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閣樓的房子(一個畫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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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的台階上。

    我們沒有說話。

    整個天空布滿了烏雲,并下起了稀疏的小雨。

    天氣很熱,風早就停了,似乎這一天永遠不會結束。

    葉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睡眼惺忪,搖着扇子,走到露台我們這邊來。

     “噢,媽媽,”燕尼娅吻着她的手說,“午睡有損于你的身體。

    ” 她們相互撫愛,然後一個走進花園,另一個站在露台上,望着樹木,喊道:“喂,燕尼娅!”或者“媽媽奇卡,你在哪裡?”她們總是在一起祈禱,有着共同的信仰,甚至不說話彼此也十分了解。

    她們對待大家也是這種态度。

    葉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對我也很快就習慣了,很要好,要是我兩三天不去,她就派人來打聽我是否身體不好。

    她看我的畫稿時,也像米修斯一樣,帶着贊賞的口氣,同樣是無話不說,坦率地講述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常常還信任地把自己家裡的秘密也告訴我。

     她很敬重自己的大女兒。

    莉達從不對人表示親熱,隻談正經事。

    她過着她自己的獨特的生活。

    母親和妹妹都覺得她是一個神聖的有點神秘的人,就像水兵看待坐在船長室裡的海軍上将一樣。

     “我們的莉達是個了不起的人,”母親說,“不是嗎?” 外面下着稀疏的雨。

    我們談起了莉達。

     “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母親說,像有什麼陰謀似的驚慌地回頭看了看,壓低嗓門補充一句,“這種人是白天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盡管,您知道嗎,我已開始有些擔心了。

    學校、藥房、書籍,這一切都很好,可是為什麼要走極端呢?要知道,她已經二十三歲了,應該嚴肅地為自己考慮考慮了。

    老是這些書啦,藥房啦,卻不知道生活正在過去……也該嫁人了。

    ” 燕尼娅看書看得臉色蒼白,頭發蓬亂,她稍稍擡起頭來,看着母親,自言自語似的說: “媽媽奇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 接着又埋頭看書。

    别洛庫羅夫來了,他穿着腰部帶褶的男上衣和繡花汗衫。

    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後來天黑了,就吃晚飯,吃了很長時間。

    莉達和母親談論學校和把全縣捏在自己手心裡的巴拉金。

    這天晚上,我從沃爾恰尼諾娃家裡走出來,帶着漫長的、閑散一天的種種印象,憂郁地意識到,人世間的一切,無論怎麼漫長,也總是要結束的。

    燕尼娅送我到大門口,也許是由于我和她從早到晚度過了一整天,我覺得,缺了她我會變得寂寞,而且這個可愛的全家我都感到親近,于是在這個夏天,我頭一次想到要認真作畫了。

     “告訴我,您為啥生活得這麼無聊,這麼單調?”跟别洛庫羅夫一起回家時,我問他,“我的生活無聊、難受、單調,是因為我是畫家,我是怪人,我從青年時代起,就由于嫉妒别人,不滿意自己,對自己的事業沒有信心,而受盡折磨,我一直是個窮光蛋,是個流浪漢,可是您呢,您是健康的正常人,是地主、老爺,您怎麼會生活得這麼沒趣,向生活索取得這麼少呢?您為什麼,比方說,迄今沒有愛上莉達或者燕尼娅呢?” “您忘記了,我愛的是另一個女人。

    ”别洛庫羅夫回答說。

     他說的是他的女朋友柳波芙·伊萬諾夫娜,他跟她同住在廂房裡。

    我每天都看見,那個非常豐滿的、又胖又嚴肅的女人,像一隻養肥了的母鵝,在花園裡散步,她穿一身俄式服裝,戴着串珠,老是打着陽傘,仆人時而叫她吃東西,時而叫她喝茶。

    三年前她租了一間廂房做别墅,就這樣,在别洛庫羅夫家裡住了下來,看樣子,要長期住下去了。

    她比别洛庫羅夫大十歲,而且對他管束得很嚴,他每次要外出時,都得先得到她的準許。

    她經常号啕大哭,聲音大得像男人的嗓門。

    每當這種時候,我就派人去告訴她,如果她再這樣号叫,我就從這裡搬走。

    于是她就不哭了。

     回到家裡,别洛庫羅夫便坐在長沙發上,皺起眉頭沉思起來,我則在大廳裡踱步,内心一陣微微的激動,好像是在談戀愛一樣。

    我很想談談沃爾恰尼諾娃家的事。

     “莉達隻能愛和她一樣的對醫院和學校着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說,“噢,為了這樣的姑娘,不僅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可以像神話裡說的那樣,穿破鐵鞋呢。

    而米修斯呢?這個米修斯多麼可愛啊!” 别洛庫羅夫“唉,唉,唉……”拖長聲音地講起了世紀病——悲觀主義。

    他說得很肯定,聽他那口氣,好像我在跟他争論似的。

    他一個人坐在那裡不住地說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離去,這時你會苦悶至極,哪怕方圓幾十俄裡被燒光的草原的荒涼和單調也不緻引起如此的苦悶。

     “問題不在于悲觀主義,也不在于樂觀主義,”我氣憤地說,“而在于一百人中九十九人都沒有頭腦。

    ” 别洛庫羅夫認為這是在說他,他生氣了,便走了。

    

“公爵在馬洛焦莫沃做客,他問候你,”莉達從什麼地方回來後對母親說并脫下了手套,“他講了許多有趣的事……還答應在省的會議上再次提出在馬洛焦莫沃建立醫療站的問題,不過他說,希望不大。

    ”然後她轉身對我說:“對不起,我忘記了,您對這事是不會感興趣的。

    ” 我感到憤懑。

     “為什麼不感興趣呢?”我聳聳肩膀問道,“是您不想知道我的意見,不過,我向您保證,我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

    ” “是嗎?” “是的,依我看,馬洛焦莫沃根本不需要設醫療站。

    ” 我的憤懑也激怒了她,她眯縫着眼睛瞧着我,問道: “那麼需要什麼呢?風景畫嗎?” “風景畫也不需要。

    那裡什麼也不需要。

    ” 她脫下手套,打開郵遞員剛從郵局送來的報紙。

    過了片刻,她又小聲地說(她顯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緒): “上星期安娜難産死了,如果附近有醫療站的話,她就會活下來。

    我覺得,風景畫家先生們在這一點上,也該有點信念吧。

    ” “在這一點上我有很明确的信念。

    我向您擔保。

    ”我回答說,而她卻用報紙遮住臉,好像不願意聽似的。

    “據我看來,醫療站、學校、圖書館、藥房在現今的條件下都隻能為奴役服務。

    人民被一條巨大的鎖鍊鎖着,您不去砍斷這條鎖鍊,反而去增加新鎖鍊的環節。

    這就是我的信念。

    ” 她擡起眼睛看着我,并譏諷地微笑了一下。

    我卻極力抓住自己的主要思想,繼續說: “重要的問題不在于安娜死于難産,而在于所有這些安娜們、瑪芙拉們、彼拉蓋雅們從早到晚都在彎腰操勞,由于超強度的勞動而生病,一輩子都在為饑餓和生病的孩子們顫抖,一輩子都在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輩子都在治病,過早地凋萎,過早地衰老,在污穢和臭氣中死去。

    她們的孩子長大後也是走這條老路。

    這樣已經過去幾百年了,千百萬人都是隻為一塊面包而生活得比牲畜不如,永遠擔驚受怕。

    他們的處境的全部災禍就在于,他們無暇考慮自己的靈魂,無暇想起他們的形象和樣式。

    饑餓、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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