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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張清不顧來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壓力,與展新号遠洋貨輪的見習機械師韋利結了婚。

    最初的興奮和沉醉消退之後,問題跟着就來了。

     韋利的貨船一年中至少有七個月在海上漂泊,張清在獨守空房的同時,便有了充裕的時間來面對這樁婚姻所産生的後果。

    她的父母雖然過于奢侈地享用着四室兩廳的寬敞住房,但張清暫時還指望不上。

    她的父親,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長對女兒的婚事隻說了一句話。

    張清一想起父親的這句陰毒的咒語就不寒而栗——它從一個有着四十年黨齡的廳級幹部口中脫瀉而出,一方面說明了我國的教育事業任重道遠,同時也為日後她與父母的重歸于好帶來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她隻剩下了一個選擇:在韋利家落戶。

    韋利的母親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親獨自一人占用着一套三室一廳的老房子。

    把家安在韋利那邊,張清覺得利弊俱在。

    在韋利出海的漫長日子裡,一個剛過門的媳婦與公公住在一起,種種不便自不待言。

    好在公公那時已身染重病,眼見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張清也不難窺見日後的一線曙光。

     韋利當初在勸說張清接受這個方案時,曾明确地向她暗示過這一點:“韋科長眼看着就不行了。

    也許我哪天從船上下來,就能看見你手臂上戴着的黑紗。

    ”韋利這麼說,張清的心裡頓時就亮堂了起來。

     韋利的父親早年投身革命,參加過著名的淮海戰役,轉業後到了地方,當了一輩子的審計科長。

    正如她從未聽到韋利叫過他父親一樣,張清也從未覺得這個兩頰塌陷、目光呆滞的老人與她存在着任何親緣關系。

    他們給他起了各種各樣的綽号,但在大部分場合,他們都叫他韋科長。

     張清每隔一段時間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來信,一枚枚精緻的郵票準确地勾勒出了展新号的航行路線,也給她的愁思帶來了有力的依托。

    她甚至能夠從郵票上嗅到海水的鹹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蘇裡南棕榈的清香。

    她白天去醫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濁不清的喘息聲中翻看那些信件。

    她在心裡一直盤算着的就是兩件事:丈夫的回國或公公的暴斃,時間一長,就連張清也弄不清,哪一個願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陣尖銳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韋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并沒有給張清留下什麼特别的喜悅,可是到了第二天淩晨,她從床上醒過來,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

    她朦朦胧胧地覺得,自己的肉體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被喚醒了:她的肌膚仿佛具有了某種不可思議的記憶力,正如一道微光将她體内的每一個角落都照亮了。

    從此以後,她的軀體能夠仔細地區分兩種迥然不同的生理信号:挽留和期待。

    她暫時還不知道什麼樣的情境可以稱之為“滿足”。

     在婚後的一個月中,張清和韋利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床上度過的。

    頻繁的房事似乎并非為了探明雙方的身體在自然或非常狀态下的各種隐秘,而隻是試圖喚回一種似曾相識的暈眩經驗,用張清的話來說,“讓它永遠地停在那一刻……” 床單每天都在換洗,最後連床架也有些松動了。

    張清甚至有些害怕,她豐腴的肉體就像一隻永不餍足的怪獸,希望在頃刻之間就将對方吞食一空。

    韋利雖然十分健壯,但漸漸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後的第一個月就遭到傷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

    她永遠說“不夠”,永遠叫着再來一次,即将離别的恐懼向肉體轉嫁危機,欲望在暗中變本加厲。

     有一次,韋利在耳畔悄悄地問她:“你怎麼這樣瘋狂?是不是有什麼病?”張清一點也沒有生氣。

    她把頭貼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說有病,也是一種十分迷人的病……韋利接下來的話多少有些乖張的淫蕩,他說,“看來至少得有三個男人來對付你……”張清笑了一下,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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