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意思的故事——摘自一個老人的劄記

一

在俄羅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是樞密顧問官，勳章獲得者。

    他有那麼許多俄羅斯的和外國的勳章，每逢他必須把它們一齊戴在胸前，大學生就管他叫做“聖壁”。

    他所結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來，俄羅斯的知名學者沒有一個不是他所親密交往的。

    現在他沒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講到過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長名單卻是以皮羅戈夫、卡維林、詩人涅克拉索夫這樣的名字結尾的，這些人都跟他有極為真誠熱烈的友誼。

    他是俄羅斯一切大學和三個外國大學的委員。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所有這些，再加上以外許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構成了我的所謂名聲。

     我這個姓名是人人知道的。

    在俄羅斯，凡是能讀會寫的人都知道它。

    在外國，大學講壇上提起它總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這類字眼。

    這個名字是歸在少數幸運的名字當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場合和報刊文章裡辱罵或者濫用這類名字，就會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征象。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賦極厚、無疑有用的人的觀念緊密聯系着的。

    我勤懇耐勞跟駱駝一樣，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這就更重要了。

    此外，我要順便提到，我是一個有教養的、謙虛而正直的人。

    我從來沒有鑽到文學和政治方面去出過風頭，也沒有貪圖名望而跟不學無術的人進行過論戰，更沒有在宴會上或者我同事的墳墓上發表過演說……總之，我的學者名聲沒有一星半點的污點，它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這個名字是幸運的。

     起了這個名字的人，也就是說，我自己，卻是一個六十二歲的男子，頭頂光秃，鑲了假牙，害一種醫不好的顔面痙攣症。

    我的名聲十分輝煌美麗，我的模樣卻極其黯淡難看。

    我的頭和手衰弱得發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個女主角那樣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進去，背部狹窄。

    我說話或者講課，嘴角總是往一邊撇。

    我一笑，臉上就布滿衰老的、死氣沉沉的皺紋。

    我這種可憐的模樣沒有一點動人的地方，也許隻有在我發作顔面痙攣症的時候，我才會有一種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見了必定會生出陰森而動人的思想：“這個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 我講課跟過去一樣，仍舊不錯。

    我照舊能夠一連兩個鐘頭抓住聽講人的注意。

    我的熱情、我在講解方面的文學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蓋了我聲調的缺陷，因為我的聲調幹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揚頓挫跟假善人一樣。

    我寫文章卻不行了。

    專管寫作能力的那一小塊腦子不聽使喚了。

    我的記性衰退，思想不大聯貫，每逢我把思想寫在紙上，總覺得我已經失去一氣呵成的本領，結構單調無味，語言貧乏拘謹。

    我常常辭不達意，寫到結尾忘了開端。

    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記，寫信時候我總得費不小的勁才能避免多餘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這兩樣都顯然證明我的智力活動衰退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簡單，寫起來倒越費勁。

    我寫科學論文反而覺得比寫賀信或者報告便當得多，也通順得多。

    還有一點：我覺得寫德文或者英文比寫俄文容易。

     講到我現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來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問我現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點是什麼，我就要回答：失眠症。

    跟過去一樣，我按照習慣，一到午夜就脫衣上床。

    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兩點鐘又醒來，覺得好像根本沒睡着似的。

    我隻好下床，點上燈。

    我在房間裡走上一兩個鐘頭，從這個牆角走到那個牆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畫片。

    我走得膩味了，就在桌旁坐下。

    我一動不動地坐着，什麼也不想，什麼欲望也沒有。

    要是有一本書擺在我面前，我就順手拉過來，一點也沒興趣地看下去。

    前不久我就是照這樣在一夜之間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題目古怪的長篇小說《燕子唱的是什麼》。

    或者，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從一數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個同事的臉，極力回憶他是在哪年，在什麼情形下，來教書的。

    我喜歡聽聲音。

    一會兒，我的女兒麗莎在跟我相隔兩個房間的一個屋子裡匆忙地說夢話，一會兒我的妻子舉着蠟燭穿過客廳，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會兒，幹裂的木櫥劈拍一響，或者燈頭忽然嗚嗚地叫起來，不知什麼緣故所有這些聲音都惹得我興奮。

     晚上老睡不着覺，就會時時刻刻覺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晝，到那時候我就有權利不睡了。

    要挨過許多難熬的鐘頭，公雞才會在院子裡啼起來。

    它第一個給我帶來好消息。

    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個鐘頭樓下的看門人會醒來，使勁地咳嗽，上樓來拿什麼東西。

    然後窗外天色漸漸發白，街上傳來人聲了…… 白天剛一開頭，我的妻子就走進屋來。

    她走來看我，總是穿着襯裙，頭也沒梳，不過臉已經洗過，冒出花露水的氣味，裝出仿佛偶爾走進來的樣子，每回老是說那一套話： “對不起，我隻在這兒待一分鐘就走……你又是一夜沒睡吧？” 然後她熄了燈，在桌旁坐下，談起來。

    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總知道她會談什麼。

    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

    她不安地問過我的健康以後，照例忽然提起我們的兒子，在華沙服役的那個軍官。

    每個月到二十号以後，我們總要彙給他五十盧布，這就成了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

     “當然這在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妻子歎道，“不過，在他還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們也不得不接濟他。

    孩子在異鄉作客，饷銀又少……不過呢，要是你樂意的話，下個月我們不彙給他五十，彙四十算了。

    你覺得怎麼樣？” 日常的經驗本來應該已經教會妻子：我們的開支是不會因為我們常常談它就減少的。

    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認經驗，每天早晨準定要談到我們的軍官，還要談到謝天謝地，面包落價了，糖卻貴了兩個戈比，她說這些話的口氣倒好像在向我報告什麼新聞似的。

     我聽着，順口答應一聲，而且大概因為我一夜沒睡覺吧，我的腦子裡滿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

    我瞧着我的妻子，總是像孩子那樣吃驚。

    我納悶地問我自己：這個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瑣碎的小煩惱，為區區一小塊面包擔驚害怕，總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經常為債務和貧窮操心，眼光也變得遲鈍，而且一開口隻會談家中開支，必得東西落價才見笑容。

    難道這樣一個女人就是當初那個清秀的瓦麗娅？那時候我是因為她頭腦聰明，靈魂純潔，面貌美麗，并且如同奧賽羅愛苔絲德夢娜那樣還因為她“同情”我的學問才熱烈愛上她的。

    難道這個女人就是當初給我生下一個兒子的我那妻子瓦麗娅？ 我注意地瞧着這個皮肉松弛、笨手笨腳的老太婆的臉，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麗娅，可是從她的過去隻剩下一個為我的身體擔憂、把我的薪水叫做“我們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們的”帽子的老太婆罷了。

    我瞧着她，心裡很難過，為了多少給她一點安慰，我總是随她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評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醫或者出版教科書，我甚至一聲也不響。

     我們的談話也有老一套的結束方式。

    妻子忽然想起我還沒喝茶，心慌了。

     “我幹嗎緊自在這兒坐着？”她說，站起來，“茶炊早就擺在桌子上了，我卻在這兒閑聊天。

    主啊，我的記性變得多麼差！” 她趕快走去，可是在門口又站住，說： “我們欠下葉戈爾五個月的工錢了。

    你知道嗎？聽差的工錢不可以拖欠，這話我說過不知多少遍了！每個月給十個盧布總比每隔五個月給五十盧布便當得多！” 她走到門外，又站住，說： “誰也不及我們的苦命的麗莎那樣招得我可憐。

    這姑娘在音樂學院讀書，經常在上流社會來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

    那個樣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

    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兒，倒也罷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親是一位名教授，樞密顧問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階糟踏一頓以後，到底總算走了。

    我的白天就是這樣開始的。

    這以後，也并不見得好過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麗莎向我走來，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樂譜，已經完全準備好，要到音樂學院去了。

    她二十二歲。

    她的相貌看起來還要年輕一點，長得漂亮，有點像我妻子年輕的時候。

    她溫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說： “早，爸爸。

    你身體好吧？” 她小時候很喜歡吃冰激淩，我常得帶她上點心店去。

    在她心目中，冰激淩是一切美好東西的規範。

    要是她想稱贊我，她就說：“你是奶油冰激淩，爸爸。

    ”我們常把她的這一個小手指頭叫做香榧冰激淩，另一個叫做奶油冰激淩，第三個叫做覆盆子冰激淩等等。

    往常她早晨來問我早安，我總要把她抱起來放在我的膝頭上，吻她的小手指頭說： “奶油冰激淩……香榧冰激淩……檸檬冰激淩……” 現在呢，拗不過老習慣，我還是吻着麗莎的手指頭，喃喃地說：“香榧冰激淩……奶油冰激淩……檸檬冰激淩……”可是我的聲音完全不一樣了。

    我冷冰冰，就跟冰激淩一樣，自己也覺着難為情了。

    臨到我女兒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卻打個冷戰，倒好像有一隻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強笑一笑，把臉扭開了。

    自從我害失眠症以來，有一個問題像釘子那樣釘在我的腦子裡：我女兒常常看見我這個老頭子，這個名人，因為欠仆役的工錢而痛苦得滿臉绯紅，她也看見由小小的債務帶來的煩惱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連走上好幾個鐘頭，想心事，可是為什麼她就從來沒有一回瞞着母親，悄悄來到我的身邊，湊着我的耳朵小聲說：“爸爸，拿去吧，這是我的表、镯子、耳環、衣服……把它們統統拿去典當了吧，你要錢用……”她既然看見母親和我要虛面子，極力把我們的貧窮瞞住外人，那她為什麼不放棄學音樂這種昂貴的享樂呢？我不會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會要她犧牲音樂。

    求主保佑我，我并不需要這些。

     同時我也想起了我的兒子，那個在華沙的軍官。

    他是個聰明、正直、清醒的人。

    可是這在我是不夠的。

    我想：要是我有個老父親，要是我知道有些時候他窮得害羞，那我就會把軍官的職務交給别人去幹，自己情願做雇工。

    關于孩子的這一類想法敗壞我的心緒。

    這樣想有什麼好處呢？隻有心胸狹窄、滿腔怨毒的人才會因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對他們抱惡感。

    可是，這些不提也罷。

     到九點三刻，我得去給我那些親愛的孩子講課了。

    我穿好衣服，順着街道走去。

    那條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對我來說它已經有它自己的曆史了。

    那兒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開着一家藥店。

    從前那兒本來是一所小房子，開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裡構思我的學位論文，給瓦麗娅寫第一封情書。

    我是用鉛筆在一張上端标着“Historiamorbi”的紙上寫的。

    那兒，有一家食品雜貨店，當初是一個小猶太人開的，他賒給我紙煙，後來由一個胖婦人經營了，她喜歡大學生，因為“他們人人都有娘”，現在呢，那裡面坐着一個紅頭發商人，是個很冷淡的人，用銅茶壺喝茶。

    那兒是大學的破敗的、多年沒修過的大門，穿着羊皮襖、煩悶無聊的看門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個新從内地來的、生氣勃勃的、以為科學的宮殿真是宮殿的孩子的心上，這樣的大門是不會留下什麼健康印象的。

    一般的說，在俄羅斯悲觀主義的曆史上，大學校舍的頹敗，走廊的陰森，牆上的污迹，光線的不足，台階、衣帽架、凳子的凄涼樣子，在造成這傾向的種種原因當中占首要地位……那兒是我們的校園。

    我覺得從我做大學生的時候起到現在，它既沒變得好一點，也沒變得壞一點。

    我不喜歡它。

    要是拔掉那些病樣的菩提樹、枯黃的金合歡、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兒栽上高高的松樹和好看的橡樹，那就合理多了。

    在大多數情形中大學生的胸襟都是由環境培養出來的，那麼他在求學的地方無論走到哪兒，眼前所看見的隻應當是高大的、強壯的、優雅的東西才對……求上帝别讓他瞧見那些細瘦的樹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牆壁、蒙着破爛的漆布的門才好。

     我一走到平時進出的門廊，門就開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齡同名字的看門人尼古拉。

    他一面把我讓進門去，一面嗽着喉嚨說：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皮大衣濕了，他就說：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後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門都替我推開。

    到了我的研究室裡，他就小心地脫掉我的皮大衣，趁這機會跟我講點大學的新聞。

    所有的大學看門人和校工之間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個系裡，辦公處裡，校長室裡，圖書館裡出了些什麼事，他都知道。

    什麼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說，校長或者系主任辭職了，我就聽見他跟年輕的校工聊天，指出補缺人的名字，而且說某某人不會得到部長批準，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這職務，然後離奇而詳細地談到辦公處裡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長和校董大概在進行秘密談話等等。

    如果把那些細節除外，他的話大體上差不多永遠是對的。

    他對每個補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種形容是别緻的，可又正确。

    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讀學位論文，開始教書，退休，或者去世，那盡可以靠這個老兵的廣博記憶來幫忙。

    他不但會告訴您哪年哪月哪天，還會講到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經過情形。

    那樣的記性是隻有熱愛的人才會有的。

     他是大學傳統的保護人。

    他由前輩的看門人那裡接受了許多大學生活掌故這樣一份遺産。

    他還給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務期間得來的許多寶貝。

    要是您想聽，他就可以給您講許多長短不等的故事。

    他會講到有些了不起的學者什麼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鑽研的人一連幾個星期不睡覺，很多的人為科學殉難和犧牲。

    在他看來，善戰勝惡，弱者永遠征服強者，聰明的征服呆傻的，謙虛的征服驕傲的，年輕的征服年老的……那些傳說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為真，不過把它們濾一下，您就會在濾器裡找着您需要的東西：我們的優良傳統和大家公認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們這班人當中，學術界的所有新聞隻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談以及關于格魯别爾、關于我、關于巴布欣的兩三個笑話罷了。

    可是對于受過教育的我們這班人說來，這點消息未免太少。

    要是我們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樣熱愛科學、科學家、學生，那麼寫成文章的早就會有完整的史詩、故事、言行錄了，可惜這樣的文學現在還沒有。

     尼古拉跟我講完新聞以後，就做出一臉的嚴肅神情，我們開始談正事了。

    要是在這種時候有個外人能夠聽見尼古拉多麼方便地說出許多學術名詞，他也許會以為尼古拉本來是個學者，卻假扮成一個兵。

    順便說一句，關于大學的校工有學問的傳言是大大誇張了的。

    不錯，尼古拉知道一百多個拉丁的詞，會把骨架拼湊起來，有時候還會準備實驗标本，引一句課本上的文绉绉的長句逗學生發笑，可是，舉例來說，血液循環這種絕不複雜的原理，他現在仍舊跟二十年前一樣茫然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裡，桌子旁邊坐着我的解剖員彼得·伊格納捷維奇，低下頭湊着一本書或者一個實驗标本。

    他是個勤懇謙虛、可是沒有才分的男子，年紀在三十五歲上下，頭頂已經光秃，肚子已經大了。

    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許多書，凡讀過的都記得清楚，在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

    在别的方面呢，他就隻能算是一匹拉貨車的馬了，或者換句話說，是個書呆子。

    那種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車的馬的特征，是這樣的：他眼界狹隘，隻注意他的專門學識；一超出他的專門學識，他就跟小孩一樣幼稚了。

    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走進研究室，說： “想想看！多麼不幸！據說斯科别列夫死了。

    ” 尼古拉在胸前畫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轉過身來對着我，問道： “這個斯科别列夫是什麼人？” 還有一回（比這回稍稍早一點），我告訴他說彼羅夫教授死了。

    這位親愛的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卻問道： “他是教什麼的？” 看來，即使巴蒂湊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國的大軍侵入俄羅斯，即使發生了地震，他也不會動一動胳膊或者腿，倒會仍舊眯細眼睛，心平氣和地看他的顯微鏡。

    一句話，赫邱琶跟他是兩不相幹的。

    我倒恨不能看一看這塊面包幹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樣一塊兒睡覺才好。

     另外一個特色是他狂熱地相信科學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國人所寫的一切話的正确性。

    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實驗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頭發變白的懷疑和失望。

    他對權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獨立思考的要求。

    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難的，要跟他争論更不可能。

    一個人既然深信醫學是最好的科學，醫師是最好的人，醫學傳統是最好的傳統，那就請您跟他去辯論吧。

    在醫學的醜惡曆史中隻有一個傳統留傳下來，那就是現在醫師們仍舊系着的白領結。

    對學者乃至一般的受過教育的人來說，隻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大學傳統，并沒有醫學、法學等傳統的分别。

    可是要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承認這一點是困難的，他準會為這個跟您一直争論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

    他這一輩子會準備好幾百次非常精确的實驗标本，會寫出許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穩的論文，準确地譯出十來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要做那種事業就得有想象、發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納捷維奇沒有這類東西。

    總之，他不是科學的主人，卻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納捷維奇、尼古拉，壓低了喉嚨說話。

    我們的神色有點變了。

    隔着門聽見講堂裡像海浪翻騰的嗡嗡說話聲，人就生出一種特别的感覺。

    三十年以來，我還沒習慣這種感覺，每天早晨都會感到它。

    我煩躁地扣上我的禮服的扣子，問尼古拉幾個不必要的問題，發脾氣……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過這不是膽怯，而是另外一種感覺，然而究竟是什麼感覺，我也說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來。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說： “怎麼樣？現在是去的時候了。

    ” 我們就排好次序走進講堂：打頭的是尼古拉，拿着實驗标本或者圖表，接着是我，再後是那匹拉車的馬，謙虛地耷拉着腦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時候，打頭的是一個躺着死屍的擔架，死屍後面是尼古拉等等。

    我一進去，學生就都站起來，然後坐下，海洋一樣的聲音忽然停了。

    一片安靜。

     我知道我要講什麼，可是不知道怎樣講法，從哪兒講開頭，講到哪兒結束。

    我的腦子裡還沒準備好一句話。

    可是我隻要往講堂裡掃一眼（講堂造得像一個圍繞着我的圓形劇場），說出那句老套頭的話：“上一回我們講到……”一長串的句子就從我的靈魂裡飛出來，我一口氣講下去了！我很快地、興沖沖地講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攔住我的話似的。

    如果要講得好，那就是說，如果要講得不枯燥，使聽講人得益，那麼除了才能以外還得有技巧，有經驗，對自己的力量，對自己所講的内容，對聽課的那班人，都得有極清楚的概念才行。

    此外，腦筋得快，眼睛得尖，一會兒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個好指揮，在發揮作曲家的思想的時候，要同時做二十件事：又要瞧樂譜，又要搖指揮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還要時而向鼓手那邊，時而向吹圓号的樂師那邊做個手勢等等。

    我講課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張臉，彼此全不相像，三百隻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臉。

    我的目的就是降伏這個多頭的怪物。

    在我講課的每一分鐘要是我清楚地了解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給我降伏住了。

    我的另一個敵人卻是在我自己的身子裡面。

    那就是千變萬化的程式、現象、法則，以及由它們生發出來的許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

    我得随時有本事從一大堆材料裡檢出頂要緊、頂必需的東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絕的話語趕快把我的思想裝在一種能夠使那個怪物聽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裡面，同時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腦子裡積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樣說出來，而要排成一定的、為了正确的組成我要描繪的那個畫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

    還有，我極力使措辭文雅，使定義簡短而準确，使話語盡量樸素優美。

    我得随時控制自己，記着我所能支配的時間隻有一小時零四十分鐘。

    總之，要做的事很不少。

    人得同時做科學家，教師，演說家才成。

    要是在您身上演說家勝過了教師和科學家，再不然，如果倒過來，那就糟了。

     講了一刻鐘，半個鐘頭以後，我就會發現學生們開始瞧天花闆，瞧彼得·伊格納捷維奇，這個在找手絹，那個在椅子上動彈着想要坐得舒服點，還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說他們的注意力疲了。

    那就得想辦法才成。

    我趕緊抓個方便機會，說一句俏皮話。

    一百五十張臉就都現出歡暢的笑容，眼睛快活地發光，一時間又可以聽見輕微的海洋般的聲音了……我也笑了。

    他們的注意力振作起來，我可以接着講下去了。

     不管什麼樣的遊戲，不管什麼樣的玩樂或者消遣，都不及講課那樣能夠給我這樣多的快樂。

    隻有在講課的時候我才能夠生出滿腔的熱情，我才明白靈感不是詩人的胡謅，實際上的确有這東西。

    我想我每回下課後所感到的那種舒服的疲勞就連赫丘力斯在幹完頂痛快的英雄事業以後也不見得會感到。

     這是從前的情形了。

    現在呢，我講起課來卻隻覺着受罪。

    還沒講完半個鐘頭，我就覺着肩膀和兩條腿衰弱得支持不住。

    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習慣坐着講課。

    過了一分鐘，我又立起來，仍舊站着講，後來又坐下了。

    我的嘴巴發幹，喉嚨發啞，腦袋發暈……為要把這種情形瞞過聽講人，我就不斷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為着了涼才講不下去似的。

    我說些不得當的俏皮話，臨了不到鐘點就宣布提前下課了。

    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訴我說：我現在所能做的頂好的事就是對那些孩子發表最後一回演講，跟他們告别，給他們祝福，把我的職位讓給一個比我年輕、比我強壯的人了。

    可是，讓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氣本着良心辦事。

     不幸，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神學家。

    我十分明白，我的壽命不出半年了。

    看起來，我目前應當關心的似乎主要是墳墓裡的黑暗問題、我在地下長眠後會夢見什麼幻象的問題了。

    可是不知什麼緣故，雖然我的頭腦充分領會那些問題的重要，我的靈魂卻不肯承認。

    現在我雖然站在死亡面前，卻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樣，仍舊隻對科學感到興趣。

    直到我咽氣的時候，我仍舊會相信科學是人類生活中頂重要、頂美好、頂必要的東西，相信科學素來是而且将來也是愛的最崇高的表現，相信人類隻有憑借它才會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