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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無論怎樣要求都無法使她開口說話。

    我讀小說時認為這種局面是荒唐的;我想,換了我,我一定會先強迫這個女人說話,這之後我們之間便會互相理解。

    何必去尋那許多毫無意義的煩惱呢?到如今我才看出來我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不尋煩惱就不尋煩惱,我們個人的意志再堅強也屬枉然,别人并不去服從我們的意志。

     而那些支配着我們又使我們盲目相信的實情,那些令人痛苦而又無法逃避的實情,我們感情的真相,命運的真相,有多少次我們不知不覺而又不情願地用我們自以為是謊言的話語将它們說了出來,然而事變的結局又在事後證明了這些話具有預言的價值。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倆說過的一些話,當時我們并不清楚它們内涵的真實性,我們在說話時甚至相信自己在演戲,與話語所包容的我們并不清楚的内涵相比,話語的虛假性并不重要,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它僅僅局限在我們那可憐的不真誠的範圍之内。

    謊言和謬誤都存在于我們看不見的深刻的現實之下,而真相卻在其上,有我們性格中的真相,這種我們無法把握其本質規律的真相需要“時間”方能得到揭示,我們命運的真相也是如此。

    在巴爾貝克,我對她說:“我看見您次數越多,我就越愛您(而正是時刻耳鬓厮磨的親密感以嫉妒的形式促使我如此依戀于她的),我覺得我可能對您的頭腦有所裨益。

    ”我在巴黎說:“盡量小心些。

    您想想,萬一您出了事故,我會受不了的(而她卻說:“我可能會出事”)。

    ”我說這些話時滿以為自己在說謊。

    在巴黎時,一天晚上我裝出想離開她的樣子對她說:“讓我再看看您,因為要不了多久我再也看不見您了,而且永遠也看不見了。

    ”她呢,就在這天晚上她看看自己周圍說:“真難想象我再也看不見這個房間了,還有這些書,這架鋼琴,這住宅裡的一切,我真無法相信,但這卻是事實。

    ”末了是她最近寫的那幾封信,她寫道(也許一邊寫一邊自言自語“我這是在裝假”):“我給您留下我個人最美好的。

    ”(如今她的聰慧、她的善良和美貌不是果然交給了我忠實有力的可惜又是不牢靠的記憶了嗎?)還有:“這一刻,這因暮色蒼茫和我們即将離别而顯得格外黯然神傷的一刻,隻有在我的腦海已被深深的夜色籠罩時才會從我的腦海裡消失。

    ”(這句話寫在她的腦海果然被深深的夜色籠罩的前夕,那天,在她腦海裡倏忽即逝但又被憂慮分割到無限小的閃光裡,她也許清楚地看到了我們最後那次散步,人在一切都抛棄了他時會給自己建立一種信念,有如無神論者在戰場上變成了基督徒,她當時也許在向那位她經常詛咒而又十分尊敬的朋友求救,這位朋友自己——因為所有的宗教都大同小異——也殘酷地盼望她有認識自己的一天,盼望她臨終時向他敞開胸懷,向他忏悔,在他心上死去) 即使她當時來得及認識自己,我倆也隻能在幸福已不可能實現或者正因為幸福已不可能實現時才會雙雙明白我們幸福之所在,明白我們應當作些什麼,而且明白這一切我們都做不到了,之所以做不到,或因為我們在可能做這些事情時把事情延誤了,或由于這些事情隻有被投進想象中的空泛理想而且從有生命的環境的淹沒中掙脫出來,從那使一切變得累贅而醜陋的淹沒中掙脫出來時才可能獲得強大的魅力并且顯得容易實現,既然如此,那又何必為之呢?人會死的想法比死更為殘酷,但這種想法又不如知道另一個人已死的想法那麼殘酷,人會死的想法也不如這樣的事實殘酷:一個活生生的人被現實吞沒之後,現實的一切複歸于平靜,甚至在吞沒處見不到一絲波動,而那被吞沒的人卻已被排除在這現實之外了,在這樣的現實裡希望已不複存在,知覺也已泯滅,而且很難從這個現實再回溯到“被吞沒的人曾經生活過”這樣的概念,而在回顧他生前曆曆在目的往事時,也同樣難于想象這樣的人竟會和毫無實感的形象相聯系,會和人們讀過的小說人物的往事相聯系。

     她在去世前給我寫的信,尤其是她發來的最後一份電報向我證實了如果她還活着她完全可能已回到了我的身邊,我至少可以為此而感到高興。

    我覺得這不僅顯得更柔和,而且顯得更美好,沒有這份電報事情會不那麼完善,會缺乏藝術和命運的象征意味。

    事實上,這個事件即使以别的方式發生也會具有那樣的象征意味;因為任何事件都像一個特殊形狀的模子,無論是什麼樣的事件,隻要它們的發生中斷了一連串的行為同時似乎為這些行為作出了結論,它們就一定會給這些行為勾畫出輪廓,而且我們還會認為這是唯一可能的輪廓,因為我們并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别的輪廓可能代替這樣的輪廓。

     她為什麼不告訴我“有這種嗜好”?我也許會讓步,會允許她去滿足這種嗜好,而且此刻我還會擁抱她。

    不得不去回顧她離開我的前三天還賭咒發誓地對我撒謊說她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沒有那種關系而她臉上的紅暈卻在對這種關系進行忏悔,這多麼令我傷感!可憐的小家夥,她不願起誓說她那天想去維爾迪蘭家的願望與重見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的樂趣無關這一點起碼還是誠實的。

    她為什麼又不徹底承認呢?她這樣無視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請求而矢口否認,根本不願對我說“我有這種嗜好”,我可能也有些錯誤。

    我之所以可能有些錯誤,是因為在巴爾貝克時,有一天從德·康布爾梅夫人家做客回來,我首次要求阿爾貝蒂娜作出解釋,當時我無論如何也很難相信除了她與安德烈過分熱烈的友情之外她怎麼可能還有别的什麼,我當時過分粗暴地表示了我對這類不良習慣的厭惡,我譴責的方式也過于斬釘截鐵。

    我現在已想不起來在我天真地宣稱我對這類事深惡痛絕時阿爾貝蒂娜的臉是否發紅了,我之所以想不起來,是因為往往在事後很久我們才會想到去探究某個人在我們一點不注意他的時候采取了什麼态度,當我們後來又想起這次談話時,也許正是他當時的态度可能澄清某個使人心碎的難題。

    然而我們的記憶卻總有空白,我們便因此而尋不到事情的蛛絲馬迹。

    甚至有些在當時已經顯露出重要性的事情都常常引不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我們沒有認真聽某一句話,沒有去注意某一個手勢,或者把它們抛在了腦後。

    過些時候,當我們如饑似渴地希望發現什麼真相時,我們回顧推斷,推斷回顧,像翻閱回憶錄似的去翻閱我們的記憶,即使翻到了這句話這個手勢的地方也還是想不起來,于是我們便重起爐竈,沿着同一個軌迹再翻它二十遍,還是徒勞,而且再也翻不下去了。

    她當時臉紅了嗎?我不知道她是否臉紅了,但她不可能沒有聽見我的話,後來在她正準備向我坦白的當兒,也許正是因為回想起了我說過的那些斬釘截鐵的話她才裹足不前的。

    現在她已經蹤迹全無,我即使從地球的南極走到北極也不可能再遇見她了;已在她身上鎖閉起來的現實又已變得平淡無奇,使沉沒了的人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她隻剩下了一個名字,就像那位德·夏呂斯夫人一樣,認識她的人談到她時也隻不過不疼不癢地說說“她真是妙不可言”而已。

    然而我卻一刻也不能設想會存在阿爾貝蒂娜意識不到的現實,因為她在我身上的存在太牢固了,我的全部感情,全部思想都和她的生命息息相關。

    倘若她了解這一點,她看見男友對她如此不能忘懷也許會受到感動,因為如今她的生命既已完結,她也許倒會對她昔日漠不關心的事情感受格外深刻。

    然而正如人們由于害怕所愛之人不忠實而自願摒棄自己哪怕最秘密的不忠之舉一樣,我一想到如果死者的生命在某處猶存,我外祖母了解我對她的遺忘與阿爾貝蒂娜了解我對她的追憶一定會同樣清楚,一想到此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總的說來,甚至就同一個死者而言,難道你就可以肯定得知她了解某些事情而感到的歡樂足以抵消以為她什麼“全”知道的恐懼嗎?某些時候,無論我們可能作出多麼殘酷的犧牲,我們也會在我們的摯友死後放棄把他們繼續作為朋友來紀念,原因是我們害怕他們死後也同樣對我們加以評判,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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