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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晚上，她趁我不注意從我房裡拿走了大量的紙和包裝用的布，而且一整夜都用這些東西包紮着她那些數不清的浴衣和梳妝衣以便早晨出走。
就這一個情況，僅此而已。
這天晚上她幾乎是強迫我收下了她還我的一千法郎欠款，我沒有重視這件事，這沒有什麼特别的地方，因為在錢的事情上她是極為認真的。
是的，她在頭天晚上拿走了包裝紙，但她知道自己要走卻并非從那晚開始！因為她的出走并非出于傷感而是源于決心，她為準備出走而下決心放棄她曾經夢寐以求的生活，正是這種決心使她看起來那樣黯然神傷。
帶着這樣的傷感她在我面前幾乎是一本正經的，冷冰冰的，隻有最後一個晚上例外，這天晚上她在我身邊待的時間比她希望的要長些——她老願意延長，這使我感到吃驚——回去時她在房門口說：“别了，小寶貝，别了，小寶貝。
”不過我在那一刻并沒有警覺。
弗朗索瓦絲告訴我，第二天早晨阿爾貝蒂娜對她說她要離開時（但這也可以解釋為疲勞所緻，因為她一直沒有脫衣服而且整夜都在包裝她的東西，包裝除了她需要向弗朗索瓦絲索要的不在她房裡和盥洗間裡的東西之外的所有東西），她仍舊那麼悲悲戚戚，而且比前些日子還要僵直，還要呆闆，因此在她說“别了，弗朗索瓦絲”時，弗朗索瓦絲以為她快要倒下去了。
一個人在了解了這些情況之後便會懂得，他眼下如此不喜歡某個女人，不喜歡的程度甚至超過所有那些在最平常的散步場合邂逅相遇的女人，而且為因她而犧牲那些邂逅相遇的女人大生其氣，正是這個女人倒反而可能是他百倍千倍中意的女人。
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某一種樂趣——這種樂趣由于習慣，也許由于尋樂對象的平庸而變得毫無價值——和别樣的樂趣，即誘人的，令人陶醉的樂趣之間的問題，而是這種誘人的，令人陶醉的樂趣與另一種更為強烈的東西，即對痛苦的憐憫之間的問題。
我一面指望阿爾貝蒂娜今晚回到這裡，一面忙不疊去做最緊迫的事，同時又用新的信念去醫治失掉與我共同生活至今的人引起的心靈創傷。
我保存自身的本能反應無論多快，在聽到弗朗索瓦絲談及此事時，我仍然在瞬間感到孤立無援，而且我此刻知道阿爾貝蒂娜今晚即将返回也無濟于事，我在尚未告訴自己她将返回的那一刻感覺到的痛苦（就是剛聽到：“阿爾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阿爾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又自動在我心裡複蘇了，痛苦的情狀和過去的相同，換句話說，就仿佛我對阿爾貝蒂娜即将返回還一無所知似的。
她也的确應該回來，不過得由她自己主動回來。
不管可能發生什麼情況，讓她看出我在命人采取措施，在企求她回來，這都會事與願違。
的确，要放棄她，我再也沒有像放棄希爾貝特時那樣的力量了。
我所希望的是結束這種肉體的痛楚，我那遠不如從前健康的心靈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痛楚了，這一點甚至比重見阿爾貝蒂娜更為重要。
而且，無論是工作還是别的事情，由于我總是使自己習慣于不抱任何奢望，我變得更為軟弱了。
不過這種痛楚劇烈的程度之所以使别種痛苦望塵莫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還不是因為我和德·蓋爾芒特夫人以及希爾貝特都沒有共同享受過肉體的快樂，而是因為我并沒有天天或時時刻刻見到她們，沒有可能因而也沒有這種需要，在我對她們的愛情裡缺少“習慣”這個巨大的力量。
我的心既已無力奢望什麼，也不樂意忍受痛苦，它能夠覓得的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也許隻能是不惜代價讓阿爾貝蒂娜回家，既然如此，倘若昔日在處理和希爾貝特的關系時我沒有選擇與此相反的途徑（自願放棄或逐漸忍受），我也許會認為這相反的途徑簡直就是小說裡的解決辦法，在生活裡這種辦法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從而明白這另外一種解決途徑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同一個人接受，因為現在的我幾乎還是過去的我。
然而時光也起了作用，時光已經使我衰老，時光也曾促使阿爾貝蒂娜在我倆的共同生活中長久不懈地伴随在我身邊。
我雖然不願意放棄她，我和希爾貝特相處時保留下來的起碼的自豪感卻促使我不願因命人求阿爾貝蒂娜回來而成為令她嫌惡的玩物，我想讓她回來而又不顯出我一心盼她回來的樣子。
于是我連忙起床省得浪費時間，但痛苦又使我停了下來：我這還是第一次在她離家之後起床呢。
不過我還是得趕快穿上衣服以便去阿爾貝蒂娜住處的門房那裡打聽消息。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擊的延續，痛苦渴求着改變形式；人們總希望通過做計劃，打聽消息而使痛苦化為烏有；也願意它生發出不計其數的變形，這比保持原封不動的痛苦要求的勇氣要少一些，帶着苦惱躺在床上，這床顯得好狹窄，好硬，好冷。
我又站了起來，在屋裡我每動一步都得無比小心，我坐下時總是設法避免看見阿爾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鋼琴，她總是把她那雙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鋼琴的踏闆上，這是唯一一件她用舊了的東西，她用過的東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憶教給它們的特殊語言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向我轉述，再一次向我通報她出走的消息。
我不去看，卻看見了這些東西；我渾身無力，我跌坐在一把藍綢緞安樂椅上，一個鐘頭之前，就在這間卧室裡，一縷陽光使周圍變得朦胧迷離，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藍色曾使我沉入夢鄉，我當時那麼熱切留戀的夢景此刻卻離我如此遙遠。
唉！在這一刹那之前，一向隻有阿爾貝蒂娜在我身邊時我才會坐在這裡。
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這裡了，我站了起來；這一來，每時每刻都有一個組成無數個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員還不知道阿爾貝蒂娜已經出走了，必須将這事通報他；必須——如果他們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備我那種對痛苦的敏感，這種通報就不會那麼殘酷——宣告這個不幸适才已降臨到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還不知道此事的“我”頭上了；必須讓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第一次聽到這幾個字：“阿爾貝蒂娜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爾貝克曾看見人們裝這些棺材形狀的箱子，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親的箱子旁邊），“阿爾貝蒂娜走了”。
我有必要向每一個人通報我的悲傷，這種悲傷絕不是從那些令人沮喪的總的情況裡任意得出的悲觀的結論，而是一種特殊印象的斷斷續續的不由自主的複蘇，這種印象自外而來而且不是由我們自己選擇的。
在這些“我”中，有幾個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見到了。
例如（我沒有想到今天是我理發的日子），理發時的“我”。
我早已把這個“我”置諸腦後了，這個“我”的到來引起了我一陣嗚咽，有如一個早已退休的仆人來到剛死去的主人的葬禮上。
我随即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來，我有時突然驚恐萬狀，而我對自己卻不承認這種恐懼。
每逢這樣的時刻，我又和自己争辯說：“預先假設她會突然出走不是徒勞嗎！這是荒謬的。
假如我把她托付給一個明白事理的聰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沒有妨礙我吐露真情，我也許真會這樣行動以求得心境的安甯），這個受托的人一定會說：‘您簡直發瘋了。
這絕不可能。
’（的确，我們之間從沒有發生過口角。
）一個人出走總有他的動機。
他會說出這個動機。
他也會給你回答的權利。
人不會像這樣走掉的。
不，這是幼稚之舉。
這才是獨一無二的荒謬絕倫的假設呢。
”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鈴時隻要看見她還在那裡，我卻會寬慰地歎一口長氣。
弗朗索瓦絲把阿爾貝蒂娜的信一交給我，我立即相信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應該說幾天前我就察覺到這次出走了，盡管我有多種合乎邏輯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
我一直在琢磨這件事，而且在絕望中幾乎有一種對先見之明的滿足，有如一個謀殺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發現卻仍舊憂心忡忡，這時他突然在召見他的預審法官那裡看見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寫在案卷的開頭…… 我一心希望阿爾貝蒂娜是去土蘭她姨母家了，在那裡她起碼可以受到足夠的監督，從而在我去把她領回來之前不至于出什麼大的纰漏。
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後一頭鑽到某個我連初步情況都沒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戲裡去。
不過說實在的，我口頭說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這許多地方，我心裡想的卻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當阿爾貝蒂娜的門房回答說她已去了土蘭時，這個我自以為希望她去的住處倒似乎變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憎了。
原因是她去那裡已确
就這一個情況，僅此而已。
這天晚上她幾乎是強迫我收下了她還我的一千法郎欠款，我沒有重視這件事，這沒有什麼特别的地方，因為在錢的事情上她是極為認真的。
是的，她在頭天晚上拿走了包裝紙，但她知道自己要走卻并非從那晚開始！因為她的出走并非出于傷感而是源于決心，她為準備出走而下決心放棄她曾經夢寐以求的生活，正是這種決心使她看起來那樣黯然神傷。
帶着這樣的傷感她在我面前幾乎是一本正經的，冷冰冰的，隻有最後一個晚上例外，這天晚上她在我身邊待的時間比她希望的要長些——她老願意延長，這使我感到吃驚——回去時她在房門口說：“别了，小寶貝，别了，小寶貝。
”不過我在那一刻并沒有警覺。
弗朗索瓦絲告訴我，第二天早晨阿爾貝蒂娜對她說她要離開時（但這也可以解釋為疲勞所緻，因為她一直沒有脫衣服而且整夜都在包裝她的東西，包裝除了她需要向弗朗索瓦絲索要的不在她房裡和盥洗間裡的東西之外的所有東西），她仍舊那麼悲悲戚戚，而且比前些日子還要僵直，還要呆闆，因此在她說“别了，弗朗索瓦絲”時，弗朗索瓦絲以為她快要倒下去了。
一個人在了解了這些情況之後便會懂得，他眼下如此不喜歡某個女人，不喜歡的程度甚至超過所有那些在最平常的散步場合邂逅相遇的女人，而且為因她而犧牲那些邂逅相遇的女人大生其氣，正是這個女人倒反而可能是他百倍千倍中意的女人。
因為這已經不再是某一種樂趣——這種樂趣由于習慣，也許由于尋樂對象的平庸而變得毫無價值——和别樣的樂趣，即誘人的，令人陶醉的樂趣之間的問題，而是這種誘人的，令人陶醉的樂趣與另一種更為強烈的東西，即對痛苦的憐憫之間的問題。
我一面指望阿爾貝蒂娜今晚回到這裡，一面忙不疊去做最緊迫的事，同時又用新的信念去醫治失掉與我共同生活至今的人引起的心靈創傷。
我保存自身的本能反應無論多快，在聽到弗朗索瓦絲談及此事時，我仍然在瞬間感到孤立無援，而且我此刻知道阿爾貝蒂娜今晚即将返回也無濟于事，我在尚未告訴自己她将返回的那一刻感覺到的痛苦（就是剛聽到：“阿爾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阿爾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又自動在我心裡複蘇了，痛苦的情狀和過去的相同，換句話說，就仿佛我對阿爾貝蒂娜即将返回還一無所知似的。
她也的确應該回來，不過得由她自己主動回來。
不管可能發生什麼情況，讓她看出我在命人采取措施，在企求她回來，這都會事與願違。
的确，要放棄她，我再也沒有像放棄希爾貝特時那樣的力量了。
我所希望的是結束這種肉體的痛楚，我那遠不如從前健康的心靈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痛楚了，這一點甚至比重見阿爾貝蒂娜更為重要。
而且，無論是工作還是别的事情，由于我總是使自己習慣于不抱任何奢望，我變得更為軟弱了。
不過這種痛楚劇烈的程度之所以使别種痛苦望塵莫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還不是因為我和德·蓋爾芒特夫人以及希爾貝特都沒有共同享受過肉體的快樂，而是因為我并沒有天天或時時刻刻見到她們，沒有可能因而也沒有這種需要，在我對她們的愛情裡缺少“習慣”這個巨大的力量。
我的心既已無力奢望什麼，也不樂意忍受痛苦，它能夠覓得的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也許隻能是不惜代價讓阿爾貝蒂娜回家，既然如此，倘若昔日在處理和希爾貝特的關系時我沒有選擇與此相反的途徑（自願放棄或逐漸忍受），我也許會認為這相反的途徑簡直就是小說裡的解決辦法，在生活裡這種辦法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從而明白這另外一種解決途徑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同一個人接受，因為現在的我幾乎還是過去的我。
然而時光也起了作用，時光已經使我衰老，時光也曾促使阿爾貝蒂娜在我倆的共同生活中長久不懈地伴随在我身邊。
我雖然不願意放棄她，我和希爾貝特相處時保留下來的起碼的自豪感卻促使我不願因命人求阿爾貝蒂娜回來而成為令她嫌惡的玩物，我想讓她回來而又不顯出我一心盼她回來的樣子。
于是我連忙起床省得浪費時間，但痛苦又使我停了下來：我這還是第一次在她離家之後起床呢。
不過我還是得趕快穿上衣服以便去阿爾貝蒂娜住處的門房那裡打聽消息。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擊的延續，痛苦渴求着改變形式；人們總希望通過做計劃，打聽消息而使痛苦化為烏有；也願意它生發出不計其數的變形，這比保持原封不動的痛苦要求的勇氣要少一些，帶着苦惱躺在床上，這床顯得好狹窄，好硬，好冷。
我又站了起來，在屋裡我每動一步都得無比小心，我坐下時總是設法避免看見阿爾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鋼琴，她總是把她那雙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鋼琴的踏闆上，這是唯一一件她用舊了的東西，她用過的東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憶教給它們的特殊語言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向我轉述，再一次向我通報她出走的消息。
我不去看，卻看見了這些東西；我渾身無力，我跌坐在一把藍綢緞安樂椅上，一個鐘頭之前，就在這間卧室裡，一縷陽光使周圍變得朦胧迷離，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藍色曾使我沉入夢鄉，我當時那麼熱切留戀的夢景此刻卻離我如此遙遠。
唉！在這一刹那之前，一向隻有阿爾貝蒂娜在我身邊時我才會坐在這裡。
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這裡了，我站了起來；這一來，每時每刻都有一個組成無數個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員還不知道阿爾貝蒂娜已經出走了，必須将這事通報他；必須——如果他們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備我那種對痛苦的敏感，這種通報就不會那麼殘酷——宣告這個不幸适才已降臨到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還不知道此事的“我”頭上了；必須讓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第一次聽到這幾個字：“阿爾貝蒂娜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爾貝克曾看見人們裝這些棺材形狀的箱子，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親的箱子旁邊），“阿爾貝蒂娜走了”。
我有必要向每一個人通報我的悲傷，這種悲傷絕不是從那些令人沮喪的總的情況裡任意得出的悲觀的結論，而是一種特殊印象的斷斷續續的不由自主的複蘇，這種印象自外而來而且不是由我們自己選擇的。
在這些“我”中，有幾個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見到了。
例如（我沒有想到今天是我理發的日子），理發時的“我”。
我早已把這個“我”置諸腦後了，這個“我”的到來引起了我一陣嗚咽，有如一個早已退休的仆人來到剛死去的主人的葬禮上。
我随即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來，我有時突然驚恐萬狀，而我對自己卻不承認這種恐懼。
每逢這樣的時刻，我又和自己争辯說：“預先假設她會突然出走不是徒勞嗎！這是荒謬的。
假如我把她托付給一個明白事理的聰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沒有妨礙我吐露真情，我也許真會這樣行動以求得心境的安甯），這個受托的人一定會說：‘您簡直發瘋了。
這絕不可能。
’（的确，我們之間從沒有發生過口角。
）一個人出走總有他的動機。
他會說出這個動機。
他也會給你回答的權利。
人不會像這樣走掉的。
不，這是幼稚之舉。
這才是獨一無二的荒謬絕倫的假設呢。
”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鈴時隻要看見她還在那裡，我卻會寬慰地歎一口長氣。
弗朗索瓦絲把阿爾貝蒂娜的信一交給我，我立即相信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應該說幾天前我就察覺到這次出走了，盡管我有多種合乎邏輯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
我一直在琢磨這件事，而且在絕望中幾乎有一種對先見之明的滿足，有如一個謀殺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發現卻仍舊憂心忡忡，這時他突然在召見他的預審法官那裡看見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寫在案卷的開頭…… 我一心希望阿爾貝蒂娜是去土蘭她姨母家了，在那裡她起碼可以受到足夠的監督，從而在我去把她領回來之前不至于出什麼大的纰漏。
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後一頭鑽到某個我連初步情況都沒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戲裡去。
不過說實在的，我口頭說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這許多地方，我心裡想的卻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當阿爾貝蒂娜的門房回答說她已去了土蘭時，這個我自以為希望她去的住處倒似乎變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憎了。
原因是她去那裡已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