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卿本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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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極有名的新聞照片。
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這樣一件灰背大衣。
“不錯！”黃秋嶽說：“可惜，價錢太貴了。
” “買得起就不貴；才4000塊錢。
” “4000塊錢還不貴。
我一個月的收入才多少？麗人一襲衣，下官半年糧。
” “你又要哭窮了！銀行裡幾萬塊錢擺在那裡。
哼！”聽得這話，黃秋嶽始而一楞；繼而一驚，顧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趕到銀行裡查帳；果然有一筆5萬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經過交換，收起入帳，算日子正是與須磨會見第二天的事。
這跟”栽贓”沒有什麼兩樣。
黃秋嶽首先想到的是，應該報告長官；但茲事體大，必須謀定後動。
于是找了個清靜的咖啡館，一個人坐下來細想。
結果是，越想問題越多；對他最不利的是時間問題，可想而知的，須磨出此一着，當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禦上的優勢。
如果須磨約會之後，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當天，便将實情和盤托出，都可以邀得諒解，甚至還會獲得獎勵。
如今時機已經錯過，據實上陳，所換得的必是一句诘問：你為什麼不早說？從而就會産生誅心之論：是内心在動搖，考慮接受須磨的條件。
那時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這樣說：我早已決定拒絕須磨的要求，所以當時不即據實報告者，是覺得不必多事；哪知須磨居然”栽贓”這就絕不能保持沉默了。
這樣說法，似乎沒有毛病；問題何以遲至這時候才來報告？是因為一直不知道須磨有一張支票存入他的帳戶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問：“你怎麼一聲不響，往外就跑；到哪裡去了。
” “我到銀行裡去看帳。
”黃秋嶽答說：“那筆錢不是我的。
” “不是你的，是誰的？” “你不知道。
” “唯豈不知道才問你，人家的錢為什麼存入你的戶頭？” 黃秋嶽不願多說；”以攻擊作為防禦”故意反問一句：“你怎麼知道我戶頭裡有5萬塊錢？” “那天銀行打電話來的。
” “什麼？”黃秋嶽大驚：“銀行打電話來的。
怎麼說？” 原來須磨派人去存錢時，隻知道名字，不知道帳号；銀行職員看面額很大，而存錢的人不是黃秋嶽往日所派的工友，怕發生錯誤，所以曾打電話到黃家去求證。
“銀行的人問我，是不是派人來存5萬元？我怎麼好說不是？當然說不錯。
” “那！”黃秋嶽氣急敗壞地問道：“你當時為什麼不跟我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應該你自己跟我說才是。
” 她的解釋是，黃秋嶽曾經說過，隻要他有錢，一定盡量給她用。
現在有這麼一筆說大不大，說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銀行裡；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說的話是出于真心，還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會主動告訴她，此刻我有錢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錯，我說過這話。
問題是這筆錢不是我的。
” 又回到原來的疑問上來了：“不是你的錢，怎麼會存到你的戶頭裡？” “是别人寄存的。
” “誰？” “你不知道。
” “我當然不知道！”她臉色鐵青，”誰也不知道，你安着什麼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牛頭不對馬嘴。
” 想想自己的話，漏洞确實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銀行時，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況寄存之說，根本不通；那人為什麼自己不開個存款戶頭，直接”寄存”在銀行裡？ 要解釋這個誤會，隻有将前後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她；但婦人不可共機密，就算她諒解了，同意不動這筆款子，也會惹出許多麻煩來，而況她絕不會同意！ “你怎麼樣？如果你心疼錢，以後就别說那種慷慨的話。
我是實心眼兒，信以為真，結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瀕臨崩潰邊緣的黃秋嶽，一顆心突然一松；自覺”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來！” 替愛姬買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約定給須磨答複的日子；他躊躇了一天，不知怎麼辦？到得下一天，接到須磨的信，問其他的兒子所主管的一個外交上的問題——無關機密；但如作了答複，便是接受須磨要求表示。
黃秋嶽考慮了一夜，終于跟他兒子通了電話，給了須磨滿意的答複。
以後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沒有多大的麻煩；黃秋嶽方在慶幸，并未出賣了國家的機密，不料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西安事變”須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報。
因此，政府對因應此一巨變的全部過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須磨以此功勞，連升三級，内調為外務省情報部長；這是個大使級的職位，而須磨不過是比公使猶低一等的總領事。
須磨離職，黃秋嶽并不能脫離日本的掌握；由須磨的繼任者，接收了黃秋嶽的關系。
半年之後，爆發了七七事變。
正在廬山的蔣委員長，接到來自宋哲元、秦德純的詳細報告後，判斷這是日本軍的挑戰，不應視之為偶發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氣最重大的一個決定：應戰。
蔣委員長看得很清楚，日本從1934年初齋藤内閣的陸相荒木貞夫不安于位；到1935年秋天，崗田内閣的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勢，侵華的步驟即逐漸加緊。
及至1936年發生”二二六事變”軍部所支持的官僚廣田弘毅組閣，竟接受了統制派的要求，恢複陸相現役制；陸軍想并吞華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為明顯。
最彰明較著的一個事實是，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長武藤章，建議擴大華北駐屯軍的編制，司令由旅團長少将級，改為師團長中将級；駐華武官矶谷廉介則越過他們的大使，直接向陸軍省要求增兵華北，于是這年——1936，亦即民國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華北駐屯軍司令改為”親補職”由昭和親自任命第一師團長田代皖一廊中将為擴大編制後的第一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半個月以後，陸軍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個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
凡此都是對中國将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迹象；所以武裝沖突的性質，即令是局部的亦會很快地發展為全面的。
蔣委員長看得最透徹的一點是，日本軍閥的野心永無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應全部要求，甚至承認”滿洲國”；但遇到國際矛盾沖突，時機有利日本時，他們仍舊會越黃河而南，繼續侵略。
因此，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應戰；特别可珍視的是，民氣可用，把握這多年以來所培養的寶貴的時機，一定能為國家民族，死中求生，打開一條出路。
就算敗了，國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戰，國民精神日趨消沉；民族生機，毀滅無餘，那就真的要淪為萬劫不複的悲慘境地了。
這個決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趕回南京，着手動員；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體的全面抗戰的軍事計劃綱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組成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準備以180個師——第一線100個；預備軍80個，與日本軍閥周旋到底。
但是，在華北苦心撐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廬山的蔣委員長，已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動員的決心，所以仍舊忍辱負重地采取息事甯人的态度。
到得事變發生的一周以後，蔣委員長接到各方面的報告，證實日本政府已受軍部牽制；而陸軍首腦部中，”擴大派”壓倒了”不擴大派”決定由日本本土派遺3個師團——包括駐廣島的闆垣的第五師團在内；朝鮮派一個師團；關東軍派兩個旅團，投入華北戰場時，認為讓全國民衆了解國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後關頭”；唯有”憑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的時機已經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廬
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這樣一件灰背大衣。
“不錯！”黃秋嶽說：“可惜，價錢太貴了。
” “買得起就不貴；才4000塊錢。
” “4000塊錢還不貴。
我一個月的收入才多少？麗人一襲衣，下官半年糧。
” “你又要哭窮了！銀行裡幾萬塊錢擺在那裡。
哼！”聽得這話，黃秋嶽始而一楞；繼而一驚，顧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趕到銀行裡查帳；果然有一筆5萬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經過交換，收起入帳，算日子正是與須磨會見第二天的事。
這跟”栽贓”沒有什麼兩樣。
黃秋嶽首先想到的是，應該報告長官；但茲事體大，必須謀定後動。
于是找了個清靜的咖啡館，一個人坐下來細想。
結果是，越想問題越多；對他最不利的是時間問題，可想而知的，須磨出此一着，當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禦上的優勢。
如果須磨約會之後，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當天，便将實情和盤托出，都可以邀得諒解，甚至還會獲得獎勵。
如今時機已經錯過，據實上陳，所換得的必是一句诘問：你為什麼不早說？從而就會産生誅心之論：是内心在動搖，考慮接受須磨的條件。
那時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這樣說：我早已決定拒絕須磨的要求，所以當時不即據實報告者，是覺得不必多事；哪知須磨居然”栽贓”這就絕不能保持沉默了。
這樣說法，似乎沒有毛病；問題何以遲至這時候才來報告？是因為一直不知道須磨有一張支票存入他的帳戶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問：“你怎麼一聲不響，往外就跑；到哪裡去了。
” “我到銀行裡去看帳。
”黃秋嶽答說：“那筆錢不是我的。
” “不是你的，是誰的？” “你不知道。
” “唯豈不知道才問你，人家的錢為什麼存入你的戶頭？” 黃秋嶽不願多說；”以攻擊作為防禦”故意反問一句：“你怎麼知道我戶頭裡有5萬塊錢？” “那天銀行打電話來的。
” “什麼？”黃秋嶽大驚：“銀行打電話來的。
怎麼說？” 原來須磨派人去存錢時，隻知道名字，不知道帳号；銀行職員看面額很大，而存錢的人不是黃秋嶽往日所派的工友，怕發生錯誤，所以曾打電話到黃家去求證。
“銀行的人問我，是不是派人來存5萬元？我怎麼好說不是？當然說不錯。
” “那！”黃秋嶽氣急敗壞地問道：“你當時為什麼不跟我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應該你自己跟我說才是。
” 她的解釋是，黃秋嶽曾經說過，隻要他有錢，一定盡量給她用。
現在有這麼一筆說大不大，說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銀行裡；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說的話是出于真心，還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會主動告訴她，此刻我有錢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錯，我說過這話。
問題是這筆錢不是我的。
” 又回到原來的疑問上來了：“不是你的錢，怎麼會存到你的戶頭裡？” “是别人寄存的。
” “誰？” “你不知道。
” “我當然不知道！”她臉色鐵青，”誰也不知道，你安着什麼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牛頭不對馬嘴。
” 想想自己的話，漏洞确實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銀行時，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況寄存之說，根本不通；那人為什麼自己不開個存款戶頭，直接”寄存”在銀行裡？ 要解釋這個誤會，隻有将前後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她；但婦人不可共機密，就算她諒解了，同意不動這筆款子，也會惹出許多麻煩來，而況她絕不會同意！ “你怎麼樣？如果你心疼錢，以後就别說那種慷慨的話。
我是實心眼兒，信以為真，結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瀕臨崩潰邊緣的黃秋嶽，一顆心突然一松；自覺”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來！” 替愛姬買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約定給須磨答複的日子；他躊躇了一天，不知怎麼辦？到得下一天，接到須磨的信，問其他的兒子所主管的一個外交上的問題——無關機密；但如作了答複，便是接受須磨要求表示。
黃秋嶽考慮了一夜，終于跟他兒子通了電話，給了須磨滿意的答複。
以後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沒有多大的麻煩；黃秋嶽方在慶幸，并未出賣了國家的機密，不料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西安事變”須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報。
因此，政府對因應此一巨變的全部過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須磨以此功勞，連升三級，内調為外務省情報部長；這是個大使級的職位，而須磨不過是比公使猶低一等的總領事。
須磨離職，黃秋嶽并不能脫離日本的掌握；由須磨的繼任者，接收了黃秋嶽的關系。
半年之後，爆發了七七事變。
正在廬山的蔣委員長，接到來自宋哲元、秦德純的詳細報告後，判斷這是日本軍的挑戰，不應視之為偶發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氣最重大的一個決定：應戰。
蔣委員長看得很清楚，日本從1934年初齋藤内閣的陸相荒木貞夫不安于位；到1935年秋天，崗田内閣的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勢，侵華的步驟即逐漸加緊。
及至1936年發生”二二六事變”軍部所支持的官僚廣田弘毅組閣，竟接受了統制派的要求，恢複陸相現役制；陸軍想并吞華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為明顯。
最彰明較著的一個事實是，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長武藤章，建議擴大華北駐屯軍的編制，司令由旅團長少将級，改為師團長中将級；駐華武官矶谷廉介則越過他們的大使，直接向陸軍省要求增兵華北，于是這年——1936，亦即民國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華北駐屯軍司令改為”親補職”由昭和親自任命第一師團長田代皖一廊中将為擴大編制後的第一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半個月以後，陸軍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個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
凡此都是對中國将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迹象；所以武裝沖突的性質，即令是局部的亦會很快地發展為全面的。
蔣委員長看得最透徹的一點是，日本軍閥的野心永無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應全部要求，甚至承認”滿洲國”；但遇到國際矛盾沖突，時機有利日本時，他們仍舊會越黃河而南，繼續侵略。
因此，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應戰；特别可珍視的是，民氣可用，把握這多年以來所培養的寶貴的時機，一定能為國家民族，死中求生，打開一條出路。
就算敗了，國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戰，國民精神日趨消沉；民族生機，毀滅無餘，那就真的要淪為萬劫不複的悲慘境地了。
這個決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趕回南京，着手動員；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體的全面抗戰的軍事計劃綱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組成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準備以180個師——第一線100個；預備軍80個，與日本軍閥周旋到底。
但是，在華北苦心撐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廬山的蔣委員長，已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動員的決心，所以仍舊忍辱負重地采取息事甯人的态度。
到得事變發生的一周以後，蔣委員長接到各方面的報告，證實日本政府已受軍部牽制；而陸軍首腦部中，”擴大派”壓倒了”不擴大派”決定由日本本土派遺3個師團——包括駐廣島的闆垣的第五師團在内；朝鮮派一個師團；關東軍派兩個旅團，投入華北戰場時，認為讓全國民衆了解國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後關頭”；唯有”憑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的時機已經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