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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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妻兒老小搬進縣委大院的時候，這一年夏天已經來了。
縣委大院南邊是三層的辦公樓，北邊是宿舍區，二十幾個帶院子的平房裡住的都是副縣級以上的領導。
縣委大院裡樹很多，半個多世紀的法國泡桐飽經滄桑，就像一個老革命家一樣，撐出一大片濃蔭，鋪天蓋地，讓鄭天良這些革命後代們坐在樹下乘涼。
我敲門進去的時候，耿天龍手裡提着鳥籠子正在院子裡跟籠中的鹦鹉對話，耿天龍教鹦鹉說“為人民服務”，鹦鹉張着堅硬的嘴說“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帶進屋裡，給我沏上茶，遞上煙，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聊天。
他指着鳥籠子裡的鹦鹉說：“教它講‘反腐敗’，沒一個星期，會說了；而‘為人民服務’教了三個多月了，它還是跟我說‘為人民糊糊’。
它糊我，我就糊它，這個星期我就不給它喂玉米，隻準吃粗糠。
” 耿天龍對我的到來總是很歡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邊的這座小院裡，兒女都不在身邊，以前的部下都不來看他了，感歎世态炎涼的時候，就常常陷入到對往事的回憶中，他說當年連縣長書記都對他客客氣氣禮貌有加，找他批計劃的人讨好地說着谄媚的話，像蚊子一樣叮住他。
他歎了一口氣：“在台上的時候，不知道什麼叫領導藝術，退下來後，我才悟出來，當官跟唱戲一樣，以台上能唱戲和有戲唱的時候，表演得跟藝術一樣，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後台沒戲唱的時候，一卸裝，既沒有人喝彩，藝術也沒有了。
時間一長，人們還要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戲子，人老珠黃，就像一串報廢的鑰匙，就被人忘了。
想起來當官真沒意思。
” 耿天龍基本上靠回憶過日子。
所以我讓他回憶往事，他總是興緻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勳章，耿天龍撫摸着刺刀和勳章臉上的老人斑漲得通紅。
這時候，我就想，一個人沒有曆史就好了，但沒有曆史的人隻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兒或人工流産的一團血暈。
人逃脫不了曆史對他的定義。
我問耿老，“我舅舅怎麼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裡去？我覺得您是一個非常随和的人。
” 耿老說：“上次我跟你說過，我的問題在今天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但被鄭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
他要把我送到牢裡去，結果我沒去他去了，還丢了性命。
” 我說：“這個絕妙的諷刺說明了什麼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 耿老說：“在中國當官，腦子一定要會拐彎才行，也就是要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兩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起過，比如說，為人民服務是對的，但反過來如果人民不為你服務，這種官誰還願意當呢？你不僅要懂得個人服從組織，還要懂得組織服從個人；不僅要懂得少數服從多數，還要懂得多數服從少數，一般人隻知道前半句，後半句卻一輩子也不知道，這裡面辯證法學問大着呢。
權力是人民給的，但帽子是領導發的，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數服從少數。
因為真理有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比如說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
鄭天良後來知道了這其中的奧秘了，但已經晚了，這就像一個肺癌擴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煙，意義不大了。
他對我說，我們之間的事早就一筆勾銷了，但他與别人之間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銷得了的了。
耿天龍的話讓我在雲山霧罩中稀裡糊塗，因為我沒當過官，他說的那些抽象而深奧的道理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共産黨員面對一本李洪志的《轉法輪》。
我說：“耿老，你的有些觀點，我聽不懂，也不敢苟同。
你還是說說和我舅舅之間的事吧？” 鄭天良坐在副縣長辦公室裡很不習慣，他先是讓政府辦的工作人員将真皮椅換成了木頭椅子，然後又讓他們将辦公室裡兩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說“辦公室是辦公的地方，搞什麼花花草草的小資情調！”他時常打開窗子，看縣城裡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攤開的麻将一樣雜亂無章，他就意識到合安縣實際上還是一個窮縣，一種改天換地的使命感常常讓他熱血沸騰，隻是縣政府的“七五”規劃讓他跟黃以恒縣長始終不能統一認識，“五八十”工程雖然理想宏偉，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間縣城建設五條三縱兩橫的千米的商貿大道，八個億元鄉鎮，新建和改建十個億元産值大型企業。
”鄭天良覺得馬壩鄉是全省十強鄉鎮第六位了，一萬三千畝耕地、大小十三個鄉鎮企業，工農業最高産值不過九千多萬，而其他鄉鎮隻有兩三千萬，五年翻個番還要拐個彎，隻能是一種想象而已；縣城人口一萬人不到，五條千米商貿大道全部開張隻能是有場無市的結局，城建拆遷重建資金更是無法落實，而在這個交通并不占優勢的小縣城建十個億元企業更是異想天開。
縣長辦公會上，黃以恒一再強調，改革是一場革命要有勇氣要有決心，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鄭天良說
縣委大院南邊是三層的辦公樓，北邊是宿舍區，二十幾個帶院子的平房裡住的都是副縣級以上的領導。
縣委大院裡樹很多，半個多世紀的法國泡桐飽經滄桑，就像一個老革命家一樣，撐出一大片濃蔭，鋪天蓋地，讓鄭天良這些革命後代們坐在樹下乘涼。
我敲門進去的時候，耿天龍手裡提着鳥籠子正在院子裡跟籠中的鹦鹉對話，耿天龍教鹦鹉說“為人民服務”，鹦鹉張着堅硬的嘴說“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帶進屋裡，給我沏上茶，遞上煙，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聊天。
他指着鳥籠子裡的鹦鹉說：“教它講‘反腐敗’，沒一個星期，會說了；而‘為人民服務’教了三個多月了，它還是跟我說‘為人民糊糊’。
它糊我，我就糊它，這個星期我就不給它喂玉米，隻準吃粗糠。
” 耿天龍對我的到來總是很歡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邊的這座小院裡，兒女都不在身邊，以前的部下都不來看他了，感歎世态炎涼的時候，就常常陷入到對往事的回憶中，他說當年連縣長書記都對他客客氣氣禮貌有加，找他批計劃的人讨好地說着谄媚的話，像蚊子一樣叮住他。
他歎了一口氣：“在台上的時候，不知道什麼叫領導藝術，退下來後，我才悟出來，當官跟唱戲一樣，以台上能唱戲和有戲唱的時候，表演得跟藝術一樣，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後台沒戲唱的時候，一卸裝，既沒有人喝彩，藝術也沒有了。
時間一長，人們還要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戲子，人老珠黃，就像一串報廢的鑰匙，就被人忘了。
想起來當官真沒意思。
” 耿天龍基本上靠回憶過日子。
所以我讓他回憶往事，他總是興緻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勳章，耿天龍撫摸着刺刀和勳章臉上的老人斑漲得通紅。
這時候，我就想，一個人沒有曆史就好了，但沒有曆史的人隻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兒或人工流産的一團血暈。
人逃脫不了曆史對他的定義。
我問耿老，“我舅舅怎麼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裡去？我覺得您是一個非常随和的人。
” 耿老說：“上次我跟你說過，我的問題在今天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但被鄭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
他要把我送到牢裡去，結果我沒去他去了，還丢了性命。
” 我說：“這個絕妙的諷刺說明了什麼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 耿老說：“在中國當官，腦子一定要會拐彎才行，也就是要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兩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起過，比如說，為人民服務是對的，但反過來如果人民不為你服務，這種官誰還願意當呢？你不僅要懂得個人服從組織，還要懂得組織服從個人；不僅要懂得少數服從多數，還要懂得多數服從少數，一般人隻知道前半句，後半句卻一輩子也不知道，這裡面辯證法學問大着呢。
權力是人民給的，但帽子是領導發的，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數服從少數。
因為真理有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比如說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
鄭天良後來知道了這其中的奧秘了，但已經晚了，這就像一個肺癌擴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煙，意義不大了。
他對我說，我們之間的事早就一筆勾銷了，但他與别人之間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銷得了的了。
耿天龍的話讓我在雲山霧罩中稀裡糊塗，因為我沒當過官，他說的那些抽象而深奧的道理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共産黨員面對一本李洪志的《轉法輪》。
我說：“耿老，你的有些觀點，我聽不懂，也不敢苟同。
你還是說說和我舅舅之間的事吧？” 鄭天良坐在副縣長辦公室裡很不習慣，他先是讓政府辦的工作人員将真皮椅換成了木頭椅子，然後又讓他們将辦公室裡兩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說“辦公室是辦公的地方，搞什麼花花草草的小資情調！”他時常打開窗子，看縣城裡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攤開的麻将一樣雜亂無章，他就意識到合安縣實際上還是一個窮縣，一種改天換地的使命感常常讓他熱血沸騰，隻是縣政府的“七五”規劃讓他跟黃以恒縣長始終不能統一認識，“五八十”工程雖然理想宏偉，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間縣城建設五條三縱兩橫的千米的商貿大道，八個億元鄉鎮，新建和改建十個億元産值大型企業。
”鄭天良覺得馬壩鄉是全省十強鄉鎮第六位了，一萬三千畝耕地、大小十三個鄉鎮企業，工農業最高産值不過九千多萬，而其他鄉鎮隻有兩三千萬，五年翻個番還要拐個彎，隻能是一種想象而已；縣城人口一萬人不到，五條千米商貿大道全部開張隻能是有場無市的結局，城建拆遷重建資金更是無法落實，而在這個交通并不占優勢的小縣城建十個億元企業更是異想天開。
縣長辦公會上，黃以恒一再強調，改革是一場革命要有勇氣要有決心，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鄭天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