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跳舞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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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種種讨論和争執之中。
他發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論文章，獲得了學術界高度贊揚，很多人是因為這些文章才記住杜一鳴這個名字的。
杜一鳴被梁峥嵘調到北京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寫過小說了。
北京給杜一鳴進行學術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杜一鳴談論的問題往往涉及社會狀況，涉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說，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
杜一鳴在幾家新銳雜志、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影響，在年輕人當中引起強烈共鳴。
他曾經被幾所大學邀請做學術演講。
思想界把他歸結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
雖然他不接受這樣的頭銜，但他正是因此而聞名。
如果僅僅寫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還不至于出多麼大的事情，當時，社會已經有了進行這種探索的條件。
問題在于這個不知輕重的人不僅僅寫了幾篇文章，他還利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為有資産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出版了不應當出版的書籍；更讓人咋舌的是，他竟然還為其中一人的報告文學集寫了長長一篇序言，序言表達的東西比那位報告文學作家描寫現實的作品對社會和公衆更加有害，有關部門出面查禁了那本書。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在意識形态部門做副局長，這位不苟言笑的官員在通氣會上點名嚴厲批評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沒有做其他處理———按照慣例，出現如此嚴重的事情，這個單位的領導班子是要做調整的。
因為這層關系，沈然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作為出版單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識形态主管部門打交道，難免會出版一兩本上面認為有問題的書籍，通過沈然求救謝東方，謝東方總是能夠給以适當開脫，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關領導對謝東方感激有加，對沈然也很客氣。
(2) 當時坐在會場聽取批評的不是杜一鳴，照例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裡的人，對于誰的作品能出誰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盡管這樣，他當時還是聽從了富烨的警告，在發印之前特意把那本書的書稿調過來看了一遍，讓杜一鳴抽掉了其中比較敏感的幾篇作品。
當時書稿裡并沒有杜一鳴的序言，杜一鳴是在書稿發印之後把序言插進去的。
通報會上，謝東方嚴肅指出：“個别出版單位的負責人，把國家出版物當成了表達個人觀點的陣地。
” 夏乃尊在向Z部黨組彙報這件事的時候，把全部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他也沒責怪杜一鳴。
在中心領導班子會議上，他隻說了要吸取教訓之類的話，然後把杜一鳴叫到辦公室，囑咐說：“這事就這樣了，以後再不敢了。
” 杜一鳴不識時務，認為謝東方小題大做，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表達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為驚訝，拍着手心說： “好你老人家，到現在你還說這樣的話？你是公民？你以為你是公民？那我問你：你是不是共産黨員？是不是共産黨的領導幹部？” 杜一鳴痛苦地搖搖頭，不再辯解。
“謝東方怎麼了？你還以為謝東方整咱們呢？實話說，沒有謝東方，你和我就不會在這裡說話了！” 杜一鳴低着頭，什麼都不說———他是出于對夏乃尊的尊重才什麼都不說的，實際上，夏乃尊并沒有說服他，他未做任何改變。
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突然出現杜一鳴這樣的人，人們首先覺得很新奇，就像是一個久閉的房間突然被打開了門窗一樣。
接着，一些年輕人認為他是能夠為他們
他發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論文章，獲得了學術界高度贊揚，很多人是因為這些文章才記住杜一鳴這個名字的。
杜一鳴被梁峥嵘調到北京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寫過小說了。
北京給杜一鳴進行學術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杜一鳴談論的問題往往涉及社會狀況，涉及當前正在進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說，有比較強烈的政治傾向。
杜一鳴在幾家新銳雜志、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影響，在年輕人當中引起強烈共鳴。
他曾經被幾所大學邀請做學術演講。
思想界把他歸結為激進的自由主義者。
雖然他不接受這樣的頭銜，但他正是因此而聞名。
如果僅僅寫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還不至于出多麼大的事情，當時，社會已經有了進行這種探索的條件。
問題在于這個不知輕重的人不僅僅寫了幾篇文章，他還利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為有資産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出版了不應當出版的書籍；更讓人咋舌的是，他竟然還為其中一人的報告文學集寫了長長一篇序言，序言表達的東西比那位報告文學作家描寫現實的作品對社會和公衆更加有害，有關部門出面查禁了那本書。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辦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謝東方在意識形态部門做副局長，這位不苟言笑的官員在通氣會上點名嚴厲批評了東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沒有做其他處理———按照慣例，出現如此嚴重的事情，這個單位的領導班子是要做調整的。
因為這層關系，沈然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
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作為出版單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識形态主管部門打交道，難免會出版一兩本上面認為有問題的書籍，通過沈然求救謝東方，謝東方總是能夠給以适當開脫，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關領導對謝東方感激有加，對沈然也很客氣。
(2) 當時坐在會場聽取批評的不是杜一鳴，照例是東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裡的人，對于誰的作品能出誰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盡管這樣，他當時還是聽從了富烨的警告，在發印之前特意把那本書的書稿調過來看了一遍，讓杜一鳴抽掉了其中比較敏感的幾篇作品。
當時書稿裡并沒有杜一鳴的序言，杜一鳴是在書稿發印之後把序言插進去的。
通報會上，謝東方嚴肅指出：“個别出版單位的負責人，把國家出版物當成了表達個人觀點的陣地。
” 夏乃尊在向Z部黨組彙報這件事的時候，把全部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他也沒責怪杜一鳴。
在中心領導班子會議上，他隻說了要吸取教訓之類的話，然後把杜一鳴叫到辦公室，囑咐說：“這事就這樣了，以後再不敢了。
” 杜一鳴不識時務，認為謝東方小題大做，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表達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為驚訝，拍着手心說： “好你老人家，到現在你還說這樣的話？你是公民？你以為你是公民？那我問你：你是不是共産黨員？是不是共産黨的領導幹部？” 杜一鳴痛苦地搖搖頭，不再辯解。
“謝東方怎麼了？你還以為謝東方整咱們呢？實話說，沒有謝東方，你和我就不會在這裡說話了！” 杜一鳴低着頭，什麼都不說———他是出于對夏乃尊的尊重才什麼都不說的，實際上，夏乃尊并沒有說服他，他未做任何改變。
在東方文化出版中心，突然出現杜一鳴這樣的人，人們首先覺得很新奇，就像是一個久閉的房間突然被打開了門窗一樣。
接着，一些年輕人認為他是能夠為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