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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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非常高興,但分配到一個小小的企業,他在情感上卻是不能接受的。

    既然别人能分到機關,為什麼他不能夠呢?雖然他沒有後台,但他認為自己在本質上同别的同學是一樣的,他不能不比較。

     村子裡靜得很,連一聲狗叫也聽不到。

    一輪月亮靜靜地、清冷地挂在屋外的天空上。

    屋裡則是另一種氣氛,熱烈而溫暖。

    他畢業回來,家裡人的腰杆子就自覺硬了一些。

     “我中午看到了村長,喝了酒,臉紅紅的,就像一張熏燒豬屁股。

    過去他架子大得像天哩,可這回不知觸着什麼筋了,沖我點頭一笑,可我沒理他。

    ”大姐鄧玉梅說。

     “三哥回來後,村裡的那些大戶人家就再也不敢那麼嚣張地欺負我們了。

    ”小妹也很高興。

     嫂子劉正菊說:“村長家的那個大閨女周小紅,現在是村裡的小學教師了。

    ”她内心裡希望這個家裡唯一有出息的小叔子分配回來,哪怕分配到鄉裡,再娶個村幹部的女兒才好呢。

    那樣,他們這一家就有了很好的靠山了。

    哥哥鄧一彬從鼻子裡哼一聲,說:“什麼小學教師,不過是個代課的罷了。

    ”劉正菊不服氣了,說:“代課怎麼了?代着代着就能轉掉了,我伯父家媳婦的二表親家的小子過去也是代課教師,人家現在已經轉正了,一個月拿好幾百塊錢。

    ”哥哥說:“他村長能當一輩子?” 鄧一群的媽媽說:“那個閨女我見過呢,一群,她初中和你是同學麼,有一回我上街看見了她,她對我客氣得不得了,一個勁地問你現在怎麼樣,談了女朋友沒有。

    ”二哥鄧一明說:“你看那個丫頭胖得不得了,瘋得不像樣子,穿的那個叫什麼健美褲,屁股溝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看她不是好東西。

    ”鄧一群聽得就在心裡笑了,知道他二哥鄧一明在心裡對村裡所有的年輕姑娘都懷有一種莫名的輕蔑。

    大嫂劉正菊正在一邊切豬草,她聽了就擡起頭,用力甩了一下頭發,用刀拍着砧闆,用教訓的口氣對鄧一明說:“哼,人家不是好東西,就你是好東西?人家不是好東西也不會正眼瞧你一眼。

    ” 劉正菊從心眼裡瞧不起她的這個小叔子,整天晃晃蕩蕩的,二十好幾的人了,沒有個正經相,村裡沒有姑娘願意嫁給他。

    說是說過好幾個,可都是人家姑娘不願意。

    他也涎着臉,求她在她的娘家給他找姑娘,她愣是沒理他。

    她不想讓她的娘家人笑話。

    有幾次她娘家來過幾個姑娘,到這裡想找季節工做,他打眼看上了一個,就賴在她家裡不走,泡着,可她就是故意不理他。

    現在鄧一明說這樣的話,她就懷疑他是故意這樣說,他對她心裡有恨。

    她的妹妹到她家來,也穿過那種健美褲。

    她妹妹也有二十歲了,高中畢業了在家裡沒事幹,又不想勞動,整天想着到城裡去打工,可城裡哪裡需要她們呢。

    她就想着在不遠的街上開一家燙發店。

    劉正菊也看不慣妹妹的那種褲子,那樣的褲子跟光屁股有什麼兩樣?要是她,打死了也不穿。

    這樣的姑娘隻會好吃懶做。

    但她是她的妹妹,她不能說。

    丫頭長得倒是很漂亮,但就是因為漂亮,才讓她這個做姐姐的不能放心。

    前一年夏天,丫頭在家裡和父母吵翻了,就到她家裡來,什麼活也不幫她幹,整天在家裡看雜志(她在心裡說:過去在學校裡學習不用功,現在倒認起真來了),要不就是到村口的小店去買零食吃。

    她有時看見自己的男人看他的小姨子的眼神都有點不正常了,心裡不由得擔心起來,就把妹妹攆了回去。

    在心裡,她也就知道,但凡男人都是饞貓,總想偷點腥吃。

    隻是她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

    男人,永遠是吃着碗裡的,還要想着鍋裡的。

    有了老婆,還要想着小姨子。

    自己嘴裡嚼着的肉,永遠不及别人嘴裡嚼着的香。

     鄧一群知道自己對家人意義的重要。

    全家人都把他看作是改變命運的福星。

    在這個村子裡,九成人家姓陳。

    陳是大姓,然後依次是朱、廖、江、劉。

    姓鄧的隻有他們一家,很多時候勢單力薄。

    沒有在農村生活過的人是不知道家族的力量的。

    鄧一群清楚得很。

    但他如果不能分配在政府部門,而隻是分配在什麼機械廠,那麼他對這個家庭有什麼庇護作用呢?沒有。

     就在那次畢業生會議上,有一個女生引起了鄧一群的注意。

    在發言的時候,他聽到她介紹自己是師大的。

    南方師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學靠得很近,隻有兩站路。

    假若從城市上面做一個俯視,它們就像是緊挨在一起的兩個綠色花園。

    平時這兩個學校的學生經常走動,還有跨校戀愛的。

    鄧一群過去也随别的同學去過師大,舉辦過同鄉聯歡會,但仿佛從沒見過她。

    她學的是中文。

    她的發言頗受人事局的領導注意,因為她很會表達,說了很多“官話”,這顯然不僅是由于她學的是中文,而且還由于她的出身。

    後來鄧一群的這種推測得到了驗證。

    與她相比,鄧一群幾乎沒說什麼,隻是窘迫地簡單介紹了自己的名字與所學專業,然後就是表态,“一顆紅心,兩種準備。

    服從組織上的安排分配”,都是現成的套話。

    當然畢業生們除了講這些陳詞濫調,也确實沒有更多的話要說。

    分配上的事情事實上由不得自己。

    不少學生家裡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會關系和後台,而鄧一群什麼也沒有,所以注定他不會有好單位接受。

    他不能抱怨什麼。

    他的媽媽是個老實的農村婦女,現在,滿頭白發,牙齒也都快要掉光了。

    他的大哥老實巴交,除了在家裡能對嫂子發點火,在大場面上連一句整齊的話都不會說。

    找遍所有的親戚,也沒有一個有用之人。

    這樣,他能指望自己會分配到什麼好工作。

     那種表态讓鄧一群感到一種深刻的痛苦,那就是——他明明沒有那顆紅心,沒有兩種準備,但他還必須這樣說。

    組織是一種什麼東西?就是你心裡明明不願意,但它卻逼你笑着對它讨好。

    這是鄧一群第一次領教組織機構的嚴酷。

    當然,後來他也感覺到它的甜蜜。

     那個女生事實上不僅吸引了鄧一群的目光,也吸引了所有在場的男生的目光。

    參加會議的不到二十個女生,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

    她叫陳小青。

    鄧一群在心裡記住了這個名字。

     她可以分配到好工作,而他卻不能。

    他不能,不是因為他所學的專業不吃香,而是他沒有一個好父親。

    他的父親當了一輩子農民,最後早早就去世了。

    去世的時候才五十歲。

    四十六歲那年得了肺炎,在沒有得到徹底根治後還繼續在地裡勞動。

    那時候家裡一下子分到了十多畝地。

    父親就領着哥哥姐姐們沒日沒夜地幹。

    他心裡有着這樣的壯志:要給三個兒子每人蓋上一幢房子娶親。

    但事實上他卻隻給大兒子蓋了一幢,然後全家掉進了債窩——為了給他治病,家裡四處舉債。

    但他最後還是死了。

    他死的時候,鄧一群才上大一。

    事實上,鄧一群直到後來才知道,他父親的死并不完全是因為累,還因為丈量土地面積時和生産隊長發生了争執,并且打了起來。

    那個生産隊長短了他家二分地。

    二分地能打多少糧食啊,土地就是農民的命根子。

    然而事情的結果卻是派出所關了他父親兩天,回來後他父親就病倒了,而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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