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進夾邊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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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說吧。
批鬥持續了三四個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傷害，已經招架不住了，沒有精力反駁和辯論了，每次開會就一言不發。
他在心裡說，你們說吧，你們想把我說成右派就右派吧。
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們就是把我說成右派又能怎麼樣?這是意識形态問題，毛主席講了，意識形态的問題，要用意識形态的辦法去解決。
你們還能違反毛主席的教導嗎? 盡管他的心裡是這樣想的，可是進入1958年的1月之後，他感覺到形勢更加嚴峻了，批鬥會升級了：連着開了兩次全縣鄉以上的幹部和文教系統職工參加的批鬥會，就是在陸為公題了字的寶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會結束後的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對妻子說，情況嚴重了，這幾天的大字報都是給我定性的，要求縣委把我定為右派。
有的大字報說我是反革命分子。
看來要處理右派了這是領導上的意圖。
沒有領導的意圖，不會有人寫這樣的大字報的。
我得有思想準備。
祁鑰泉有個美好的家庭。
他是1955年結婚的，那年他二十二歲。
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來到金塔縣的天津市姑娘，這年二十歲，漂亮，能幹，賢惠。
妻子是金塔縣城關鎮政府的秘書。
他們的孩子一歲了。
由于夫妻上班，沒人照顧孩子，他們請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問他，怎麼做準備? 他回答，看這樣子，我真要定為右派了。
右派是敵我矛盾，處理會很嚴重的可能當不成幹部了我想了，為了你和孩子不受連累，我們離婚吧。
妻子激烈地說他，你怎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了!會怎麼處理你!下放當農民?判刑勞改?勞改咱們就一起勞改去!種地咱們就一起種地去! 事情的發展還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
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寶水堂。
他以為又要開批鬥會，不料會議主持人是縣委的一位姓趙的副書記，他說，下邊由公安局副局長趙正方宣布逮捕令。
趙正方是農民中提拔起來的幹部，土改時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當過村長，當過雙城鄉的公安特派員，在省公安學校學習半年回來後升為公安局副局長。
公安局沒有正局長，他主持工作。
此刻他威嚴地一個一個叫名字。
每叫一個名字，就喊一聲出來，往前走!那個右派就往前走兩步。
接着趙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聲捆起來，就由兩個公安中隊的戰士五花大綁捆起來。
後來趙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鑰泉站出來! 從第一個右派被捆起來，祁鑰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來的，所以他不等趙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邊去了，而且走到離主席台隻有兩步的地方。
趙正方讀完逮捕令喊了一聲捆起來，兩個公安戰士拿麻繩走了過來，伸手要抓祁鑰泉的胳膊，但祁鑰泉大喊了一聲：後站! 那兩個戰士驚了一下，站住。
祁鑰泉大聲說，趙書記，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今天你們逮捕我，我要問一句，我犯什麼法了? 趙書記說，你還沒有犯法嗎? 共産黨叫提意見，我提意見了，提意見犯法嗎?那縣黨委号召我們提意見犯法不犯法? 趙書記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無回答這種問題的思想準備，又缺乏靈活應對的智慧。
會場沉寂了約一分鐘之久，有幾個積極分子喊捆起來，捆起來，太嚣張了! 那兩個戰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綁捆了起來。
他沒有反抗。
他知道，他可以推開這兩個戰士，但那是無意義的，會有四個八個戰士來捆他的。
但是，他不斷地喊，提意見犯法嗎?提意見犯法嗎? 趙正方繼續宣布逮捕令。
這天總共逮捕了二十六個右派。
全抓起來之後就把他們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從捆起來到走進拘留所的監室，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警察解開繩子，他的胳膊就已經僵硬，骨頭、肩胛縫都痛。
手和胳膊都腫起來了。
但他沒有呻吟，沒有喊叫。
他讀過長篇小說《牛虻》，很喜歡主人公亞瑟的堅強。
這時他在心裡說，我就是亞瑟。
監室裡有個犯人很有經驗，說尿能消腫，叫他把手杵在尿桶裡。
他很聽話地杵了進去，忍受着令人惡心的騷味。
傍晚，食堂的大師傅送來了飯，喊，吃飯了。
他沒打飯，他不想吃飯。
他在心裡說，我抗議。
開過飯之後，來了個鐵匠，給他匝上了腳鐐。
十八斤重的鐵匠打造的腳鐐。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沒吃飯。
他連着三天沒吃飯。
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開始吃飯了。
他餓極了，身體開始衰弱。
他想，三天絕食也沒人理會，是不是想着叫我餓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沒法講理了，公安局打個報告說祁鑰泉自絕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嗎! 也就是這天上午，吃過了早飯，他被帶到了公安局的預審室，一個叫萬盛祥的預審股長審訊他，這話你說過沒有，那話你說過沒有? 審訊進行了八天。
第八天黃昏的時候，萬盛祥問他：你有啥話要說嗎? 他回答：你的審問結束了嗎?那我提幾個問題。
我問你，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代表不代表黨中央? 萬盛祥說代表黨中央。
他又接着問，你說代表黨中央，那好，那我問你，人民日報的文章裡說得清清楚楚，對于右派不采取極端的政策。
你們為什麼逮捕我?你們的行為是不是反黨? 萬盛祥不說話。
他又說：人民日報還說，對一個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個根源，曆史根源，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我十六歲參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輩子的貧下中農，這三個根源我占了哪個根源，你們把我定成右派? 萬盛祥一個問題也沒有回答，隻是氣哼哼地說，你說吧，你想咋說你就咋說吧。
帶下去!旁邊站着的一個公安戰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監室。
第二天早晨，監所的房門打開了，進來兩個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後一窩，來了個背铐。
也是鐵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鑰泉一直戴着腳鐐的。
腳鐐雖重但能睡覺，能吃飯。
一戴上背铐，啥都幹不成了：沒法吃飯，沒法解手。
隻能由一起進來的右派幫忙了。
他們給他喂飯，喂水；解手時為他解皮帶系皮帶。
最别扭的是睡覺：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側着睡也不行，隻能倚着牆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後，同監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來看守報告；那看守去向領導彙報，才來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縣的氣溫很低，人們冬季穿氈靴。
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氈靴，因為戴着腳鐐，阻擋了氈靴。
好在看守是個崇拜祁
批鬥持續了三四個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傷害，已經招架不住了，沒有精力反駁和辯論了，每次開會就一言不發。
他在心裡說，你們說吧，你們想把我說成右派就右派吧。
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們就是把我說成右派又能怎麼樣?這是意識形态問題，毛主席講了，意識形态的問題，要用意識形态的辦法去解決。
你們還能違反毛主席的教導嗎? 盡管他的心裡是這樣想的，可是進入1958年的1月之後，他感覺到形勢更加嚴峻了，批鬥會升級了：連着開了兩次全縣鄉以上的幹部和文教系統職工參加的批鬥會，就是在陸為公題了字的寶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會結束後的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對妻子說，情況嚴重了，這幾天的大字報都是給我定性的，要求縣委把我定為右派。
有的大字報說我是反革命分子。
看來要處理右派了這是領導上的意圖。
沒有領導的意圖，不會有人寫這樣的大字報的。
我得有思想準備。
祁鑰泉有個美好的家庭。
他是1955年結婚的，那年他二十二歲。
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來到金塔縣的天津市姑娘，這年二十歲，漂亮，能幹，賢惠。
妻子是金塔縣城關鎮政府的秘書。
他們的孩子一歲了。
由于夫妻上班，沒人照顧孩子，他們請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問他，怎麼做準備? 他回答，看這樣子，我真要定為右派了。
右派是敵我矛盾，處理會很嚴重的可能當不成幹部了我想了，為了你和孩子不受連累，我們離婚吧。
妻子激烈地說他，你怎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了!會怎麼處理你!下放當農民?判刑勞改?勞改咱們就一起勞改去!種地咱們就一起種地去! 事情的發展還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
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寶水堂。
他以為又要開批鬥會，不料會議主持人是縣委的一位姓趙的副書記，他說，下邊由公安局副局長趙正方宣布逮捕令。
趙正方是農民中提拔起來的幹部，土改時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當過村長，當過雙城鄉的公安特派員，在省公安學校學習半年回來後升為公安局副局長。
公安局沒有正局長，他主持工作。
此刻他威嚴地一個一個叫名字。
每叫一個名字，就喊一聲出來，往前走!那個右派就往前走兩步。
接着趙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聲捆起來，就由兩個公安中隊的戰士五花大綁捆起來。
後來趙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鑰泉站出來! 從第一個右派被捆起來，祁鑰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來的，所以他不等趙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邊去了，而且走到離主席台隻有兩步的地方。
趙正方讀完逮捕令喊了一聲捆起來，兩個公安戰士拿麻繩走了過來，伸手要抓祁鑰泉的胳膊，但祁鑰泉大喊了一聲：後站! 那兩個戰士驚了一下，站住。
祁鑰泉大聲說，趙書記，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今天你們逮捕我，我要問一句，我犯什麼法了? 趙書記說，你還沒有犯法嗎? 共産黨叫提意見，我提意見了，提意見犯法嗎?那縣黨委号召我們提意見犯法不犯法? 趙書記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無回答這種問題的思想準備，又缺乏靈活應對的智慧。
會場沉寂了約一分鐘之久，有幾個積極分子喊捆起來，捆起來，太嚣張了! 那兩個戰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綁捆了起來。
他沒有反抗。
他知道，他可以推開這兩個戰士，但那是無意義的，會有四個八個戰士來捆他的。
但是，他不斷地喊，提意見犯法嗎?提意見犯法嗎? 趙正方繼續宣布逮捕令。
這天總共逮捕了二十六個右派。
全抓起來之後就把他們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從捆起來到走進拘留所的監室，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警察解開繩子，他的胳膊就已經僵硬，骨頭、肩胛縫都痛。
手和胳膊都腫起來了。
但他沒有呻吟，沒有喊叫。
他讀過長篇小說《牛虻》，很喜歡主人公亞瑟的堅強。
這時他在心裡說，我就是亞瑟。
監室裡有個犯人很有經驗，說尿能消腫，叫他把手杵在尿桶裡。
他很聽話地杵了進去，忍受着令人惡心的騷味。
傍晚，食堂的大師傅送來了飯，喊，吃飯了。
他沒打飯，他不想吃飯。
他在心裡說，我抗議。
開過飯之後，來了個鐵匠，給他匝上了腳鐐。
十八斤重的鐵匠打造的腳鐐。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沒吃飯。
他連着三天沒吃飯。
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開始吃飯了。
他餓極了，身體開始衰弱。
他想，三天絕食也沒人理會，是不是想着叫我餓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沒法講理了，公安局打個報告說祁鑰泉自絕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嗎! 也就是這天上午，吃過了早飯，他被帶到了公安局的預審室，一個叫萬盛祥的預審股長審訊他，這話你說過沒有，那話你說過沒有? 審訊進行了八天。
第八天黃昏的時候，萬盛祥問他：你有啥話要說嗎? 他回答：你的審問結束了嗎?那我提幾個問題。
我問你，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代表不代表黨中央? 萬盛祥說代表黨中央。
他又接着問，你說代表黨中央，那好，那我問你，人民日報的文章裡說得清清楚楚，對于右派不采取極端的政策。
你們為什麼逮捕我?你們的行為是不是反黨? 萬盛祥不說話。
他又說：人民日報還說，對一個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個根源，曆史根源，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我十六歲參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輩子的貧下中農，這三個根源我占了哪個根源，你們把我定成右派? 萬盛祥一個問題也沒有回答，隻是氣哼哼地說，你說吧，你想咋說你就咋說吧。
帶下去!旁邊站着的一個公安戰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監室。
第二天早晨，監所的房門打開了，進來兩個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後一窩，來了個背铐。
也是鐵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鑰泉一直戴着腳鐐的。
腳鐐雖重但能睡覺，能吃飯。
一戴上背铐，啥都幹不成了：沒法吃飯，沒法解手。
隻能由一起進來的右派幫忙了。
他們給他喂飯，喂水；解手時為他解皮帶系皮帶。
最别扭的是睡覺：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側着睡也不行，隻能倚着牆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後，同監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來看守報告；那看守去向領導彙報，才來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縣的氣溫很低，人們冬季穿氈靴。
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氈靴，因為戴着腳鐐，阻擋了氈靴。
好在看守是個崇拜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