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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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一件帶黑領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間夾着根三五牌香煙，語氣仍然帶着一種大老闆所特有的堅定和灑脫。
但是，當辦案人員問到這300萬美元的去向時，他害怕被大陸定為“詐騙罪”，緊張得一會兒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會兒雙手緊握着裝有白開水的紙杯。
這位年過五旬的雲籍港商，還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頭發。
為了開脫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煙盒，把它當作道具在桌子上擺來擺去，努力向辦案人員闡明房産與資金的進出等各種複雜的關系。
何春說：“當初我們的确看好九龍城花園項目，但是，我派公司地産部的經理去作了進一步了解後，發現這一地帶的樓層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這樣項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
但是，因為公司要完成兩千萬港币的利潤目标，我不僅把南州國信的第一筆300萬美元挪作他用，還想方設法地讓夏文成把第二筆2450萬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賬上來。
” 但是，在程祖的追問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腳了。
其實，何春急需南州國信的資金并不完全是因為九龍城花園項目開發不劃算。
因為，那個時候的何春，資金已經越來越困難。
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香港亞洲公司因為購置房産多，攤子鋪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萬港币，已經沒有資金轉動了。
而我當時與上海華夏公司簽訂的購房合同，又急需付錢，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調用國信公司的資金支付上海華夏公司的購房款。
” 因此，當何春趕到南州争取第二筆資金時，知道又有好處可撈的夏文成竟主動趕到他的住處。
何說：“其實，我當時已經走投無路了，雖然我還有許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錯，但這僅能騙騙夏文成而已。
”夏文成來到他的住處後，何春采取了兩個戰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讓他相信投資回報并盡快掏錢；二是安排個地方讓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趕到何春住處後，何春拿出一萬美元給他，說：“你自己買點東西吧。
”夏文成沒怎麼推辭就收下了。
這樣，何春就開始做思想工作了。
他說：“300萬美元的投入太少，沒法搞九龍城花園項目，能不能将剩餘的300萬美元也打進來，把香港的項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無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時調不出那麼多的外彙額度。
” 何春說：“可以用人民币将錢打給我，因為我在上海要投資，我再在境外以亞洲公司的名義将相應的資金打到香港旗勝公司賬上。
” 按照第一次董事會上通過的協議規定，南州國信的第二筆資金要到何春在九龍城簽計土地合同之後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筆資金。
但是，拿了好處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對，還與何春一起唱起了雙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為夏文成說資金打到國内無法做賬，必須找一個名義。
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園B3樓3至10樓物業50％的權益轉讓給南州國信公司，但雙方都明确這份協議隻是國信公司财務做賬用的，是虛假的。
這樣，2450萬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國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連好置業公司物業發展部。
何春把這筆錢用于他向華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購房款。
如果說夏文成此時還蒙在鼓裡的話，那麼，兩個月以後在香港召開的旗勝公司第二次董事會上總該清醒了。
然而，何春卻再一次用“糖衣炮彈”将夏文成擊昏了過去。
這次會議期間，何春又送給夏文成2萬港币，同時送上一枚香港97回歸紀念金币（價值3萬港币）、一套奧運會金牌得主簽名的紀念金币（價值1萬多港币）。
顯然是“吃人家的嘴軟”的原因，當何春在會上提出因為規劃方面的原因而放棄九龍城花園項目開發計劃時，夏文成并不感到吃驚，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聽任何春擺布。
何春進一步提出：“已經由國信公司投入的資金仍由我運作，以後一并按利息歸還香港旗勝公司。
”這樣一來，南州國信公司的300萬美元和2450萬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個人的借款。
夏文成同意了這個建議，并在會議紀要上簽了字。
這場收買與被收買的交易，終因一場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來。
1998年7月，香港金融風暴開始，房地産價向下狂瀉。
何春在香港的亞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閉。
當南州國信察覺到投資風險并向何春催款時，何春又生一計借以拖延。
他提出：将自己事實上分文未投資的所謂香港旗勝公司的50％股權轉讓給南州國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廣州、深圳的部分物業作價4500萬元人民币轉讓給南州國信。
這樣，何春便可以繼續占用南州國信的那兩筆資金了。
要不是因為群衆舉報而對南州國信采取措施，這兩筆資金還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馬月呢。
當何春完成了長篇叙述後，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種解脫。
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煙，拿過粉紅色的一次性打火機點上，将煙頭擱在前面那隻青花瓷大煙缸上敲了兩下，開始對夏文成作一些總結性的交待。
何春說：“夏文成這個人有三個明顯特點：一是貪錢，二是貪色，三是愛說大話。
尤其在金錢方面，表現得更為直接和貪婪。
” 他舉了幾個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給他送禮，光“交際費”一項每次就是一萬元。
另外，還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鋤大地”或者“21點”之類，故意輸錢給他，每次少則三千，多則六七千港币。
夏文成赢了錢後，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現出了一種樂此不疲的感覺。
因為每當籌碼少時，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還常常偷牌，顯得有些賴皮。
夏文成不僅深深愛上了這種隻赢不輸的遊戲，而且愛屋及烏，對那副高級籌碼把玩不停，最後居然把這玩意兒也讨回來了。
現在還一直擺放在家裡，供其玩樂。
何春的香港亞洲公司破産後，夏文成曾主動與他聯系過。
夏在電話裡說：“現在很多人在對我進行審計，還要審旗勝公司的事”。
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說還是他到南州來吧。
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專程趕到南州，與夏文成見了最後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飯。
何春回憶說：“那天他說了一些很奇怪的話，說我們在香港搞合資公司很正常的，我們之間經濟上也沒有問題。
他說話的意思是我們之間定個基調，統一一下口徑。
他還跟我講他私人也沒有得到好處，意思是萬一有人問我，不要講送錢物的事情。
他還講我們打牌也隻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講什麼。
我感到他十分緊張，平時他愛談笑風生，但這次他連酒都沒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講一些對他不利的話，我說沒什麼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電話找何春，而何春這時已經隐蔽起來，于是他就給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謀打電話說：“調查我的人對我的态度開始強硬起來了，跟我談話的态度也明顯不客氣了。
我對有些事情無法回答，請轉告何春，讓他補一些房子給我，拉拉平。
” 何春則說：“當時我大姨夫季一謀接電話時，我就在旁邊。
但是，我的處境比較困難，自己都東躲西藏的，沒有固定住處。
所以就沒有去理他。
” 何春所說的這些話并不假。
因為市公安局已經通過技術監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們之間的談話内容，并且正密切關注着他們的動向。
四月六日這天，當何春把他與夏文成之間的經濟往來關系交待了之後，市紀委便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對策，并決定于當晚向市委書記辦公會議彙報。
考慮到夏文成在官場上混了多年，與有關部門關系非同一般。
為了防止意外，易鋒決定采取果斷措施，一方面盡快向市委彙報，一方面要求辦案人員先找到夏文成待命，随時準備實施“兩規”措施。
市委書記辦公會議預定在4月6晚上8時召開，市紀委副書記易鋒派出程祖等三名辦案人員，找到南州國信新任總經理耿吉紅，要求立即把董事長夏文成找來，并讓他到紀委來一趟。
耿吉洪幾次撥打夏文成的手機，但聽到的回音都是一個機械的女聲：“對方已關機或聯系不上，請稍候再撥。
”有人便懷疑道：“會不會又到某個地方潇灑去了？”後來耿吉紅打電話到夏文成的家裡，一位老人在電話裡說：“夏文成到羅桐去了。
”夏文成的老家在羅桐農村，那裡手機信号不好，難怪一時聯系不上。
為了盡快找到夏文成，耿吉紅找到了夏文成的駕駛員小查，因為隻有他最清楚夏文成的老家究竟在什麼方位。
晚上8點半，國信的車在前面帶路，市紀委的車在後面緊緊跟着。
當時，市紀委紀檢二室副主任程祖與國信總經理耿吉紅一起坐在前面的車上。
大約11點鐘左右，程祖的手機響起來了，市紀委副書記易鋒在電話裡道：“已經通過了，馬上把夏文成帶來。
”同時他還補充道：“市委的幾位書記對夏文成的問題非常震怒，一緻同意對他采取兩規措施。
” 過了一會兒，國信總經理耿吉紅的手機也響了，有人在電話裡報告說：“市委已經同意市紀委對夏文成實行兩規。
”耿總含糊地回應了幾句，趕忙關了手機。
程祖心想：“範圍這麼小的會議，剛剛做出的決定，是誰捅出來的呢？看來，夏文成的案子還真有些複雜。
”事後他慶幸，還好夏文成的老家手機信号不好，而且他的新樓房間裡還沒來得及安裝電話，否則，不知道會給辦案工作增添多少麻煩呢。
夏文成的老家在羅桐縣王李村，離國道并不遠，但也屬于山區了。
車子拐出國道不遠，在小路上摸爬了二十幾分鐘，就到了這個小小的村莊。
4月6日這天，正好是農曆的3月13。
這個晚上的月光很好。
但是，兩輛小轎車的突然到來，打破了小村莊的甯靜，頓時，村莊裡響起了一片汪汪汪的狗叫聲。
程祖一行來到夏文成老家的新宅大院門口。
他們環顧四周，發現這個村莊并不富裕，房屋顯得低矮陳舊，但是，月光下的夏家四層小樓卻高高地聳立着，顯得有些鶴立雞群。
後經了解，這幢小洋樓是剛剛建成不久的，有些房間還沒裝修，就先住進來了。
建洋樓的資金由四兄弟分攤，其中夏文成出了十萬塊錢。
後來程祖和他開玩笑說：“你撈了那麼多錢，幹嗎還那麼精巴，造幢樓還要兄弟分攤呢？”夏文成也坦然地道：“既想多撈錢，又不肯輕易地放出去。
人的心理都是一樣的。
” 在一片狂亂的犬吠聲中，耿吉紅叫響了夏文成的名字。
夏文成在樓上問是誰，耿吉紅又報了自己的名字，并說“快下來，有急事。
”夏文成道：“這麼晚了，還有什麼急事呀！” 過了好長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從樓上走下來開鐵門。
耿吉紅向夏文成介紹道：“這位是市紀委的程主任。
”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讓他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現在就走？怎麼這麼急啊？”程祖道：“現在不走不行，必須馬上就走的。
”夏文成重新上樓穿衣服，與妻子商量了一陣，便也知道紀委的意圖了。
下樓時，夏文成的妻子還特地送出來，叮囑程祖道：“你們市紀委一定要實事求是哩。
”程祖道：“你放心，我們一定會實事求是的。
” 夏文成上了市紀委的白色桑塔納轎車，便不再說一句話。
程祖覺得過于沉默，便随意問了一句，道：“你這次回家幹什麼呀？”夏文成答道：“我是回來上墳的，可惜沒上成。
”後來據了解，夏文成每年清明節都要回老家給祖先上墳，按照當地“前三後三”的規矩，在清明節前後三天内上墳都是允許的。
夏文成說他這次把家裡的人，包括女兒女婿都帶來了。
對自己的問題，顯然也已經有預感。
後來在交待了問題後，他對程祖說：“我想最後再上一次墳，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就不知道喽！” 夏文成心情有些消極，但是正如他後來對辦案人員坦露的那樣：“碰到問題，能垮過去就垮過去，這關不行了再說。
”因此，他腦子裡考慮的，始終是如何對付辦案人員，如何用心垮過市紀委這道“坎”。
到了辦案點，易鋒已經在那裡等候了。
他代表市紀委向夏文成宣布了經市委同意“兩規”的決定，要求他如實講清問題。
夏文成見易鋒的語氣如此生硬，臉色比鐵還冷，便火冒三丈地道：“這事我講得清楚的！”易鋒便呵斥了他幾句，要他端正态度。
夏文成繼續發火道：“就這麼點事情，我說過了你們還不相信！反正就是這麼點事，我能講清楚！” 易鋒見他态度如此之嚣張，便決心給他降降“火”，道：“夏文成，根據群衆舉報和我們紀委掌握的情況，你這個人吃喝嫖賭樣樣都有！” 夏文成吃了一驚，繼而又認真道：“易書記，你不能這麼亂講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鋒道：“你先别說不可能，等你在這裡呆幾天後，保證你一五一十地全部講清楚。
你信不信？” 夏文成道：“我不信。
我沒有什麼事，有什麼好講的？”然後又是一番狡辯。
易鋒将程祖他們叫到另外一個房間，對辦案人員進行了分工，要求他們分兩組進行談話。
根據夏文成的特點，部署了“攻心為上”的戰略。
易鋒像個總導演似地給每個辦案人員分配好了角色，要求按照不同側重點進行談話。
當然，在這部“戲”裡，易鋒本人還同時兼任主角。
他針對夏文成耍賴過關的心理，不溫不火地道：“夏文成，你的一舉一動，從延伸審計開始，我們就已經注意了。
” 夏文成看着易鋒發楞，他覺得，這個人簡直就是他的克星。
易鋒繼續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報出你的手機号碼。
”當号碼報出來後，易鋒道：“你以為你買了張金卡神州行的号碼打電話，我們就不知道啦？告訴你，你每次打電話的内容，我們都清清楚楚！” 說完，易鋒也不等他答話，站起身來就走。
易鋒交待另一位辦案人員道：“在我走了之後，你主要說軟話，勸勸他。
既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又像是什麼都知道似的。
讓他覺得你是在幫助他。
” 房間裡的夏文成一會兒癡癡地坐着，一會兒焦慮不安地走來走去。
加上房間裡看護人員的勸慰，把他的腦神經搞得緊張得要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在此基礎上，易鋒每天進來坐一會兒，說幾句模棱兩可的話，比如：“有些方面的證據，可是非常重要的喲？法院是根據這些認定的喲？”然後，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說：“夏文成，主動交待也是有個期限的，再這樣拖下去，我們就不能建議法院按照投案自首來處理了。
南州的張老五為什麼吃了子彈？因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來也隻不過坐幾年牢而已喲？” 三天後，夏文成忍不住了，他對易鋒道：“你别老這樣一句句地刺我了。
反正你們都知道了，我買什麼股票，打什麼電話，你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夏文成願意交待了。
但在交待的具體内容上，他還是有些避重就輕。
他知道，本地的企業老闆送給他的錢，取證比較容易，而境外企業的老闆，即便自己說了，到時候也會因為無法取證而難以定他的罪。
于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間的事。
夏文成道：“我在經濟上的确是犯了嚴重的錯誤，比如旅法僑商羊福蓮女士，他先後就送給了我28萬元人民币。
”他說：“羊福蓮是青雲籍的旅法華僑，那年我到法國訪問期間，在一個同鄉會上認識了羊女士。
以後青雲市每年舉行三胞聯誼會，都要邀請羊女士參加。
特别是羊女士參與青雲大橋建設，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
” 易鋒道：“你具體說說看，她都是怎麼把錢送給你的。
” 夏文成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當時在省委黨校學習，羊女士剛好準備從省城返回巴黎，住在華僑飯店。
有一天周末她打電話約我到她住的飯店吃飯。
飯後我去了她的房間，她對我說：青雲大橋已經峻工通車了，完成了我的心願。
在這期間你多次出面幫我協調解決建設中的一些困難，對此我也非常感激。
這次你在黨校讀書要辦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關部門跑跑。
” 易鋒插話道：“她說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 夏文成道：“當然是指職務上的事。
那段時間大家都在傳我将調出青雲，有的說要升了，有的說要群衆基礎不好，升不了，說不定要被安排到某個部門去。
說實在，那個時候我的心情不太好。
當時的青雲市委書記黃伯昌可以說是小人得志，當年還是中層幹部時，對我巴結得很，當了市委副書記後态度也可以。
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書記的位置，就以為高
但是，當辦案人員問到這300萬美元的去向時，他害怕被大陸定為“詐騙罪”，緊張得一會兒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會兒雙手緊握着裝有白開水的紙杯。
這位年過五旬的雲籍港商，還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頭發。
為了開脫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煙盒，把它當作道具在桌子上擺來擺去，努力向辦案人員闡明房産與資金的進出等各種複雜的關系。
何春說：“當初我們的确看好九龍城花園項目，但是，我派公司地産部的經理去作了進一步了解後，發現這一地帶的樓層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這樣項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
但是，因為公司要完成兩千萬港币的利潤目标，我不僅把南州國信的第一筆300萬美元挪作他用，還想方設法地讓夏文成把第二筆2450萬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賬上來。
” 但是，在程祖的追問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腳了。
其實，何春急需南州國信的資金并不完全是因為九龍城花園項目開發不劃算。
因為，那個時候的何春，資金已經越來越困難。
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香港亞洲公司因為購置房産多，攤子鋪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萬港币，已經沒有資金轉動了。
而我當時與上海華夏公司簽訂的購房合同，又急需付錢，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調用國信公司的資金支付上海華夏公司的購房款。
” 因此，當何春趕到南州争取第二筆資金時，知道又有好處可撈的夏文成竟主動趕到他的住處。
何說：“其實，我當時已經走投無路了，雖然我還有許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錯，但這僅能騙騙夏文成而已。
”夏文成來到他的住處後，何春采取了兩個戰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讓他相信投資回報并盡快掏錢；二是安排個地方讓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趕到何春住處後，何春拿出一萬美元給他，說：“你自己買點東西吧。
”夏文成沒怎麼推辭就收下了。
這樣，何春就開始做思想工作了。
他說：“300萬美元的投入太少，沒法搞九龍城花園項目，能不能将剩餘的300萬美元也打進來，把香港的項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無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時調不出那麼多的外彙額度。
” 何春說：“可以用人民币将錢打給我，因為我在上海要投資，我再在境外以亞洲公司的名義将相應的資金打到香港旗勝公司賬上。
” 按照第一次董事會上通過的協議規定，南州國信的第二筆資金要到何春在九龍城簽計土地合同之後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筆資金。
但是，拿了好處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對，還與何春一起唱起了雙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為夏文成說資金打到國内無法做賬，必須找一個名義。
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園B3樓3至10樓物業50％的權益轉讓給南州國信公司，但雙方都明确這份協議隻是國信公司财務做賬用的，是虛假的。
這樣，2450萬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國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連好置業公司物業發展部。
何春把這筆錢用于他向華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購房款。
如果說夏文成此時還蒙在鼓裡的話，那麼，兩個月以後在香港召開的旗勝公司第二次董事會上總該清醒了。
然而，何春卻再一次用“糖衣炮彈”将夏文成擊昏了過去。
這次會議期間，何春又送給夏文成2萬港币，同時送上一枚香港97回歸紀念金币（價值3萬港币）、一套奧運會金牌得主簽名的紀念金币（價值1萬多港币）。
顯然是“吃人家的嘴軟”的原因，當何春在會上提出因為規劃方面的原因而放棄九龍城花園項目開發計劃時，夏文成并不感到吃驚，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聽任何春擺布。
何春進一步提出：“已經由國信公司投入的資金仍由我運作，以後一并按利息歸還香港旗勝公司。
”這樣一來，南州國信公司的300萬美元和2450萬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個人的借款。
夏文成同意了這個建議，并在會議紀要上簽了字。
這場收買與被收買的交易，終因一場意外事件而暴露了出來。
1998年7月，香港金融風暴開始，房地産價向下狂瀉。
何春在香港的亞洲公司岌岌可危，即将倒閉。
當南州國信察覺到投資風險并向何春催款時，何春又生一計借以拖延。
他提出：将自己事實上分文未投資的所謂香港旗勝公司的50％股權轉讓給南州國信，另外再将自己在廣州、深圳的部分物業作價4500萬元人民币轉讓給南州國信。
這樣，何春便可以繼續占用南州國信的那兩筆資金了。
要不是因為群衆舉報而對南州國信采取措施，這兩筆資金還不知道要被拖到猴年馬月呢。
當何春完成了長篇叙述後，似乎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種解脫。
他又掏出一支三五牌香煙，拿過粉紅色的一次性打火機點上，将煙頭擱在前面那隻青花瓷大煙缸上敲了兩下，開始對夏文成作一些總結性的交待。
何春說：“夏文成這個人有三個明顯特點：一是貪錢，二是貪色，三是愛說大話。
尤其在金錢方面，表現得更為直接和貪婪。
” 他舉了幾個典型例子：夏文成每次到香港，何春都要給他送禮，光“交際費”一項每次就是一萬元。
另外，還要用打牌方式，比如玩“鋤大地”或者“21點”之類，故意輸錢給他，每次少則三千，多則六七千港币。
夏文成赢了錢後，都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且表現出了一種樂此不疲的感覺。
因為每當籌碼少時，他就要向其他人“借”，而且還常常偷牌，顯得有些賴皮。
夏文成不僅深深愛上了這種隻赢不輸的遊戲，而且愛屋及烏，對那副高級籌碼把玩不停，最後居然把這玩意兒也讨回來了。
現在還一直擺放在家裡，供其玩樂。
何春的香港亞洲公司破産後，夏文成曾主動與他聯系過。
夏在電話裡說：“現在很多人在對我進行審計，還要審旗勝公司的事”。
他提出要去上海找何春，何春說還是他到南州來吧。
于是，去年年底，何春便專程趕到南州，與夏文成見了最後一面，并且在一起吃了晚飯。
何春回憶說：“那天他說了一些很奇怪的話，說我們在香港搞合資公司很正常的，我們之間經濟上也沒有問題。
他說話的意思是我們之間定個基調，統一一下口徑。
他還跟我講他私人也沒有得到好處，意思是萬一有人問我，不要講送錢物的事情。
他還講我們打牌也隻是玩玩而已，不要多講什麼。
我感到他十分緊張，平時他愛談笑風生，但這次他連酒都沒喝，于是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不要講一些對他不利的話，我說沒什麼事情的，你放心好了。
” 到了今年四月，夏文成多次打電話找何春，而何春這時已經隐蔽起來，于是他就給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謀打電話說：“調查我的人對我的态度開始強硬起來了，跟我談話的态度也明顯不客氣了。
我對有些事情無法回答，請轉告何春，讓他補一些房子給我，拉拉平。
” 何春則說：“當時我大姨夫季一謀接電話時，我就在旁邊。
但是，我的處境比較困難，自己都東躲西藏的，沒有固定住處。
所以就沒有去理他。
” 何春所說的這些話并不假。
因為市公安局已經通過技術監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們之間的談話内容，并且正密切關注着他們的動向。
四月六日這天，當何春把他與夏文成之間的經濟往來關系交待了之後，市紀委便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對策，并決定于當晚向市委書記辦公會議彙報。
考慮到夏文成在官場上混了多年，與有關部門關系非同一般。
為了防止意外，易鋒決定采取果斷措施，一方面盡快向市委彙報，一方面要求辦案人員先找到夏文成待命，随時準備實施“兩規”措施。
市委書記辦公會議預定在4月6晚上8時召開，市紀委副書記易鋒派出程祖等三名辦案人員，找到南州國信新任總經理耿吉紅，要求立即把董事長夏文成找來，并讓他到紀委來一趟。
耿吉洪幾次撥打夏文成的手機，但聽到的回音都是一個機械的女聲：“對方已關機或聯系不上，請稍候再撥。
”有人便懷疑道：“會不會又到某個地方潇灑去了？”後來耿吉紅打電話到夏文成的家裡，一位老人在電話裡說：“夏文成到羅桐去了。
”夏文成的老家在羅桐農村，那裡手機信号不好，難怪一時聯系不上。
為了盡快找到夏文成，耿吉紅找到了夏文成的駕駛員小查，因為隻有他最清楚夏文成的老家究竟在什麼方位。
晚上8點半，國信的車在前面帶路，市紀委的車在後面緊緊跟着。
當時，市紀委紀檢二室副主任程祖與國信總經理耿吉紅一起坐在前面的車上。
大約11點鐘左右，程祖的手機響起來了，市紀委副書記易鋒在電話裡道：“已經通過了，馬上把夏文成帶來。
”同時他還補充道：“市委的幾位書記對夏文成的問題非常震怒，一緻同意對他采取兩規措施。
” 過了一會兒，國信總經理耿吉紅的手機也響了，有人在電話裡報告說：“市委已經同意市紀委對夏文成實行兩規。
”耿總含糊地回應了幾句，趕忙關了手機。
程祖心想：“範圍這麼小的會議，剛剛做出的決定，是誰捅出來的呢？看來，夏文成的案子還真有些複雜。
”事後他慶幸，還好夏文成的老家手機信号不好，而且他的新樓房間裡還沒來得及安裝電話，否則，不知道會給辦案工作增添多少麻煩呢。
夏文成的老家在羅桐縣王李村，離國道并不遠，但也屬于山區了。
車子拐出國道不遠，在小路上摸爬了二十幾分鐘，就到了這個小小的村莊。
4月6日這天，正好是農曆的3月13。
這個晚上的月光很好。
但是，兩輛小轎車的突然到來，打破了小村莊的甯靜，頓時，村莊裡響起了一片汪汪汪的狗叫聲。
程祖一行來到夏文成老家的新宅大院門口。
他們環顧四周，發現這個村莊并不富裕，房屋顯得低矮陳舊，但是，月光下的夏家四層小樓卻高高地聳立着，顯得有些鶴立雞群。
後經了解，這幢小洋樓是剛剛建成不久的，有些房間還沒裝修，就先住進來了。
建洋樓的資金由四兄弟分攤，其中夏文成出了十萬塊錢。
後來程祖和他開玩笑說：“你撈了那麼多錢，幹嗎還那麼精巴，造幢樓還要兄弟分攤呢？”夏文成也坦然地道：“既想多撈錢，又不肯輕易地放出去。
人的心理都是一樣的。
” 在一片狂亂的犬吠聲中，耿吉紅叫響了夏文成的名字。
夏文成在樓上問是誰，耿吉紅又報了自己的名字，并說“快下來，有急事。
”夏文成道：“這麼晚了，還有什麼急事呀！” 過了好長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從樓上走下來開鐵門。
耿吉紅向夏文成介紹道：“這位是市紀委的程主任。
”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讓他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現在就走？怎麼這麼急啊？”程祖道：“現在不走不行，必須馬上就走的。
”夏文成重新上樓穿衣服，與妻子商量了一陣，便也知道紀委的意圖了。
下樓時，夏文成的妻子還特地送出來，叮囑程祖道：“你們市紀委一定要實事求是哩。
”程祖道：“你放心，我們一定會實事求是的。
” 夏文成上了市紀委的白色桑塔納轎車，便不再說一句話。
程祖覺得過于沉默，便随意問了一句，道：“你這次回家幹什麼呀？”夏文成答道：“我是回來上墳的，可惜沒上成。
”後來據了解，夏文成每年清明節都要回老家給祖先上墳，按照當地“前三後三”的規矩，在清明節前後三天内上墳都是允許的。
夏文成說他這次把家裡的人，包括女兒女婿都帶來了。
對自己的問題，顯然也已經有預感。
後來在交待了問題後，他對程祖說：“我想最後再上一次墳，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就不知道喽！” 夏文成心情有些消極，但是正如他後來對辦案人員坦露的那樣：“碰到問題，能垮過去就垮過去，這關不行了再說。
”因此，他腦子裡考慮的，始終是如何對付辦案人員，如何用心垮過市紀委這道“坎”。
到了辦案點，易鋒已經在那裡等候了。
他代表市紀委向夏文成宣布了經市委同意“兩規”的決定，要求他如實講清問題。
夏文成見易鋒的語氣如此生硬，臉色比鐵還冷，便火冒三丈地道：“這事我講得清楚的！”易鋒便呵斥了他幾句，要他端正态度。
夏文成繼續發火道：“就這麼點事情，我說過了你們還不相信！反正就是這麼點事，我能講清楚！” 易鋒見他态度如此之嚣張，便決心給他降降“火”，道：“夏文成，根據群衆舉報和我們紀委掌握的情況，你這個人吃喝嫖賭樣樣都有！” 夏文成吃了一驚，繼而又認真道：“易書記，你不能這麼亂講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鋒道：“你先别說不可能，等你在這裡呆幾天後，保證你一五一十地全部講清楚。
你信不信？” 夏文成道：“我不信。
我沒有什麼事，有什麼好講的？”然後又是一番狡辯。
易鋒将程祖他們叫到另外一個房間，對辦案人員進行了分工，要求他們分兩組進行談話。
根據夏文成的特點，部署了“攻心為上”的戰略。
易鋒像個總導演似地給每個辦案人員分配好了角色，要求按照不同側重點進行談話。
當然，在這部“戲”裡，易鋒本人還同時兼任主角。
他針對夏文成耍賴過關的心理，不溫不火地道：“夏文成，你的一舉一動，從延伸審計開始，我們就已經注意了。
” 夏文成看着易鋒發楞，他覺得，這個人簡直就是他的克星。
易鋒繼續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報出你的手機号碼。
”當号碼報出來後，易鋒道：“你以為你買了張金卡神州行的号碼打電話，我們就不知道啦？告訴你，你每次打電話的内容，我們都清清楚楚！” 說完，易鋒也不等他答話，站起身來就走。
易鋒交待另一位辦案人員道：“在我走了之後，你主要說軟話，勸勸他。
既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又像是什麼都知道似的。
讓他覺得你是在幫助他。
” 房間裡的夏文成一會兒癡癡地坐着，一會兒焦慮不安地走來走去。
加上房間裡看護人員的勸慰，把他的腦神經搞得緊張得要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在此基礎上，易鋒每天進來坐一會兒，說幾句模棱兩可的話，比如：“有些方面的證據，可是非常重要的喲？法院是根據這些認定的喲？”然後，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說：“夏文成，主動交待也是有個期限的，再這樣拖下去，我們就不能建議法院按照投案自首來處理了。
南州的張老五為什麼吃了子彈？因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來也隻不過坐幾年牢而已喲？” 三天後，夏文成忍不住了，他對易鋒道：“你别老這樣一句句地刺我了。
反正你們都知道了，我買什麼股票，打什麼電話，你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夏文成願意交待了。
但在交待的具體内容上，他還是有些避重就輕。
他知道，本地的企業老闆送給他的錢，取證比較容易，而境外企業的老闆，即便自己說了，到時候也會因為無法取證而難以定他的罪。
于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間的事。
夏文成道：“我在經濟上的确是犯了嚴重的錯誤，比如旅法僑商羊福蓮女士，他先後就送給了我28萬元人民币。
”他說：“羊福蓮是青雲籍的旅法華僑，那年我到法國訪問期間，在一個同鄉會上認識了羊女士。
以後青雲市每年舉行三胞聯誼會，都要邀請羊女士參加。
特别是羊女士參與青雲大橋建設，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
” 易鋒道：“你具體說說看，她都是怎麼把錢送給你的。
” 夏文成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當時在省委黨校學習，羊女士剛好準備從省城返回巴黎，住在華僑飯店。
有一天周末她打電話約我到她住的飯店吃飯。
飯後我去了她的房間，她對我說：青雲大橋已經峻工通車了，完成了我的心願。
在這期間你多次出面幫我協調解決建設中的一些困難，對此我也非常感激。
這次你在黨校讀書要辦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關部門跑跑。
” 易鋒插話道：“她說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 夏文成道：“當然是指職務上的事。
那段時間大家都在傳我将調出青雲，有的說要升了，有的說要群衆基礎不好，升不了，說不定要被安排到某個部門去。
說實在，那個時候我的心情不太好。
當時的青雲市委書記黃伯昌可以說是小人得志，當年還是中層幹部時，對我巴結得很，當了市委副書記後态度也可以。
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書記的位置，就以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