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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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我們的幹部首先應該懂得政治。
政法委書記強調政治當然是正确的，不過，黎明從他的話中理解到他要以政治為盾牌，以抵擋法律鋒芒的這柄銳利的矛。
他已覺得，自己該說話了。
他一向說話很少，不到不得已時，他盡量不說。
當然，這與他的職業和身份有關。
當他剛張一下嘴，公安局長的話已先他發出來了。
局長是在表态，表示完全同意政法委書記的意見，辦案不僅要考慮法律，要依法辦案，也要考慮穩定，注意政治，政治就是穩定。
局長的話似乎尚未畫上句号，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就插進來了，他的話無疑更加加重了向政法委書記傾斜的砝碼。
很明白，代表着新城區意見的上報材料，已經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底牌，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案，絕非哪一個人的态度和意見。
新城區是汴陽市一個大區，它上報的材料所表露的意見，當然也是有權威性的，也可以說，這種意見是事先與一些重要人物交流溝通過的。
進一步講，是統一過思想和認識的。
新城區的權威人物可以認為，他們之所以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報複社會的惡性刑事大案，不僅是做到了依法辦案，更是将“穩定壓倒一切，政治是一切工作的靈魂”的境界和意識，潛移默化地滲透到辦案之中了。
将這個意見拿到領導面前讨論，完全可以認為，這隻是履行一下重大決定所應該旅行的程序，履和旅雖然音同意卻不同，隻有在官場煉得油滑了的人物，方能體會什麼事應該去履行職責，什麼事隻是叫它旅行旅行走走過場。
可是，黎明不這樣認為。
盡管黎明在官場已久經磨煉，個中的遊戲規則、處事方略他都一清二楚，但是他往往不能順流而下，也不會随風飄去。
他總是挺立在風口浪尖（由院長位置所決定），以他發揮到極限的力量去阻攔狂風的襲擊，去平息惡浪的沖刷。
這不僅是他認識到自己特殊身份所擔當的神聖職責，更是他自幼就形成的不可動搖的人生觀。
是的，人與人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素質的不同，不同素質的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也是改變不了對方的。
此刻的黎明已經感到一種被動，他若等市長栗緻炟講了話，定了盤，自己再出場說什麼，效果肯定不好，不過，即使到那種時刻，他也不會放棄說話，隻是到那時刻就更被動了。
市長的目光随着副市長的話音落下移到了他的方位。
他知道，這是市長讓他發言，一般情況，在座的最高官員不會在下級未講完話時就出場表态的。
特别是今天這種場合，還有黎明這種身份，盡管他級别低于市長，但是對案件的最後裁決，他是權威。
他扮演的角色是着執法袍的裁判，就像綠茵場上激烈的賽事，定奪隊員是否犯規，是否該給予黃牌和紅牌懲罰，踢進的球算不算數之類的是是非非，都是裁判一哨定音，就是場外再大的天王老子，想實施自己的意圖，他說不通裁判，也不管用。
黎明說話了，他的話語節奏平穩溫和，詞句清楚簡練，他呷口茶水道：“對于2·14情人節大火案的定性問題，我個人意見是，不同意剛才幾位領導的意見。
根據現有的證據，還不能證明霍志勇是故意放火報複社會。
定性的事實根據是事實必須确鑿，而不是根據主觀的推論。
有人說，霍志勇本人已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是的，從審訊筆錄看，白紙黑字，還有手印，不可不信。
可是我了解的情況是，審訊霍志勇時，幹警有明顯的誘供嫌疑，除此，還有逼供的事實。
當把一個犯罪嫌疑人折騰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時，審訊他的幹警叫他說啥他就說啥了，根據這樣的供詞定案，公正嗎？公平嗎？正确嗎？”黎明的話說到此，公安局長已聽得不耐煩了，就截斷他的發言，問道： “黎院長，你有什麼依據說新城區公安幹警有誘供嫌疑，有逼供事實？” “這個問題嘛，你應當去問執行審訊霍志勇的執法幹警，他們比我更清楚。
不過，我可以鄭重地說，我剛才的話全是事實，
政法委書記強調政治當然是正确的，不過，黎明從他的話中理解到他要以政治為盾牌，以抵擋法律鋒芒的這柄銳利的矛。
他已覺得，自己該說話了。
他一向說話很少，不到不得已時，他盡量不說。
當然，這與他的職業和身份有關。
當他剛張一下嘴，公安局長的話已先他發出來了。
局長是在表态，表示完全同意政法委書記的意見，辦案不僅要考慮法律，要依法辦案，也要考慮穩定，注意政治，政治就是穩定。
局長的話似乎尚未畫上句号，負責公安工作的副市長就插進來了，他的話無疑更加加重了向政法委書記傾斜的砝碼。
很明白，代表着新城區意見的上報材料，已經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底牌，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案，絕非哪一個人的态度和意見。
新城區是汴陽市一個大區，它上報的材料所表露的意見，當然也是有權威性的，也可以說，這種意見是事先與一些重要人物交流溝通過的。
進一步講，是統一過思想和認識的。
新城區的權威人物可以認為，他們之所以将2·14情人節大火案定性為故意縱火報複社會的惡性刑事大案，不僅是做到了依法辦案，更是将“穩定壓倒一切，政治是一切工作的靈魂”的境界和意識，潛移默化地滲透到辦案之中了。
将這個意見拿到領導面前讨論，完全可以認為，這隻是履行一下重大決定所應該旅行的程序，履和旅雖然音同意卻不同，隻有在官場煉得油滑了的人物，方能體會什麼事應該去履行職責，什麼事隻是叫它旅行旅行走走過場。
可是，黎明不這樣認為。
盡管黎明在官場已久經磨煉，個中的遊戲規則、處事方略他都一清二楚，但是他往往不能順流而下，也不會随風飄去。
他總是挺立在風口浪尖（由院長位置所決定），以他發揮到極限的力量去阻攔狂風的襲擊，去平息惡浪的沖刷。
這不僅是他認識到自己特殊身份所擔當的神聖職責，更是他自幼就形成的不可動搖的人生觀。
是的，人與人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素質的不同，不同素質的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也是改變不了對方的。
此刻的黎明已經感到一種被動，他若等市長栗緻炟講了話，定了盤，自己再出場說什麼，效果肯定不好，不過，即使到那種時刻，他也不會放棄說話，隻是到那時刻就更被動了。
市長的目光随着副市長的話音落下移到了他的方位。
他知道，這是市長讓他發言，一般情況，在座的最高官員不會在下級未講完話時就出場表态的。
特别是今天這種場合，還有黎明這種身份，盡管他級别低于市長，但是對案件的最後裁決，他是權威。
他扮演的角色是着執法袍的裁判，就像綠茵場上激烈的賽事，定奪隊員是否犯規，是否該給予黃牌和紅牌懲罰，踢進的球算不算數之類的是是非非，都是裁判一哨定音，就是場外再大的天王老子，想實施自己的意圖，他說不通裁判，也不管用。
黎明說話了，他的話語節奏平穩溫和，詞句清楚簡練，他呷口茶水道：“對于2·14情人節大火案的定性問題，我個人意見是，不同意剛才幾位領導的意見。
根據現有的證據，還不能證明霍志勇是故意放火報複社會。
定性的事實根據是事實必須确鑿，而不是根據主觀的推論。
有人說，霍志勇本人已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是的，從審訊筆錄看，白紙黑字，還有手印，不可不信。
可是我了解的情況是，審訊霍志勇時，幹警有明顯的誘供嫌疑，除此，還有逼供的事實。
當把一個犯罪嫌疑人折騰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時，審訊他的幹警叫他說啥他就說啥了，根據這樣的供詞定案，公正嗎？公平嗎？正确嗎？”黎明的話說到此，公安局長已聽得不耐煩了，就截斷他的發言，問道： “黎院長，你有什麼依據說新城區公安幹警有誘供嫌疑，有逼供事實？” “這個問題嘛，你應當去問執行審訊霍志勇的執法幹警，他們比我更清楚。
不過，我可以鄭重地說，我剛才的話全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