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零年 第2節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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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似不長久。
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發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
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
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适的人。
于是，我勉為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隻有部定本一種，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編印部定本，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決定: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沖。
緩沖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
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
全有弊病，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質詢，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焦點。
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
表面上都隻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
學生沒有興趣。
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隻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
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志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
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
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隻以聲望地位作考慮。
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
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劃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内容的審定。
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隻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内容編排。
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
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轶聞）、《示荷蘭守将書》、《慶祝台灣光複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
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國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确”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
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隻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
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平，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課本。
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萬裡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台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有一位學生認為我課内外要求閱讀太多，随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
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裡先生向外文系反映。
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
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發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
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
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适的人。
于是，我勉為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隻有部定本一種，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編印部定本，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決定: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沖。
緩沖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
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
全有弊病，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質詢，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焦點。
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
表面上都隻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
學生沒有興趣。
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隻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
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志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
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
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隻以聲望地位作考慮。
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
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劃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内容的審定。
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隻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内容編排。
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
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轶聞）、《示荷蘭守将書》、《慶祝台灣光複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
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國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确”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
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隻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
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平，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課本。
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萬裡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台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有一位學生認為我課内外要求閱讀太多，随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
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裡先生向外文系反映。
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