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往事如煙 7、官本位

國科學院院士嚴肅指出了東州經濟與生态發展之間的矛盾，指出增長也要講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說，增長和發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疊的概念。

    東州市決策層對這一點的認識有誤區，總認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認為增長了就是發展了。

    其實，根據發展的類型，有的是“高增長、高發展”，有的是“高增長、低發展”，也有的是“高增長、無發展”。

    東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長、低發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陷阱。

     兩位院士對東州的發展提出了批評，這使李國藩的心裡很不舒服。

    最後，張國昌說，各位對市政府還有什麼要求，盡管提出來，各位都是專家院士，是東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麼要求我們都盡量滿足。

     鄭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個要求讓李市長和張副市長很為難。

    他們說，能不能給東州市的院士“市長級待遇”。

     我沒想到兩位院士還有這種官本位思想，科學的最大悲哀就是給有成就的科學家戴上一頂烏紗帽。

    不過，我看得出，如果選這兩位院士當市長，他們會義無反顧地抛棄得之不易的院士頭銜。

    這是不是科學制度的悲哀。

     這件事讓我認真地思考了市長都有什麼待遇，答案是：一個不腐敗的市長隻是人民公仆，沒有什麼特殊的待遇；一個腐敗的市長自認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麼待遇就有什麼待遇。

     如果官員把權力看成是公衆的，就會運用權力造福社會；如果官員把權力看做是實現自我價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會危害社會和人民的利益。

     現實生活很難證明，想當官的人都是出于為社會服務的目的。

    理性的社會學者更願意把職業和人生道路的選擇當作人生方式來考察。

    既然是投資，每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考慮以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