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得永久的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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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
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做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做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
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裡；從國内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于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複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喜悅與憂傷并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曆可謂多矣。
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
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裡。
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
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
她手下的小喽啰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兇極惡的教師爺架子，并沒有能吓倒我的鄉親。
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着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并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
最小的一叔送了人。
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隻好到别人家的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饑。
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
最後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
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
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裡，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
于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
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
不知怎麼一來，竟然尋（讀若ｘíｎ）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絕不會結親。
她家裡飯都吃不上，哪裡有錢、有閑上學。
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
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５裡路。
這個５裡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确實也“闊”過一陣。
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裡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
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
于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裡，鄉裡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
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
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
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
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
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
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曆了這個巨大的變化。
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隻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
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隻像是昙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
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複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
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隻有半畝多地。
這半畝多地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
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
城裡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
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裡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
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
按照當時的标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顔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
“白的”與我們家無緣。
“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顔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
終日為伍者隻有“紅的”。
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
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
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
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
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
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
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
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馍馍來。
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裡跑，我們家住在村外。
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馍馍，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
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做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做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
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裡；從國内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于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複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喜悅與憂傷并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曆可謂多矣。
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
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裡。
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
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
她手下的小喽啰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兇極惡的教師爺架子，并沒有能吓倒我的鄉親。
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着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并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
最小的一叔送了人。
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隻好到别人家的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饑。
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
最後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
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
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裡，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
于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
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
不知怎麼一來，竟然尋（讀若ｘíｎ）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絕不會結親。
她家裡飯都吃不上，哪裡有錢、有閑上學。
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
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５裡路。
這個５裡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确實也“闊”過一陣。
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裡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
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
于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裡，鄉裡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
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
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
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
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
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
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曆了這個巨大的變化。
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隻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
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隻像是昙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
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複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
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隻有半畝多地。
這半畝多地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
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
城裡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
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裡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
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
按照當時的标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顔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
“白的”與我們家無緣。
“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顔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
終日為伍者隻有“紅的”。
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
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
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
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
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
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
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
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馍馍來。
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裡跑，我們家住在村外。
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馍馍，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