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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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給了我四個号碼。

    一一試了,似乎都對不上,我憋出的幾句粵語怎麼也說不通。

    再與問号小姐說,她還是給出那四個号碼。

     我走出校園,到路邊一家榨鮮水果汁店要電話簿。

    店主倒很客氣,讓我坐下,遞來電話薄。

    我接着,掏出錢買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電話薄還回去,問有沒有以前老的電話薄?店主說:前年的,行嗎?我點點頭,拿過來仔細地翻,一一查對紙條上記下的電話号碼。

    正如我預料,還有另一家利口福。

     電話撥通,我問是不是利口福?那邊聲音太小。

    我問有沒有陳佳順先生?對方說沒有,撂了電話。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該這麼問。

    鎮定了一下,電話通後,我改了一點聲音,直接說要利口福酒樓訂座。

    對方的聲音粗壯了些,也許換了一個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歸大酒樓。

    ”我心裡罵了一句,真他媽的跟得緊,難怪我找不着,怎麼香港一個個投機生意人比賽似的愛國?我抄下電話薄上的具體地址,與電話裡那人核對,地點沒變,灣仔。

    那人非常殷切地問:“小姐,你訂座?幾點?” 我說,晚上六點。

     穿過修頓球場,便是莊士敦道。

    路過天地圖書公司,我飛快瞄了下書,趕快出來。

    六點過五分,我走進金碧輝煌的回歸大酒樓。

    坐下後,我就對侍者說,我要找老闆說話。

     老闆來了,不是小米給我照片上的男人。

    他客氣地問我需要什麼幫助。

    我說,我要找一個人,我把這人年齡和姓名講了。

     “沒這個人,”他僅看了照片一眼,就還給了我,“不知道。

    ”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視他時,他的眼神斜瞟過我的臉。

    我憑本能感覺,他知道這個人。

    我再追問時,他還是客客氣氣,但改用香港話,速度異常快,我完全聽不懂。

    我明白我這個北方人,想在香港做偵探,絕對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頭喪氣回學院的賓館。

    行人極擁擠,但車輛并未堵塞。

    我弄不清怎麼回事,隻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樣扔掉了,這個男人不敢站出來。

    我雖然曾有過一段婚史,但離異後,覺得做單身貴族比拖家帶小好。

    此事看來是非追到底不可,不僅在于她是我親外甥女,而是人的尊嚴被傷害得慘。

    我一定要把這男人抓出來。

     第二天上午十點,該我發言,談大陸女權運動的發展。

    評講人是嶺南學院社會學系的夏教授,一個精通各種新理論的女子,普通話說得艱難,索性滑進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聽懂了夏教授艱深理論術語後面的要點,無非是說香港“後殖民時期”,女權運動的起點比大陸高,訴求也比大陸高。

    對此,我沒有争議,因為我不了解香港情況。

    但她的伶牙利嘴給我印象很深。

    或許,她是個豪爽正直的熱心腸。

    在中午便餐時,我把她拉到一邊,客套了幾句,就把事情來由講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還激動,仗義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題目。

    她談到政府就無證兒童問題,在訴訟終審法院,牽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權,小老婆的子女來港,是否必須在港的大老婆同意。

    這将是九七回歸以來最大的一場憲制争論。

    她馬上要了電話号碼,訂了回歸大酒樓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樓,海灣,中西藝術合壁的典型,比電影中的紐約還漂亮。

    海風習習,氣溫恰到好處,一襲裙子,進到酒樓裡還覺得有點兒涼。

    侍者周到地拿來披巾,點了菜。

    夏教授說:“你坐好,我去問店老闆。

    ” 等了十幾分鐘,我越來越不安,環顧鄰桌,個個打扮得紳士淑女,碰杯歡笑。

    我站了起來,讓侍者帶我去老闆辦公室。

     在樓梯口,我就聽到玻璃門裡傳出聲音:粵語,好像争吵得很厲害,但聲音逐漸低下去。

    我停在那兒,動彈不了。

    過了好一陣子,那門才打開,夏教授走了出來,闆着臉。

    見我在門口,也不驚奇,一聲不吭朝廳堂裡走,我隻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

    侍者端來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塊,給兩個杯子斟滿後說:“今天的酒菜,算店裡請客。

    老闆吩咐了,請二位貴客賞臉。

    ”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裡哼了一聲。

     我等着她開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讓自己冷靜下來。

    然後才說:“你是對的,老闆知道你要找的人。

    ”飯店裡背景歌聲,很熟,是《中國心》:“萬裡長城永不倒,千裡黃河水濤濤……”我舒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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