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有人高空扔狗,砸在夜跑姑娘的腳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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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就是這種。
我問他這是哪兒生産的,他說不用管哪兒生産的,絕對管用。
我繼續問他這些毒镖有沒有編号之類的,他說沒有。
周庸:“徐哥,這玩意兒太危險了,不隻是射狗的事,射着人怎麼辦!” 我說:“是,所以咱得盡快把這倆孫子解決了,先去狗肉館看看能不能找到證據。
”我和周庸來到狗肉館,老闆對我們還有印象,熱情地迎上來:“上次帶回去的狗肉怎麼樣,好吃吧?” 我說:“不怎麼樣,上次我們回去吃完,都鬧了肚子,你這狗肯定有問題!” 老闆的笑臉一下子就變了:“那不能,我們這兒的狗都是現殺現做的!” 我說:“這樣,我們也不是不講理的人,你賣我們倆的狗,也不能是你自己養的。
你告訴我那狗是哪兒來的,我們自己去找他算賬。
” 老闆點點頭:“行啊!我的狗都是正規的肉狗場出的。
貨源在上東省,你找去吧。
” 我說:“不可能,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肉狗場。
肉狗的養殖成本高,狗肉的價格又不如羊肉和豬肉,怎麼可能有人做這種賠本買賣。
” 老闆笑了:“還真有,您要不信,我給您看看我進貨的狗場和進貨單?” 我同意之後,老闆拿着進貨單給我看,然後我拿手機搜索了他購買肉狗的狗場。
還真有這家狗場!狗場采取兩種養殖方式,一種是統一圈養,另一種是将狗承包給當地的農民,統一進行疫苗注射和監測,最後再以一定的價格回收。
我和周庸從狗肉館出來,周庸問我:“徐哥,咱親眼看他買的那狗啊。
” 我說:“是,但他不承認啊!他肯定是有一部分狗真的是從正規渠道進貨,另一部分低價從盜狗的手裡購買,有人來查時,就拿正規渠道的狗做擋箭牌。
正規渠道的狗價格很高,剛才我看他的進貨單,連皮帶骨一斤都要将近二十!” 周庸:“抓不到老闆的把柄,就沒辦法讓他交代和那兩個人的交易信息啊!” 我說:“你不是有那兩個人的聯系方式嗎?明天給他們打電話,直接約出來。
” 周庸:“行!” 第二天周庸打電話的時候,發現都打不通,他很郁悶:“徐哥,他們倆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我說:“你給王津打電話,讓她問問。
”周庸打給王津,說了一會兒。
他挂了電話苦笑:“徐哥,王津和那倆人聊天時,說了咱倆是夜行者,正在調查丢狗的事。
那倆人現在肯定躲着咱們了!” 那就隻剩下一條線索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去了“燕市小動物保護協會”的辦事處,向他們咨詢抓狗的那倆人是不是他們的志願者。
負責人事管理的姑娘查了一下,說:“以前是,但已經被開除了。
他們之前在一家領養院當志願者。
5到7月份之間,我們發現他們違規幫一個叫陶濤的人領養了二十幾隻狗。
” 周庸問:“領養寵物還限數量啊?” 她說:“當然,協會明文規定:為保證寵物的生活條件,不許一人領養多隻。
”我問她那個領養二十幾隻狗的陶濤,有沒有登記地址。
協會的姑娘點點頭:“每個領養人都有登記信息,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給你們。
” 我簡短地講了一下那兩個人偷狗、殺狗、賣狗到狗肉館的事:“從你們這兒領養的狗,估計也是賣給人吃了。
” 姑娘想了想,打開一個文檔:“我沒告訴過你們領養人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查到的。
” 我說行,走到她身後,看見了陶濤的地址:祥龍區,溫馨家園東二區,十三号樓。
兩隻泰迪被摔死的那棟樓! 我和周庸跟蹤了陶濤兩天——他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8:20左右出門上班,晚上8點鐘左右到家,基本不在外邊吃飯。
我偷跑到他家門口聽過,他家裡并沒有狗叫聲。
第三天晚上的12:30,陶濤出門了,他背着一個雙肩包,向小區外走去。
我和周庸在遠處跟着他,到了那天發現被虐狗的體育公園。
公園門口停了一輛面包車,那兩個“志願者”見陶濤過來,從車裡下來,遞給他一個蛇皮袋子,然後上車走了。
陶濤拎着袋子,一個人走向了公園深處。
我們悄悄地跟了上去,不敢離得太近。
陶濤走到公園一個隐秘的角落,放下了背包,從裡面拿出一根棒球棍,對着蛇皮袋子開始猛打。
我在想怎麼辦的時候,周庸已經沖了過去,一把推開了陶濤,然後蹲下身開始解蛇皮袋。
陶濤拿着棒球棍向周庸走去,我趕緊跟過去:“幹嗎呢?”陶濤停下腳步,盯着我和周庸,也不跑。
周庸解開了蛇皮袋:“徐哥你看,太殘忍了。
” 我說:“你站起來盯着他,我才能看一眼,他手裡還拿着球棍呢!别咱倆都低頭然後團滅了,那也太丢人了。
” 周庸站起身怒視陶濤,我轉頭看了一眼。
一隻拉布拉多倒在地上,眼睛裡都是淚水,滿身是血,已經站不起來了,兩隻後腿耷拉着搭在地上,一看就折了。
它的嘴上戴着一個狗嚼子,發不出聲音,我說怎麼被他虐待的狗都沒人聽見叫過,原來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直起身,看着陶濤:“能這麼做,肯定是心理變态,我就不問你為什麼了,但是你怎麼得到這些狗的,最好說清楚。
” 陶濤笑了:“你智障啊,我憑什麼跟你說清楚,你是警察嗎?就算你是警察
我問他這是哪兒生産的,他說不用管哪兒生産的,絕對管用。
我繼續問他這些毒镖有沒有編号之類的,他說沒有。
周庸:“徐哥,這玩意兒太危險了,不隻是射狗的事,射着人怎麼辦!” 我說:“是,所以咱得盡快把這倆孫子解決了,先去狗肉館看看能不能找到證據。
”我和周庸來到狗肉館,老闆對我們還有印象,熱情地迎上來:“上次帶回去的狗肉怎麼樣,好吃吧?” 我說:“不怎麼樣,上次我們回去吃完,都鬧了肚子,你這狗肯定有問題!” 老闆的笑臉一下子就變了:“那不能,我們這兒的狗都是現殺現做的!” 我說:“這樣,我們也不是不講理的人,你賣我們倆的狗,也不能是你自己養的。
你告訴我那狗是哪兒來的,我們自己去找他算賬。
” 老闆點點頭:“行啊!我的狗都是正規的肉狗場出的。
貨源在上東省,你找去吧。
” 我說:“不可能,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肉狗場。
肉狗的養殖成本高,狗肉的價格又不如羊肉和豬肉,怎麼可能有人做這種賠本買賣。
” 老闆笑了:“還真有,您要不信,我給您看看我進貨的狗場和進貨單?” 我同意之後,老闆拿着進貨單給我看,然後我拿手機搜索了他購買肉狗的狗場。
還真有這家狗場!狗場采取兩種養殖方式,一種是統一圈養,另一種是将狗承包給當地的農民,統一進行疫苗注射和監測,最後再以一定的價格回收。
我和周庸從狗肉館出來,周庸問我:“徐哥,咱親眼看他買的那狗啊。
” 我說:“是,但他不承認啊!他肯定是有一部分狗真的是從正規渠道進貨,另一部分低價從盜狗的手裡購買,有人來查時,就拿正規渠道的狗做擋箭牌。
正規渠道的狗價格很高,剛才我看他的進貨單,連皮帶骨一斤都要将近二十!” 周庸:“抓不到老闆的把柄,就沒辦法讓他交代和那兩個人的交易信息啊!” 我說:“你不是有那兩個人的聯系方式嗎?明天給他們打電話,直接約出來。
” 周庸:“行!” 第二天周庸打電話的時候,發現都打不通,他很郁悶:“徐哥,他們倆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我說:“你給王津打電話,讓她問問。
”周庸打給王津,說了一會兒。
他挂了電話苦笑:“徐哥,王津和那倆人聊天時,說了咱倆是夜行者,正在調查丢狗的事。
那倆人現在肯定躲着咱們了!” 那就隻剩下一條線索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去了“燕市小動物保護協會”的辦事處,向他們咨詢抓狗的那倆人是不是他們的志願者。
負責人事管理的姑娘查了一下,說:“以前是,但已經被開除了。
他們之前在一家領養院當志願者。
5到7月份之間,我們發現他們違規幫一個叫陶濤的人領養了二十幾隻狗。
” 周庸問:“領養寵物還限數量啊?” 她說:“當然,協會明文規定:為保證寵物的生活條件,不許一人領養多隻。
”我問她那個領養二十幾隻狗的陶濤,有沒有登記地址。
協會的姑娘點點頭:“每個領養人都有登記信息,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給你們。
” 我簡短地講了一下那兩個人偷狗、殺狗、賣狗到狗肉館的事:“從你們這兒領養的狗,估計也是賣給人吃了。
” 姑娘想了想,打開一個文檔:“我沒告訴過你們領養人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查到的。
” 我說行,走到她身後,看見了陶濤的地址:祥龍區,溫馨家園東二區,十三号樓。
兩隻泰迪被摔死的那棟樓! 我和周庸跟蹤了陶濤兩天——他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8:20左右出門上班,晚上8點鐘左右到家,基本不在外邊吃飯。
我偷跑到他家門口聽過,他家裡并沒有狗叫聲。
第三天晚上的12:30,陶濤出門了,他背着一個雙肩包,向小區外走去。
我和周庸在遠處跟着他,到了那天發現被虐狗的體育公園。
公園門口停了一輛面包車,那兩個“志願者”見陶濤過來,從車裡下來,遞給他一個蛇皮袋子,然後上車走了。
陶濤拎着袋子,一個人走向了公園深處。
我們悄悄地跟了上去,不敢離得太近。
陶濤走到公園一個隐秘的角落,放下了背包,從裡面拿出一根棒球棍,對着蛇皮袋子開始猛打。
我在想怎麼辦的時候,周庸已經沖了過去,一把推開了陶濤,然後蹲下身開始解蛇皮袋。
陶濤拿着棒球棍向周庸走去,我趕緊跟過去:“幹嗎呢?”陶濤停下腳步,盯着我和周庸,也不跑。
周庸解開了蛇皮袋:“徐哥你看,太殘忍了。
” 我說:“你站起來盯着他,我才能看一眼,他手裡還拿着球棍呢!别咱倆都低頭然後團滅了,那也太丢人了。
” 周庸站起身怒視陶濤,我轉頭看了一眼。
一隻拉布拉多倒在地上,眼睛裡都是淚水,滿身是血,已經站不起來了,兩隻後腿耷拉着搭在地上,一看就折了。
它的嘴上戴着一個狗嚼子,發不出聲音,我說怎麼被他虐待的狗都沒人聽見叫過,原來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直起身,看着陶濤:“能這麼做,肯定是心理變态,我就不問你為什麼了,但是你怎麼得到這些狗的,最好說清楚。
” 陶濤笑了:“你智障啊,我憑什麼跟你說清楚,你是警察嗎?就算你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