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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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送給它一個藉口。
更何況《野火集》已經在北京銷了十五萬本，這樣的書不曉得何時何地會突然成為禁書；更何況，經過我不能解釋的巧妙過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這樣的一個旅館裡面……不，我還是暫時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麼文明？語言不通、滿手粗繭的鄉下人在派出所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一個販夫走卒有多少人權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嚴？ 将近十點了，我在房裡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電話鈴卻轟炸似地響起來。
刑警隊請我立刻去派出所。
計程車在黑漆漆的胡同裡繞着，在一個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攔下下來；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腳高一腳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個黑漆漆的院落裡．看不清面貌。
刑警邊走邊訊問： "您是台灣的作家？" "是。
" "和侯建威什麼關系？" "表兄妹。
" "您為什麼來北京？" "處理版權問題。
" "那九千塊錢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過來；表哥大概認為由台胞身份的我來擔負這九幹塊的私下交易比較保險。
"我可以見見表哥嗎？他已經在你們這兒好幾個小時了。
" "不。
請等一等。
我們想先跟您談一談。
那錢是您的嗎？是您要侯建威去換的嗎？" 我沉吟不答。
我該怎麼衡量這個情勢呢？在一個法治社會裡，這筆錢屬于我，所謂的"海外學人"、"台胞"、"作家"，或者屬于侯建威，一個不會說北京話的中國農民，應該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差異。
然而我知道：有人搶了"台胞"的錢，因為是"台胞"的錢，所以判了死刑。
一個台灣記者被搶了一百塊錢之後，不敢報案，他說："報案？萬一那個人被判了死刑怎麼辦？" 思緒百般回轉，另一個便衣警察，長着張年輕的娃娃臉，走到我面前。
我和他握手。
"你的筆鋒很利。
"他開口說。
"什麼？"我瞠目結舌沒有想到在這種時地聽到這樣的客套虛話，真是不合時宜。
"您表哥進來報案的時候，"娃娃臉警察說，"我正在讀您的《野火集》。
" 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表哥正襟危坐着，兩手放在膝上，像個規矩的小學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繼續向他問筆錄。
"總共有四個人在車裡，一個麻子，一個胖子，一個戴墨鏡，腰上有對講機，還有一個呢？" 在另外一個角落裡，讀者面對作者，提出問題： "龍女士，您的書我很喜歡，可心裡又有很多問題。
太多的自由不會造成動亂嗎？您覺得民主适合中國國情嗎？" 我的耳朵遊離地聽着兩個角落裡的聲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關系，你這案子我們根本就不會管。
北京像這樣的欺詐案每天都有好幾件——" "人民跟政府'對立'，那政府怎麼做事呢？" "你說的車牌号碼我們已經查過了，是假的，根本沒那個号。
那是個專門的、職業的欺詐集團。
總而言之，你太貪心了。
" "台灣的民主又到了什麼階段呢？國民黨怎麼會把權力讓出去呢？" "我們明天會帶你到幾個點繞繞，看看是否會碰到些線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點。
在北京一個燈光黯淡的派出所裡，我在一本删節過的盜版《野火集》上簽了名。
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無法忘記警察那對清純的眼睛，同時充滿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對真相的疑懼。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
我不要送給它一個藉口。
更何況《野火集》已經在北京銷了十五萬本，這樣的書不曉得何時何地會突然成為禁書；更何況，經過我不能解釋的巧妙過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這樣的一個旅館裡面……不，我還是暫時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麼文明？語言不通、滿手粗繭的鄉下人在派出所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一個販夫走卒有多少人權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嚴？ 将近十點了，我在房裡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電話鈴卻轟炸似地響起來。
刑警隊請我立刻去派出所。
計程車在黑漆漆的胡同裡繞着，在一個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攔下下來；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腳高一腳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個黑漆漆的院落裡．看不清面貌。
刑警邊走邊訊問： "您是台灣的作家？" "是。
" "和侯建威什麼關系？" "表兄妹。
" "您為什麼來北京？" "處理版權問題。
" "那九千塊錢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過來；表哥大概認為由台胞身份的我來擔負這九幹塊的私下交易比較保險。
"我可以見見表哥嗎？他已經在你們這兒好幾個小時了。
" "不。
請等一等。
我們想先跟您談一談。
那錢是您的嗎？是您要侯建威去換的嗎？" 我沉吟不答。
我該怎麼衡量這個情勢呢？在一個法治社會裡，這筆錢屬于我，所謂的"海外學人"、"台胞"、"作家"，或者屬于侯建威，一個不會說北京話的中國農民，應該在法律上不構成任何差異。
然而我知道：有人搶了"台胞"的錢，因為是"台胞"的錢，所以判了死刑。
一個台灣記者被搶了一百塊錢之後，不敢報案，他說："報案？萬一那個人被判了死刑怎麼辦？" 思緒百般回轉，另一個便衣警察，長着張年輕的娃娃臉，走到我面前。
我和他握手。
"你的筆鋒很利。
"他開口說。
"什麼？"我瞠目結舌沒有想到在這種時地聽到這樣的客套虛話，真是不合時宜。
"您表哥進來報案的時候，"娃娃臉警察說，"我正在讀您的《野火集》。
" 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表哥正襟危坐着，兩手放在膝上，像個規矩的小學童。
原先接我的刑警繼續向他問筆錄。
"總共有四個人在車裡，一個麻子，一個胖子，一個戴墨鏡，腰上有對講機，還有一個呢？" 在另外一個角落裡，讀者面對作者，提出問題： "龍女士，您的書我很喜歡，可心裡又有很多問題。
太多的自由不會造成動亂嗎？您覺得民主适合中國國情嗎？" 我的耳朵遊離地聽着兩個角落裡的聲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關系，你這案子我們根本就不會管。
北京像這樣的欺詐案每天都有好幾件——" "人民跟政府'對立'，那政府怎麼做事呢？" "你說的車牌号碼我們已經查過了，是假的，根本沒那個号。
那是個專門的、職業的欺詐集團。
總而言之，你太貪心了。
" "台灣的民主又到了什麼階段呢？國民黨怎麼會把權力讓出去呢？" "我們明天會帶你到幾個點繞繞，看看是否會碰到些線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點。
在北京一個燈光黯淡的派出所裡，我在一本删節過的盜版《野火集》上簽了名。
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無法忘記警察那對清純的眼睛，同時充滿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對真相的疑懼。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