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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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發上點上煙，然後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臉，臉上并沒有發燒，心裡也很平靜，他沒有立即看錢，而是一個人坐在那裡研究自己的心境，為什麼一點奇異的感覺都沒有呢？既沒有多年前面對意外之财的憤怒，也沒有一夜暴發的激動。
也許他早就在等待着這一天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一切卻是那麼平靜而安甯，也許是他以前所捍衛的東西在多少年之後被證明毫無價值，所以他就像一個小學生做錯了作業一樣，發現一題就改了一題。
日光燈管裡發出嗚嗚的聲音，那是整流器對燈管老化做出的反應，自己也許就是一隻老化了的燈管，雖然也在發光，但光的純度和色彩已經非常模糊。
他想起了在燈光之外的千千萬萬的妓女們，當一個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對賣淫極度恐懼并且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那隻能說明她對賣淫的無知，而一旦脫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個嫖客後，原來發現賣淫遠沒有想象中的艱難和罪惡，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陽光和均勻的空氣，她與所有的人沒有任何區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賣淫的時候就根本沒有了絲毫的心理壓力。
人們通常都說，邁出第一步很難，此後就容易了，鄭天良發現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難與不難一說，你想做就不難，不想做就難，難不過是一種借口，是一種缺少勇氣的膽怯和懦弱。
鄭天良在這個秋天的晚上心裡極其平靜，他覺得自己奮鬥了這麼多年目的是什麼越來越不明确，如果說在馬壩鄉創辦合和醬菜廠是為老百姓脫貧緻富的話，那麼去王橋集經濟實驗區更像是為了給自己争一口氣，而今天對工業區進行改革又是為了什麼呢？啤酒廠是紮在他心頭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嚴和政治前途在這把刀子的下面支離破碎。
這使他這麼多年來一直不願正視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願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後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
他不願沿着這種殘酷的邏輯繼續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實人活着最大的意義就是讓自己活得更好，無論你是當官還是做生意，都是想改變現狀讓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和境界。
當皇帝是這樣，修鞋賣菜也是這樣，你隻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才能為别人服務，比如說趙全福吃喝嫖賭随心所欲，但他為國家上交的利稅很多，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出貢獻了的，而一個乞丐是無稅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對社會沒有貢獻，也不可能為人民服務。
當官有權才能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同時，人民也要為你服務，這就是他和趙全福與沈彙麗的關系。
符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平原則。
鄭天良這樣想着，覺得邏輯上還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覺得任何事情隻要内心裡沒有壓力和恐懼，還是順其自然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卻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鄭天良打開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為民商場”專用袋，上面還印有紅色的“為人民服務”的字樣，模仿毛澤東的字體，隻是印刷不是很講究，部分筆劃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樹上光秃且沒有生命力的枝叉。
鄭天良将“為人民服務”的袋子扔到了地上，裡面還有幾層報紙，報紙拐彎的地方刊有端正黨風反對腐敗的雜文，這篇雜文包裹着鈔票就像一把彎曲的匕首和投槍，軟軟地回憶着魯迅時代的一些陳年往事。
鄭天良對錢的認識是很含糊的，他家裡總共隻有兩三萬塊錢，他以為趙全福讓他幫着疏通關系的茶水費頂多隻有五六千塊錢，可他發現百元面鈔攤在茶幾共有十捆，一捆一萬，整整十萬。
這時鄭天良心跳了起來，他不是為接受這十萬塊錢而恐懼，而是感到趙全福這個個體戶怎麼有這麼多的錢，一甩手十萬塊，居然還是茶水費，十萬塊錢要買多少茶水，難道他們這些個體戶真的比他這個縣長對社會的貢獻還要大，如果不是他鄭天良當年在馬壩鄉創業，趙全福能有今天嗎？他心跳的是社會分配如此不公平，一個鄉下的賭棍嫖客花錢像流水，十萬塊錢是茶水費，那吃一頓飯是多少錢，批一塊地又是多少錢？ 鄭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撿起來，裝好錢後又塞進包裡，然後走到門邊将耳朵貼到門闆上聽外面有沒有動靜，幾分鐘過去了，走廊裡悄無聲息。
他聽到了樓外的一些風聲水一樣趟過寂靜的夜空。
這時，鄭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裝領口，将包放進文件櫃裡，又毫無必要地鎖好，手裡攥着鑰匙，這才坐到辦公桌邊的真皮沙發轉椅上，他給葉正亭打電話，一看時間，十點四十分，葉正亭每晚十二點以後才睡覺，所以此時打電話恰到好處。
鄭天良給葉正亭打的是手機，這樣葉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機顯示屏上看到這是鄭天良從辦公室打來的，葉正亭在電話裡說：“老鄭呀，還在辦公室沒回家休息嗎？都快十一點了，
也許他早就在等待着這一天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一切卻是那麼平靜而安甯，也許是他以前所捍衛的東西在多少年之後被證明毫無價值，所以他就像一個小學生做錯了作業一樣，發現一題就改了一題。
日光燈管裡發出嗚嗚的聲音，那是整流器對燈管老化做出的反應，自己也許就是一隻老化了的燈管，雖然也在發光，但光的純度和色彩已經非常模糊。
他想起了在燈光之外的千千萬萬的妓女們，當一個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對賣淫極度恐懼并且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那隻能說明她對賣淫的無知，而一旦脫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個嫖客後，原來發現賣淫遠沒有想象中的艱難和罪惡，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陽光和均勻的空氣，她與所有的人沒有任何區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賣淫的時候就根本沒有了絲毫的心理壓力。
人們通常都說，邁出第一步很難，此後就容易了，鄭天良發現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難與不難一說，你想做就不難，不想做就難，難不過是一種借口，是一種缺少勇氣的膽怯和懦弱。
鄭天良在這個秋天的晚上心裡極其平靜，他覺得自己奮鬥了這麼多年目的是什麼越來越不明确，如果說在馬壩鄉創辦合和醬菜廠是為老百姓脫貧緻富的話，那麼去王橋集經濟實驗區更像是為了給自己争一口氣，而今天對工業區進行改革又是為了什麼呢？啤酒廠是紮在他心頭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嚴和政治前途在這把刀子的下面支離破碎。
這使他這麼多年來一直不願正視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願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後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
他不願沿着這種殘酷的邏輯繼續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實人活着最大的意義就是讓自己活得更好，無論你是當官還是做生意，都是想改變現狀讓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和境界。
當皇帝是這樣，修鞋賣菜也是這樣，你隻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才能為别人服務，比如說趙全福吃喝嫖賭随心所欲，但他為國家上交的利稅很多，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出貢獻了的，而一個乞丐是無稅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對社會沒有貢獻，也不可能為人民服務。
當官有權才能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同時，人民也要為你服務，這就是他和趙全福與沈彙麗的關系。
符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平原則。
鄭天良這樣想着，覺得邏輯上還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覺得任何事情隻要内心裡沒有壓力和恐懼，還是順其自然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卻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鄭天良打開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為民商場”專用袋，上面還印有紅色的“為人民服務”的字樣，模仿毛澤東的字體，隻是印刷不是很講究，部分筆劃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樹上光秃且沒有生命力的枝叉。
鄭天良将“為人民服務”的袋子扔到了地上，裡面還有幾層報紙，報紙拐彎的地方刊有端正黨風反對腐敗的雜文，這篇雜文包裹着鈔票就像一把彎曲的匕首和投槍，軟軟地回憶着魯迅時代的一些陳年往事。
鄭天良對錢的認識是很含糊的，他家裡總共隻有兩三萬塊錢，他以為趙全福讓他幫着疏通關系的茶水費頂多隻有五六千塊錢，可他發現百元面鈔攤在茶幾共有十捆，一捆一萬，整整十萬。
這時鄭天良心跳了起來，他不是為接受這十萬塊錢而恐懼，而是感到趙全福這個個體戶怎麼有這麼多的錢，一甩手十萬塊，居然還是茶水費，十萬塊錢要買多少茶水，難道他們這些個體戶真的比他這個縣長對社會的貢獻還要大，如果不是他鄭天良當年在馬壩鄉創業，趙全福能有今天嗎？他心跳的是社會分配如此不公平，一個鄉下的賭棍嫖客花錢像流水，十萬塊錢是茶水費，那吃一頓飯是多少錢，批一塊地又是多少錢？ 鄭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撿起來，裝好錢後又塞進包裡，然後走到門邊将耳朵貼到門闆上聽外面有沒有動靜，幾分鐘過去了，走廊裡悄無聲息。
他聽到了樓外的一些風聲水一樣趟過寂靜的夜空。
這時，鄭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裝領口，将包放進文件櫃裡，又毫無必要地鎖好，手裡攥着鑰匙，這才坐到辦公桌邊的真皮沙發轉椅上，他給葉正亭打電話，一看時間，十點四十分，葉正亭每晚十二點以後才睡覺，所以此時打電話恰到好處。
鄭天良給葉正亭打的是手機，這樣葉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機顯示屏上看到這是鄭天良從辦公室打來的，葉正亭在電話裡說：“老鄭呀，還在辦公室沒回家休息嗎？都快十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