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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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于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裡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
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
系裡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
造反派是怎樣産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
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
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
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
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
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隻限于第一種人。
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為什麼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
這是他們革命家内部的事，與我無幹，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
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那樣，别上徽章，冒充革命。
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麼高了。
隻有革命幹部的子弟有點玄乎。
雖然他們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别人隻能帶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
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台—當時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所謂反對陸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複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于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
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
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
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幹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
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确實沒有存在着什麼個人考慮，個人打算。
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系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
但是，我一時胡塗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于度外，起來反對他。
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
後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
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
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沖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
後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幹部隊伍重新組合。
我曾經是反過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幹部”隊伍内；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
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
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
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裡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
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
系裡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
造反派是怎樣産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
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
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
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
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
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隻限于第一種人。
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為什麼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
這是他們革命家内部的事，與我無幹，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
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那樣，别上徽章，冒充革命。
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麼高了。
隻有革命幹部的子弟有點玄乎。
雖然他們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别人隻能帶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
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台—當時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所謂反對陸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複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于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
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
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
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幹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
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确實沒有存在着什麼個人考慮，個人打算。
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系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
但是，我一時胡塗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于度外，起來反對他。
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
後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
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
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沖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
後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幹部隊伍重新組合。
我曾經是反過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幹部”隊伍内；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
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
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