚至沒有給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遺物。
這時慶春心裡想着的，隻是新民留下的那雙眼睛。
這是新民沒有死亡的唯一的身體組織，她覺得那雙眼睛就是新民的整個兒靈魂和象征。
她去了醫院。
她去得也許太早了。
雖然沒費什麼勁就在一間陽光充足的單人病房裡，找到了那個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雙眼睛卻還被紗布厚厚地蒙着。
紗布幾乎纏住了那人的半個腦袋，但從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輪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這張臉的年輕和俊朗。
陪着病人的是一個年輕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靜，慶春進去的時候她正削了蘋果一塊一塊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裡送呢。
慶春也帶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頭的櫃子上，同他們寒暄。
她的身份及與病人的關系，那姑娘似乎已從醫生那裡知道，臉上自然堆滿笑容，嘴上說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謝的話。
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見她，不甚禮貌地沉默着。
慶春坐在床邊的小凳上，和他們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況。
“你在上大學二年級嗎？” 病人答：“啊。
” 姑娘替他補充道：“應該上三年級了，他這一病都快半年了。
” “這病怎麼得的？” “咳，給他們系裡一個輔導員教師家裡刷房子，他和另一個同學拿白灰打着玩兒，讓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給燒壞了。
” 慶春看那男孩子隻露了一半的臉，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頑皮，她問： “你在哪個大學呀？”’ “燕京大學。
”還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學什麼專業呀？”她索性就問那女的。
“法律。
他是主修經濟法、民法的。
” “噢，那挺不錯，搞這個現在挺熱門的。
” “是嗎，其實他才不适合研究經濟法呢，他沒那個經濟腦子，又不穩重，幹什麼事都沖動得不行。
” “還年輕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學，到國外探了一年親。
” “還有海外關系哪？” “他爸爸媽媽是搞科研的，都長期在國外。
” “那你是他什麼人呢？” “我是他朋友。
” 床上的病人一動不動地聽着她們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當面議論自己，沒有半點反應。
慶春看着這張紗布臉，心裡說不清是激動還是憂傷，那紗布裡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雙眼睛還會是那樣沉穩、睿智、安詳嗎？ 坐了一會兒，彼此便沒有更多的話。
她起身告辭，對病人說了些好好保重早日康複之類的祝福，那男孩子依然無動于衷地說：“謝謝。
” 姑娘送她出來，為男孩的少言寡語做了抱歉和解釋：“他剛和我吵完架，還賭氣呢。
真對不起啊，其實他真應該好好謝謝你，要不是你們捐了角膜，他且等呢。
” 慶春說：“那倒沒什麼。
不過你跟他說，生這種病不能總生氣，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 她們在走廊上邊說邊慢慢往前走，姑娘說：“沒辦法，他就這脾氣，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國外，沒人管他。
” 慶春笑笑，說：“那你管管他。
” 姑娘很老實地說：“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 慶春站下了，看看他們這一對，都還是孩子，挺有意思。
她問：“你和他是同學嗎？” 姑娘搖頭：“不是，我們兩家算鄰居吧。
” “他沒有兄弟姐妹嗎？每天隻有你一個人照顧他？” “他沒有兄弟姐妹，他動手術那兩天他媽從國外趕回來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
現在隻能是我一個人在這兒頂着。
人沒了眼睛，什麼也幹不了。
他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