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山人海（1999—2007）
關燈
小
中
大
在去往重慶的火車上，那個三陪女孩睡在上鋪，她為自己能買得起一張硬卧票而驕傲（同行的小姐妹隻夠有錢買硬座并因此耽誤在車站），天氣真好，十月上旬仍有點熱，她穿着吊帶衫，踩着我的床鋪往上爬，大聲問，中鋪為啥子沒有人嘛？我說中鋪很逼仄，容易讓人做噩夢。
車到杭州，對面床鋪的人下車了，這個近似宿舍的空間隻剩我和她兩人。
她顯得亢奮，問道，為啥子那個人到杭州還要買一張卧鋪，這不是浪費錢嗎？我耐心地說：這很容易解釋，硬座全都滿了，他買了一張硬卧，如此而已。
她根本沒聽我在講什麼，她開始語無倫次講自己的身世，對着一個陌生人。
令人費解，那些在路途中的女孩大部分都沉默，或疲倦或警惕，後來她說自己是做三陪的，我覺得，至少也算是一種解釋吧。
她在盛澤做事，坐長途汽車到上海，再轉火車，目的地是重慶的綦江。
至于到達綦江以後還要坐多久的中巴車，她沒說，她聲稱自己是重慶人，父母是農民，她還有兩個表姐也在盛澤做事。
她念過高中，這很重要，她聽說我是倉庫管理員之後問我有沒有讀到高中畢業，我說，有的。
她長得很清秀，我記得她的白色吊帶衫，以及瘦削的肩膀，吊帶總是挂到手臂上，一會兒是左邊，一會兒是右邊。
她毫不介意，想得起來的時候拽一下。
盛澤離鐵井不遠，是座鎮，我沒去過。
她立刻說盛澤很發達，有錢，中國最富的鎮，當地的紡織廠老闆身家千萬。
講話的口氣像是擔心我看輕了盛澤，或她本人。
接下來，她說自己在盛澤做三陪。
我想怎麼可能有人主動承認自己是三陪女呢，但當場沒問，不禮貌。
一個多小時，她就盤腿坐在我的床鋪上與我說話，倒像是大學裡某個寫詩的女生，幼稚，熱情，誇誇其談。
我辨别不出很多風塵女孩身上的風塵氣，覺得那隻是一種普通氣質罷了。
将一個陌生人構思成為小說，猶如在腦海中殺死他，解剖他，最後送入虛構的焚屍爐。
（這比喻并不恰當，小念頭放大以後的誇張言辭。
）我看着眼前的小三陪女，心想，照李東白那種故作惡意的寫法，她怕是死定了，釘在某根恥辱柱上了，誰讓她如此亢奮呢？她仍然喋喋不休，講到工作，就是在鎮上的夜總會陪客人喝酒唱歌。
我随口問她是否出台，她停頓了兩秒才回答：看心情咯。
她回到上鋪，哼歌給自己聽，不再理我。
天黑後又爬下來問我有沒有吃的，我給了她一碗泡面，她兌上熱水，坐在我對面鋪位上，趴在桌闆看着它，嘴裡數着數字，又自言自語道，我餓啦。
總之，心情不錯。
吃完泡面，她說：謝謝你，老闆。
我說我是一個倉管員，不必揶揄我。
她說：我不會看不起窮人。
我笑了，說這是美德。
她說：因為有很多有錢人非常低調！他們隻是看起來像窮人。
她再次語無倫次，向我講述夜總會裡雞零狗碎的故事，關于低調的富人——有一天，一個衣着普通的男人走進來，他穿着一雙解放鞋，态度冷淡，坐在角落不說話。
他看起來是一個又土又衰的窮鬼啊，這樣的人來到夜總會通常隻是想開開眼界，占點小便宜。
所有的姑娘都離他遠遠的，不搭理他。
于是這個穿解放鞋的男人不動聲色地掏出一沓現金（顯然是被激怒了），給了她們每人二百。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會看不起穿解放鞋的男人了。
她認真地告訴我。
我聽了這個故事隻問她，做了多久三陪。
她說沒多久，表姐在這裡落腳兩年，四月份把她帶過來的。
我問她開心嗎。
她說當然開心，隻要離開家鄉，離開農村去城市裡，哪兒都開心。
我沒提醒她盛澤隻是一個鎮。
天很快就黑了，這天夜裡，她睡在我對面的下鋪，我們各自側卧，隔着一條過道，我沒有把小瓶裝的白酒拿出來喝掉，因此有點失眠。
我睜開眼時，發現她在昏暗中看着我，火車經過某個小站，外面的燈光掠過她的臉。
真奇怪她為什麼要看着我，後來列車員進來，把她趕回了上鋪。
我本想在她的凝視中入睡，也是奇異的念頭之一。
第二天她叫醒我，問道：知道我為什麼失眠嗎？沒等我猜，她說：因為像我這種女孩總是後半夜睡覺，中午起床。
我的生物鐘調不過來。
火車正在山裡開着，天空仍然晴朗，鐵路兩邊的風景與九八年相比沒有任何改變，有一朵孤雲挂在半空，像是跟随着列車，漸漸落後，未及退場便消散不見了。
我想起一些發生在九八年的事，并不遙遠但也已經消散。
那女孩又坐到我的床鋪上，繼續講述她的夜總會生活。
她說她的表姐之一，愛買衣服，出手闊綽。
我順口問，是香奈兒嗎？她說不，然後茫然地瞪視着我，我估計她并不知道這個牌子。
接着，她說：我姐姐買衣服都是去服裝批發市場，一樣的白襯衫買十件！我用同樣茫然的眼神瞪視着她，然後大笑起來，為她吹的天真的牛皮。
可惜，我表姐遇到掃黃，她被送去勞教啦。
她說，可能要半年才能出來。
我再次被她沒心沒肺的樣子打動，我問她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決定回家，她說，當然不是，我回家另有事情，但不能告訴你。
你肯定以為夜總會也被抄了，其實不是啦，我們的大老闆路子很廣，什麼都能搞定。
夜總會很安全。
她滿不在乎地爬下床鋪，繼續叨叨說，我表姐是在賓館裡被抓的，她運氣不好。
臨走前，我告訴小姐妹，不要動我表姐的衣櫃，那些衣服她出來以後還是要穿的。
我問道，他們是怎麼抓你們的？我對這過程好奇，可是她卻不想回答，站在我的床鋪上，從上鋪拿下一個粉紅色錢包，獨自走到車廂連接處。
我也跟過去抽煙，她捏着錢包，靠在車壁上，搖搖晃晃。
問她是否抽煙，她搖頭說不會抽，不知道她為何要站在這裡。
我在她的注視下抽完一根煙。
不久，火車停了，數小時紋絲不動，兩側車窗外都是陡峭的山壁，火車像是卡在狹窄的山坳裡，數小時我和她看着窗外一塊大石頭，感到無聊。
這趟車顯然會晚點，五十多小時的綠皮火車不可能準點到達。
等到火車重新啟動時，她問我有沒有手機，想給家裡人打個電話。
我說，我沒手機。
很多人都有手機了，我也要去買一個。
她說，倉庫管理員可能真的不需要手機吧。
我說，沒錯，倉管員不需要手機。
我建議她找别人去借一個，列車上總有人帶手機，通常也不會拒絕一個年輕的姑娘，可她又不願意了。
有時候，那些在你面前時而亢奮又時而低落的陌生人，會讓你平靜（有時反之，令人緊張），似乎他們是鏡子，反照出一種由于情緒泛濫而導緻的荒誕，而你取得了觀劇的效應，你決意不肯踏入别人的劇場，不肯估算他們的心理活動，至多隻能提醒一兩句他們遺漏的台詞。
第二個晚上，她精神欠佳，讓我摸摸她的額頭，是不是發燒了。
我用手背試了一下，感覺有幾分熱度，并不嚴重。
她指指太陽穴說：這裡疼。
她沒有立即回到上鋪，也許是去了洗手間。
我很快就眯着了，睡得很淺，感覺她輕手輕腳爬上鋪位。
後半夜列車停了，我立刻醒來，月台上的燈光照着我的眼睛，我起身去拉上窗簾，發現這是一個很破的小站，可能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用紅磚砌成的候車室，腰線以下抹了一層水泥，色澤陳舊，進站口的大門上方有褪色的五角星，還有一些字迹模糊的标語刷在牆上，全都被燈光照成一片昏黃。
根據上一次的經驗，我知道這是在湖南界内，不清楚是否過了湘江。
她睡得很沉，偶爾發出一聲奇怪的呓語。
火車像是把我帶進了另一個年代，我想起那個跳色情舞的姑娘，她告訴我說，她可以在任意一個不知名的車站跳下火車，就像命運把她安排在任意年代活着，這就是她的人生寫照。
天亮後，感覺火車開進貴州省界，車速很慢，能清晰地看到低于路基的村莊和小鎮，年輕人一大清早就在棚子底下打桌球。
山坡上種着玉米，火車頻頻鑽過隧道，時而天色陰沉，下起小雨。
每一個停靠的小站上都有窮苦的孩子提着熱水瓶，面向車窗，高高舉起碗裝泡面，或是向旅客兜售兩元錢一袋的青棗。
如果第一次看到，會感到一絲驚奇。
姑娘醒了，她快樂地告訴我，燒退了，不難受了。
這一天，她不再向我講述夜總會的故事，似乎那些男人和女人、老闆和歌姬都被抛進了另一個時空，我們擡起車窗，讓風吹進來，山裡的空氣不錯，确實毫無必要再談論那些麻煩的事，十個男人或是十件襯衫，又有什麼意思？後來，我們問列車員，這趟車會晚點多久，列車員說正在努力往前趕，也許到重慶隻晚三個小時罷了。
三個小時不太久，我爸爸媽媽說過，一定會在車站上接我的。
她說，更久也會等我，知道為什麼嗎？ 我傻傻地問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山裡人，從山裡出來，除了在火車站等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呀。
她跳了起來，使勁搖我的肩膀，大聲說，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已經半年，我就要見到爸爸媽媽了，我真高興。
為什麼你總是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你應該替我高興一下。
我說，是的，人生沒有比見到爸爸媽媽更高興的事了，即使到我們耄耋之年，即使他們在天上。
我沒用死掉這個詞，盡可能使自己不像在說風涼話。
這句話很晦氣，你真是一個怪人。
她說，但是我不會覺得你奇怪，就像你看待我一樣。
我說，謝謝，這樣很好。
車快到綦江站時，天氣又變好了，列車員把車票和身份證發還給她。
她早已收拾好了行李，無心再和我說話。
我想，旅途中的邂逅就此結束了，綦江到重慶大約還有一小時的車程，我也該下車了。
她走到我面前，攤開手掌裡的身份證給我看，她叫李麗莎。
她低聲說：其實我是回家鄉補辦身份證，我不小心把它搞丢了。
為了不讓糾察在路上抓走我，我就搞了一張假身份證糊弄一下。
在這張身份證上，我叫李麗莎。
上班的時候，我也叫這個名字。
我說，李麗莎，這名字好聽，不過更穩妥的辦法是去派出所辦一張臨時證明。
她說，不高興，我決定把戶口本上的名字也改成李麗莎。
語氣歡快。
接着她拎起拖箱，對我做了個鬼臉，下車了。
我半躺在床鋪上，目視車窗，外面全是風塵仆仆的人。
重慶分銷處租的是一套公寓房，底層，窗前三米高處是街道，因此這屋子裡常年不見陽光。
交接的倉管員叫修峰，已經做了兩年，二十一歲，中專畢業，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
很巧，他就是盛澤人。
我說盛澤這鬼地方不是盛産大老闆嗎，你怎麼來看倉庫了。
修說他家是農民，又指指自己的眼鏡說，視力問題大，既不能種地也無法去流水線做工，隻能看看倉庫。
他聽說我是本科畢業，表示驚訝，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工作都難找（那已經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
倉庫離分銷處很遠，我們坐汽車到達楊家坪。
印象中來過這一帶，路邊樹木草叢皆沾滿灰塵，江面水位很低，沿途幾乎沒見到什麼人。
下車後，修峰帶我走了一段路，看到一排美術用品商店，介紹說前面就是川美。
我們進去看了看魯迅像，然後翻過山，到倉庫盤貨。
熟了以後，修峰的話也多了起來，他很喜歡重慶，不想離開這裡，他的下一站是J市，安徽一座不知名的小城，相當乏味的地方，經濟也不發達，天知道總部為什麼要在那裡設倉庫。
修峰提醒我不要和重慶人打架（這也是很多人一再說起的），某一任倉管員曾經喝醉酒在街上對着民宅的牆壁小便，被牆壁後面的住戶發現，父子二人提刀沖出來砍斷了倉管員手筋。
要不是他跑得快，老二可能也會被砍掉。
修峰說，董事長體恤他，付了醫藥費。
接任他的是袁大為，公司最倒黴的外倉管理員之一，一個重慶銷售員在他眼皮底下把貨給卷走了，袁大為之後是林傑，林傑之後就是修峰了。
我說：林傑這名字有所耳聞。
修峰說：他是外倉管理員中的扛把子，我相當欽佩他。
修峰說，林傑和楊雄是拜把子兄弟。
又說，林傑并不看好楊雄，覺得他會被人做掉，他果然被人做掉了。
他們似乎和汪忠銘也有過交情，絕交了，打工仔之間夾纏不清的江湖恩怨。
修峰說，林傑最喜歡的女人是梅貞，辦公室輸入數據的那個重慶姐姐，很傲氣的樣子。
我說我認識梅貞。
修峰說：傳聞林傑把她讓渡給了楊雄。
修峰提醒我的另一件事是，不要露财。
我倆收入相同，月薪一千二，出差補貼八百多，合計兩千。
内地省份沒有什麼外資企業，中等收入八百一千而已，棒棒和苦力四五百元。
兩千月薪可以天天吃火鍋，關鍵是，沒人相信門客有這麼高的收入，不合邏輯。
修峰說重慶是“大碼頭”，人來人往，有幫會有圈子，可你一個看倉庫的，無親無故，沒有背景，待半年就走（這個時間限度不值得你加入任何幫會），如果不謹慎，很容易被人做掉。
我問他，重慶的銷售員情況如何。
他說：目前這一批都挺好的，很講義氣，隻是他們偶爾會要求你放水。
知道放水的意思嗎？我說，知道，私自開倉出貨。
他說：遇到這種情況你自己看着辦，既不能把自己搭進去，也不能讓自己暴斃在街頭，機靈點。
說完他就提着行李走了。
《漢谟拉比法典》是根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進行裁決的，與常規邏輯相反，觸犯法律的如果是窮人，懲罰會較輕，如果是富人，懲罰較重。
似乎從一開始就認定，富人更應遵守法律，必須為其過失付出更大代價。
然而美索不達米亞法律懲治最嚴厲的，是職務過失。
例如，外科醫生沒能治好病人的眼睛，會被砍手；房屋倒塌導緻房主死亡，建房者抵命。
如果倉管員出了錯，我想，在那個社會裡一定會判重刑。
在重慶我首先搞定了住宿問題，之前的倉管員都睡大理石桌子，有一天大區督導陸靜瑜來視察，她來得太早了些，早晨七點鐘敲開分銷處的門，發現褥子被子鋪在桌上，硬得像一塊泡沫塑料，并且散發着驚人的臭味（過去三年的倉管員都睡這床棉絮，可能從來也沒有曬過）。
陸靜瑜說：怎麼辦，九點鐘我要在你的床上開會。
我穿好衣服收拾東西，陸說，你們大陸男孩啊，真是不講究。
我開玩笑說，看過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台灣男孩的生活也很艱苦啊。
接着，我說，睡在這樣的床上，有時會夢見北極，有一座冰下的火山即将噴發，我躺在一塊浮冰上。
她曾經是總部的人事督導，魯曉麥的上司，因為倪德國的卷貨案，被總部調任到西南督導銷售，辦公室在成都。
一九九九年的初夏，總部臨河的那片荒草叢邊，偶爾可以看見她的身影，不知道在那裡做什麼，也許隻是散步。
她是公司唯一的女台幹，有時候她也和工人說話，相對而言不那麼苛刻（斑秃的台幹林某某則像一個混合着梅毒與遠古詛咒的妖怪）。
這些傲慢的台灣人令人費解，他們不帶家屬，同樣長年累月住在鎮上，到了夜晚就消失了，休想看到一個台灣人在街上晃蕩。
在大陸打工仔看來，這實屬正常，台灣人就該是這樣，你也說不清楚究竟誰更像淘金者，可能都是。
我和陸靜瑜在分銷處的客廳裡等了很久，可笑的是，沒有人來上班，外面起着薄霧，太陽一直沒升起來。
她若無其事，克制着自己，不在一個倉管員面前流露出對銷售部的不滿。
我和她之間隔着一張會議桌（那确實曾是我的床，想象一下我躺在上面的樣子），起初我們聊聊倉庫，庫存問題，漏雨問題，我知道重慶的銷售業績很差，這座城市雖然熱鬧，但對建材銷售商并不友好。
話題很快聊完了，她讓我說說夢裡的浮冰，我改口說，剛才醒來還有些印象，現在已經不記得了。
這種大理石桌面會把所有的棒小夥子都睡成癡呆，至少落下一身關節炎。
我們都沒想明白，分銷處為什麼不安排一張床，哪怕是折疊床，也強過大理石桌面。
後來，我随口問她為什麼來大陸工作。
她似乎有點驚訝，倉管員怎麼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回答說：和你一樣，為了謀生。
然後閉口不語，停止了交談。
再後來，是陸靜瑜做主，我搬到了靠近倉庫區的旅館，得到了一個小房間，以後的倉管員也享有同等待遇。
有一天她來視察倉庫，陪同她的銷售員叫劉俊，重慶郵電大學畢業，很健談。
沒多久，下起大雨，道路泥濘，我們全都出不去了。
倉庫漏雨的位置我都做了記号，把瓷磚搬離，以免包裝盒受潮。
總計三個漏雨點。
我們坐在瓷磚上等雨停，同時看着雨水淅淅瀝瀝從屋頂落下，在地面形成水窪。
劉俊說，做倉管員終究是無聊，看一整天的雨，一整天過去了。
我說，銷售員在雨裡跑一整天，一整天也過去了。
劉俊說，銷售員的痛苦甚于倉管員的無聊。
接着，我和他讨論經驗中最痛苦的一天，完全是閑扯，陸靜瑜在一邊聽着。
劉說到軍訓，痛苦。
我本來想說葬禮，後來改口說，求職。
陸靜瑜插嘴說，坐一整天飛機痛苦，經濟艙。
我和劉俊都沒坐過飛機，想象不出那是什麼滋味。
後來我說，還是在總部流水線上班最痛苦，室内四十多度高溫的夏天，女工們沒有水喝。
陸靜瑜說，胡扯，有一台直飲機。
我說可是你并不知道它讓新來的工人患上腹瀉，它看上去是直飲，實際喝到嘴裡的有可能就是魚塘裡的水，隻有辦公室的水是幹淨的。
你想不到，工人們并不喝水，他們忍着，他們也不會告訴你這台直飲機有問題，這并非由于他們麻木、順從、仇視（也許有那麼一點點，針對的是保安），而是因為，這種訴求不在結構之内——就像有人卷貨逃走，也不會有另一個人來提醒你。
我想我是在挑釁陸靜瑜，沒有一個台幹受得了這種話，但她也不能就地開除我，這裡是倉庫，外面下着雨，我們都沒地方可去。
陸靜瑜沉默很久，問我是不是覺得台企很不人道。
我說，也沒有完全這麼覺得，台企提供給打工仔工作機會（那些農村的、山裡的、小鎮的，沒念過幾天書的年輕人），這件事的社會意義不言自明，但給他們喝髒水終究是不對的，你們把他們當奴工使喚。
陸靜瑜說，胡說。
我問，在台灣有這樣的奴工嗎？陸靜瑜說，就我所見，大陸與東南亞赴台工作的漁工，工作條件普遍艱苦，但是在大陸的台企，橫向比較，絕大部分并沒有虧待工人，如有個案，恕難周全。
我說，保安打工人你們管不管？陸靜瑜說，在這個體系下面，警力不逮，人員混雜，保安執行他們的權力并沒有大錯，也許你沒有挨過警察的打。
我說，住宿條件惡劣呢？陸靜瑜說，你去香港會發現，大量的守法香港市民，住的地方可能還不如你們宿舍——當然，讓你們倉管員睡大理石桌闆是不對的，我好奇的是，你為什麼還要做這份職業，為什麼不去别的地方？我說，這份職業不錯，還有點尊嚴。
陸靜瑜說，你簡直自相矛盾。
這時，劉俊急忙打圓場說，這是社會格局的悖論，要是有工會，就不至于這樣，但是有了工會就不會有台企了。
陸靜瑜賭氣說，好，我來給你做一次工會。
她掏出手機打到總部，讓行政部立即換掉那台直飲機，必須每天消毒，主管人員每天早晨自己先喝一杯水。
她挂了手機，仍然賭氣，不再說話。
雨停後，我們離開倉庫，陸靜瑜走在最前面，全然不在乎地上的泥水。
劉俊奉承道，陸督導仗義像俠女。
她沒有接茬，又走出去一段路，回身看我一眼，說，把你的胡子剃掉，這也是台企的規矩。
世紀末那年，上網是特殊的娛樂活動，青少年才玩這個。
（正如玄雨所說，時代不會起什麼大變化，包括世紀末在内，我們此生将會看到的盡是些電子産品的更替換代。
）貨場一帶建築破敗不堪，火鍋店和米線店到處開滿，我翻山到川美附近找到一家網吧，有五台電腦，不久擴充到十台，房間很擠，五元錢一小時。
店老闆（此人不俗）極是珍惜設備，動辄趕人出去，有一陣子，網吧裡反複放着樸樹的歌，那張《我去2000年》的唱片，好像是迫不及待想要奔向一個美麗新世界，又舍不得放下眼前即将消失的九〇年代。
我經常在混亂的新浪聊天室裡看各種人說話，所有的話語像電影片尾字幕一樣從下往上刷過，有一天我給自己起名叫AKIRA，有人告訴我，他（她）也喜歡大友克洋的這部動畫片。
事實上我沒有看過（也不愛看動畫片），僅僅是瞟到一眼網吧牆上貼着的《AKIRA》的海報，中文譯作阿基拉。
此人說，這是一個科幻故事，也是末世故事。
四十個擁有超能力的活人成為軍方的研究對象，目的自然是利用他們去做壞事（設定為稱霸世界），後來，出了事故，超能力的破壞性大于軍方的控制力，東京被炸了。
我打字速度很慢，問他超能力是指什麼。
他回答：時空轉移，意念控制，讀心術。
類似地攤小報上胡編亂造的故事，相當老掉牙，但他讓我注意到電影史上所謂的“開先河者”，那些屢屢遭到模仿的故事藍本和元素，比如異形（周劭經常幻覺自己在作太空旅行）、弗蘭肯斯坦（屬于文學作品）、僵屍爆發（講不清源頭），各種被玩濫了的鏡頭語言。
我承認弗蘭肯斯坦是個好故事，瑪麗·雪萊以一己之力創造了這個吊詭的拼湊物，怪胎們的圖騰，阿基拉算不上，它隻是一個拼拼湊湊的故事。
次日我給自己取名弗蘭肯斯坦，不再有人主動和我說話。
電腦屏幕上話語四濺，像一場盛大又無休止的塗鴉奇觀，必須承認，一個屬于舊時代的寫小說的年輕人，初次看到這種場面時，會生出小小的震驚。
我又想起玄雨說的，文字廉價的時代即将到來，但這是好事，是虛無在道出意義，是不可能之物從自信滿滿的那些人的掌中逸出。
又及，我曾在一個文學BBS上看到有人取名玄雨，隻發了幾條語焉不詳的跟帖，猜想那可能就是她，不知道該和她說什麼好（矯情地講，漢語沒有賦予我可供使用的時态）。
後來，她在BBS上連載了一個關于廢土世界的小說。
在一個下雨的午後，我離開倉庫區，搭上公交車到解放碑轉了一圈，這一帶很繁華，我買了一個肉松面包站在街邊吃，四下裡尋找，也未曾找到買過T恤衫的市場，後來想起那是個夜市，我沒有耐心再等到天黑。
天氣涼了，到商場裡買了一件米色的夾克衫，一條牛仔褲。
盡管儲運部發了一套秋裝，但我并不想穿它，那種顔色的衣服太像是街上撿來的。
有一天，我和銷售員押貨去外地。
卡車司機穿得很慘，頭發污穢油膩，顯然很多天沒洗澡，比棒棒強不了多少。
我想這哥們是怎麼忍受自己的，問他是否有條件洗澡，他講了幾句我沒大聽懂的西南方言，大概是抱怨生活過于艱苦。
銷售員是一個瘦小的重慶姑娘，剛入職不久，一路都在打瞌睡，醒來後問我到哪裡了。
我說我也不太清楚，汽車在山裡開着。
司機說，已經過縣城，往三江方向還要開一兩個小時，路不好走。
又問，看到垮塌的彩虹橋了嗎？我說我沒注意，著名的彩虹橋。
銷售員說，原來你也知道彩虹橋。
我說，這起事故全國聞名，到底死了多少人？她說四十個，其中十八個武警小夥子，二十二個老百姓。
那座鬼橋，一隊士兵跑過去，它就垮了，像紙糊的。
司機說，對頭，日你媽，像紙糊的。
卡車繼續向南，我失去了方向感，由他們帶我去任意地方。
後來，我再次看見了江，在很低的位置上，與卡車之間落差至少三十米，銷售員說這就是綦江。
江水是藍綠色的，正午陽光照着對岸的工廠，一列火車正從遠處開來。
景色很美，并且多多少少有些乏味，尤其是當我想到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終其一生看到的就是這道景色。
銷售員讓司機開穩點。
司機說上坡不要緊。
事實上，他也有點緊張，這條路在錯車時十分局促。
随後，卡車緩速開過一座鎮，銷售員說快到了。
小鎮的熱鬧程度不亞于重慶市區，街上跑的都是嘉陵摩托，也有奇形怪狀顔色出挑的，和電影裡的時髦貨一個模樣，銷售員說這是走私品。
年輕人開着摩托車在山路上跑，極個别情況下，他們會開到江裡去，喝了酒或者嗑了藥。
這時，有人站在路邊向我們招手，是這單生意的介紹人，銷售員的堂哥。
此人穿着西裝，直接跳上汽車踏闆，指引我們進了一座迷宮般的鋼鐵廠。
這是我初次見到所謂的“老三線工廠”。
卸貨時，銷售員到廠部去拉關系，我和她的堂哥站在一邊看工人幹活。
工廠裝修的是辦公大樓和廠區醫院，她的堂哥自我介紹說，魏曉龍，阿龍，聽說你是從上海總部過來的。
我說，總部在江蘇，離上海不遠。
阿龍發了一根大重九給我，問說，總部怎麼樣？我回答說，還行。
他不介意我的沉悶，帶我往廠區走了幾步，有一條雙車道柏油路，兩邊香樟樹高大茂密，機器的轟鳴聲遠遠傳來。
他說老三線已經不行了，又解釋道，很多廠關了，老工人無處可去，年輕人無事可做。
我問，鋼鐵廠呢？他說，等到鋼鐵廠也不行的時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天塌了。
他二十五歲，鋼廠小幹部子弟，在廠屬學校念的小學中學，沒考大學，直接進廠做了工人。
照他的說法，二十五年都是在這個地方打轉，有一度，想去深圳混世界，但止步于重慶市區，很快又回到了廠裡。
雖如此，算是見了點世面，現在在後勤部門做保障員。
他問我，總部那邊有多少三資企業。
我說，很多，算上周邊開發區，也許幾百上千。
他說，這裡沒有，一家都沒有，可這裡的工人明明更便宜啊。
我沒能立即領會他的哀傷，我們在廠裡走（生産區不給進入），他再次表達，這個小鎮也應該有三資企業，讓那些到處閑晃的年輕人有點事情做。
那語氣就像是當地缺了一家網吧、一座遊樂場，總之十分天真。
後來，我們走出了廠區，道路是典型的重慶格式，從一幢房子進去，爬到五樓，曲裡拐彎穿過一條黑暗通道，外面是生活區的街道，仿佛我們剛才是從地下室上來的。
我面前是一個幹涸的标準泳池，露天，深水區三米，池底堆滿腐爛發黑的樹葉。
對面是一大片住宅樓，八十年代建造，混凝土建築同樣呈現出時光的侵蝕。
街道上人群紮堆，極為熱鬧。
問到為何不清理垃圾，阿龍答道，泳池好幾年廢棄不用，并無特殊理由。
我以為來到小鎮，阿龍說，不，這是工廠生活區，和小鎮隔着一段距離呢，這裡的人口比鎮上多。
根據他的說法，這些生活在工廠區的人們從來高人一等，鎮上是農民。
他向我講述兩者之間的差距，在過去幾十年裡，工廠什麼都有，自屬的小學、中學，電影院和商業街，醫院和長途客運系統。
總結他的話，是一個比小鎮更完整的社會結構。
也更畸形，他說，大家都活在夢裡，隻有我這種人，看清了形勢。
我理解他的意思。
他認為鐵井開發區更具有現實感，顯然，他錯了。
然而該怎麼向他解釋在那個數萬人以單一方式活着的封閉場所裡（沒有學校，沒有電影院或遊泳池），同樣長時間蒸騰着夢的氣息呢？假如再往下說，那又會變成另一種陳詞濫調：人生本來就像一場夢。
我隻能安慰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
後來，我和他聊起了災難，我說到彩虹橋，那座因為建築質量原因導緻多人喪命、多人入獄的橋。
阿龍抽着煙，看着天空，遠方是鋼廠極為高大的車間。
他說，重慶災難很多，過去年代，洪水暴發，江面上漂下一具又一具的屍體。
我問他，是九八年嗎。
他說不是，更早，已經被人遺忘了。
然後他說：一九八八年，我十三歲，一月十八号那天晚上，我住在龍鳳場新民村的親戚家裡。
他看了我一眼，我問，那時那地發生了什麼。
他說，八八重慶空難，一架從北京起飛的伊爾18型客機落在了那裡。
我對這起空難有印象，是因為在九八年去往重慶的火車上聽人談起過（恰好是空難十周年吧）。
我問阿龍，當時是怎麼個情況。
他語氣沉重，說：飛機掉在了田裡，爆炸了，發出巨響，空氣裡全都是煤油氣味，夜裡看不太清，我住的地方跑出去沒多遠，踩到一條人腿——那架飛機摔得太厲害，整個機頭都飛了出去，遇難的人還有殘肢四散飛濺，無法形容。
他又看了我一眼，說：我十三歲那年就見到天空掉下鋼鐵、火球、衣服和錢、黃金首飾和外彙券，掉下人的手腳和器官，甚至還有完整的一個人倒插在水田裡。
天上會掉下一切，我對形勢的判斷，并不是基于現在，而是基于這個童年的記憶。
我再次來到鋼廠已經是七年後，單小川在重慶與貴州邊界小鎮上拍一部紀錄片，發短信給我，問願不願來看看。
當時我正在貴陽，趕過去玩了幾天，讨論了一下劇本。
我們回重慶的路上，因為要載一個搭車的朋友，順道又去了鋼廠。
無論如何想不到，還能再來一次。
那時候鋼廠已經停産了，具體原因不明，總不外乎是虧損，國際市場價格下跌，國内産能過剩等等原因。
相當一部分年輕人離開了這裡，去别處謀生。
生活區的街道上，老人兒童居多，倒也不愁生計，全都在打牌閑聊。
樹蔭濃密，像一座很大的社區公園。
我們走到高處，再次俯瞰那個泳池，不僅落滿樹葉，居然還有一條大狗躺在裡面。
我們仔細觀察了一會兒，攝影師說：顯然已經死啦。
舉起單反拍了幾張。
我想知道這狗是怎麼死在泳池裡的，沒人知道，也沒人管。
我問他們有一個叫魏曉龍的人在不在，有人說這小子索賄受賄被抓進去了，也有人說已經出獄，賣了房子，到南方去做馬仔了。
一九九九年冬天，我在旅館裡待得實在無聊，翻出通訊錄，打電話到單小川的單位。
小川很是高興，說一定要到重慶來見我。
一星期後，他來到貨場，同行的還有一個姑娘，介紹說是他的網友，從南京到重慶來玩，講話南腔北調，夾着髒話。
我們在街邊找了個最便宜的火鍋攤，三拖一（葷菜三元，素菜一元）不換鍋底的那種。
姑娘抱怨道：隻有你們重慶人吃這種火鍋，不換鍋底。
我和小川竊笑，安慰她說，老鍋底比較鮮，天天就這麼煮着，高溫殺菌，沒問題。
姑娘說：我少吃點，容易肚子疼，快來例假了。
小川搖頭，仍舊是笑，那表情像是從認識之初就寬容着她的粗俗或直率。
我感覺他成熟了一些。
問到近況，小川說，貴州的支教工作已經收尾，暑假前回到萬縣，大山深處生活艱苦，缺水缺電。
姑娘插嘴說：單小川差點娶了他的學生。
我很驚訝，問他教的是中學還是小學。
小川不好意思地說，是小學，山裡的姑娘往往上學晚，那個學生已經十五歲了，當然，十五歲也不能結婚，人家喜歡我，或者隻是想找個依靠，如此一說罷了，并沒有真的談婚論嫁。
我們結束了這個話題，接下來，談論我們認識的人，用言辭和表情，近似江湖黑話（姑娘坐在邊上頓時顯得無聊起來）。
小川說玄雨在廣州，找到了一份廣告公司的工作，至于沉鈴，小川說，她太可惜了，不做文學編輯，似乎也不再寫作了。
我說這個事情不聊了。
我們喝了不少，小川教我劃拳，我學不會，于是又談文學。
小川說，文學是一個夢，像我們這種年輕人，耍得開心就好了，不要管夢成不成真。
我說，最可怕的就是文學夢。
小川又和我碰杯，搖頭。
我們聊到李東白，對他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小川說他自從出版了長篇小說之後，一夜成名，某次青年作家大會上他上台發言了，你知道上台發言意味着什麼，前途無量。
這時，姑娘插嘴說，隻有你們這種混文學圈的人才會覺得茲事體大，我們就無所謂。
小川溫和地看着她，說，我們并沒有混文學圈，歸根結底文學隻有一條路可走，沒有兩條路。
姑娘說，我不這麼覺得，你那條路上呆逼太多。
小川被她的用詞驚了一下，結結巴巴說，是的，因為太多，所以并不好走，你每次都描繪成我在走一條康莊大道，這太偏頗，歸根結底，文學隻有一種信仰，甚至你信仰它的時候它就自動破碎了、折疊了，而你想要打碎或折疊它的時候它卻以另一種面貌出現。
姑娘滿不在乎說，感覺你像個M，就是受虐狂。
小川嘴裡嘀咕，不知說了什麼。
我喜歡這個詞同時也喜歡他尴尬的樣子，建議為受虐狂幹一杯，它既可能是比喻也可能是事實。
這天晚上小川喝得大醉，坐在路邊不起來，我和姑娘合力将他搬起，架到旅館扔在床上。
姑娘也有點喝多，想回自己的旅館，但天色已晚，又自稱是路盲。
我去賬台給她要了一間房，回來後，小川正抱着臉盆狂吐，我站在一邊抽煙，隔着一段距離注視他，似乎那個蜷曲顫抖的身體是我自己的，而我是出竅的靈魂所在。
小川的嘔吐伴随着嗚咽，後來，姑娘也站到我身邊，陪我一起抽煙，望着他，并問道：那個十五歲的女孩，你覺得她隻是想結婚？我說，還想什麼呢，戶口？農轉非？姑娘說：你他媽的真是煞風景，不配當個小說家——當然是為了愛情。
我說，是啊，小川也才二十五六歲，被任何人愛上，都不奇怪。
小川擡起頭，雙眼發紅，罵道：你們不懂。
然後倒在了床上。
這姑娘當晚住在旅館，我們又聊了很長時間。
她報給我的名字是一個網名，叫作木馬。
現在回憶起來，就是世紀交替的那幾年裡，多少年輕人都給自己取了奇奇怪怪的名字，可是喊起來卻并不會覺得生硬，似乎本來就應該叫這個名字，而身份證上的本名是别人強加于他們的。
她介紹道，小川的網名更奇怪，叫踵，阿喀琉斯之踵（隻是他較常使用的網名之一）。
她問我的網名是什麼，我想了想說，阿基拉。
接着，花了點時間，我講述了阿基拉的故事，盡管我并不是很喜歡它。
阿基拉聽起來是一個勇猛無畏的少年而你并不像。
她說。
我和這個口無遮攔的姑娘交換了電子郵箱，她顯然讀過大學，而且是文學專業，各路外國作家如數家珍。
當我問她的來曆時，她卻閉口不談，有一度她談到南京作家和當地的搖滾樂隊，熟得一逼，各種八卦都能講得出來，我猜她是南京人，她否認。
她說，你别猜了，我就是扛着文學的名頭到處騙吃騙喝，你沒見識過我這種人。
我說，八十年代像你這種文學青年也很多，不奇怪。
她說，大叔，你沒那麼老，不要假裝自己經曆過八十年代，那是很牛逼的時代，你錯過了。
她打了個呵欠，問我：這麼晚了你還不去睡覺，待在我房間裡，是想和我睡嗎？我說我沒有這類猥瑣的念頭。
她笑了起來，揉着眼睛說：你和小川都是鄉下青年作家，毫無疑問，鄉下青年作家，略帶貶義和嘲諷，但也不是很過分，如果冒犯了你，請不要介意。
我說，當然介意，鄉下作家如果想和你睡覺，他自己會提出來，如果由你來質問，那就不大好了。
我們一起笑了起來，後來，旅館的姑娘過來提醒我們不要開着門大聲講話。
多年後我再遇到小川，他的模樣已經完全變了。
野外工作讓他變得十分強壯，膚色黝黑，終于像個男人而不是男孩。
特别是，口音變得很北方，時而冒出京腔。
這種變化也是必然的。
我開玩笑說，南方的小說家一輩子也學不會标準普通話，而且拒絕學這個，你是怎麼做到的？小川說，格老子，你是在嘲笑我沒有文學天分，還是沒有文學操守？四川話屬于北方語系！ 小川最後還是娶了那個十五歲的女孩，在二〇〇七年，她二十三歲，他三十四歲（早已辭職，成為紀錄片導演）。
姑娘長得很美，講一口貴州話，在攝制組裡幫他打雜，做劇務，打闆（也就是場記）。
看得出他們非常相愛，與此同時，窮得叮當響。
小川一直奇怪我為什麼要做倉管員，他覺得我完全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職業。
我說，兩者對我區别不大。
〇五年初，我從美仙公司辭職，發郵件給小川，說這件拖延了五六年的事終于解決了。
那時，小川已經在拍紀錄片，文壇根本沒有他這号人了，倒是李東白還在，然而我們沒有再提到他。
小川辭職以後到上海投靠同學，他見到了沉鈴，後者幫了他一個忙，介紹他在一家攝影廣告公司做助理，他幹得不錯（〇三年我在上海見過他，關于這件事，我後面再說），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還發表幾篇不太長的小說，甚至被文學選刊錄用，有一度他小有名氣，但迅速消失了。
我們聊過這件事，他說，覺得自己寫出來的小說散發着異常的氣味：寫都市題材，臭，寫故鄉題材，臭，寫底層題材，臭。
總之，腐朽而自卑。
他停止了寫作，照他自己的說法，告别了文學。
他以為自己會痛不欲生，至少也應該遺憾，然而什麼都沒發生，他買了一台DV。
當年，膠片時代落幕，滿大街都是背着數碼相機和DV的年輕人，對着所有可及的事物開始了一種低成本、低門檻的創作。
是的，我們不得不承認，之所以愛好文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太窮，在過去年代，寫小說隻需要稿紙和圓珠筆，你保持安靜，你蜷縮在角落，即使你寫得不太入流，也會有人贊美或寬容你。
如此而已。
有一天你離開了文學，那種感覺可能連解脫都談不上。
此後的幾年裡，他搞丢了上海的工作，去了北京，在電影學院進修過一陣，拍了幾部不太長的獨立紀錄片，結交了一些朋友。
二〇〇五年有一家公司接到歐洲的業務，委托拍攝中國題材的紀錄片，制片人找到了他。
報酬雖不高，作品可以在歐洲放映，參加某些小規模的紀錄片展映（名不見經傳然而神秘、抽象的存在）。
這些選題需要他回到西南地區。
二〇〇七年的一個清晨，我和小川坐在一輛去往山區煤礦的破爛面包車上，攝制組的年輕人東倒西歪打瞌睡。
小川仍然喊我阿基拉（他曾經喊我端木老師），因為我用這個名字注冊了一個郵箱。
我們在車裡抽煙，叙舊的時候，他并不看我，卻常回過頭望向後座的妻子，像是征求她的意見，對于他這些年的生活是否感到不滿。
有時，她溫柔地伸出手拍拍他，或者拽一下他的帽檐。
那姑娘大家都叫她海燕。
我忍不住猜想當年，她十五歲，他二十六歲（作為一個支教的鄉村教師），究竟發生了什麼。
車子一直在颠簸，我們停車尋路，有一隊形容憔悴的工人扛着工具走過，坐在車裡問他們話，卻無人應答。
攝影師說：像苦刑犯。
順着他們來的方向，面包車繼續開了一段，看見很窄的鐵軌，我們确信前方就是煤礦。
後來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工人，有一座極高的細長拱形橋劃過頭頂上方，它是磚砌的，被煤灰染成黑色，那感覺就像是中世紀的人們忽然造出了一座科幻基地。
拱形橋可能是傳送帶，它通向一座三十米高的堡壘似的建築，建造在一堵峭壁上，同樣是黑色的，數十名工人就在巨大的堡壘下面緩緩蠕動。
我用了蠕動這個詞是因為我根本看不清他們在做什麼，肯定是工作，但究竟是維修還是搬運，是制造還是挖掘，看不清。
他們身上也沾滿煤灰。
攝制組沒有停留，直奔礦區。
我問小川，剛才那個景象是否有價值，他說：假如冒冒失失架起攝像機，會讓工人們恐慌，紀錄片不是新聞，不應該出現人面對鏡頭的恐慌感。
我們聊了一點關于紀錄片的真實性的問題，小川說：可靠的說法是，紀錄片其實比電影更像小說。
很快，車子到達礦區，這裡的格局令人費解：進門處是一家破舊的影劇院，看樣子早已廢棄；一條奔流的山澗隔開了煤礦和生活區，煤礦攔起圍牆，無法進入。
我們停在街上，一側是山澗，一側是簡陋的商業鋪面，大概三百米長，飯館、服裝店、理發店，均有，但十分冷清。
這條街沒有盡頭，與山澗的走向一緻，過了生活區就變得泥濘彎曲，直通向層層密林之中。
小川要拍攝的是兩個開理發店的女人（之前就已經約好），起初我以為是發廊，他們說是普通的理發店，這部紀錄片講述普通人的生活，那語氣似乎發廊女不屬于普通人。
面包車停在影劇院門口，我覺得自己在片場有點礙事，便走到停車地方，海燕正捧着一本書在讀。
我看了一眼，是奧斯汀的《曼斯菲爾德莊園》。
我走到影劇院的台階上，門鎖着，我向裡張望。
這時，海燕說，那電影院已經關了。
我問她是不是本地人，回答說不是，曾經路過這裡。
她放下書望着我，臉上浮現一絲笑意。
我沒有讀過奧斯汀的小說，因此無從談起。
海燕問我喜歡誰的小說，我提到托馬斯·沃爾夫、博爾赫斯、福克納這些名字（實際上也僅僅是普通的喜歡而已，覺得他們寫得不錯），然而她對于二十世紀的作家似乎并不熟悉，又問道，有沒有喜歡的女作家。
我說佩内洛普·菲茨傑拉德算一個，對，不是美國的那個菲茨傑拉德，是英國的，拿過布克獎，她曾經是記者，晚年才開始寫小說；以及還有，美國南方女作家安·波特，她出過一個中譯本《灰色馬，灰色騎手》。
海燕說，她最喜歡的小說是《呼嘯山莊》。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煤礦，與我想象中相反，它是寂靜的，隻能聽到山澗的湍流聲。
上午的光還算不錯，天空有大朵的雲被風吹移，有時遮住太陽，密林拂過一層陰影，像海燕臉上的笑容。
吃午飯就在街邊小飯館，兩個理發店的女人和我們一起，矮胖較老的那個是姑母，年輕的是侄女，兩人都是縣城人。
我很想知道她們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要知道無論發廊女還是理發師都青睐鬧市，而這裡并不繁華，人們的愁苦氣質中缺乏必要的歡樂成分，和我所認識的重慶人大相徑庭。
然而，我沒有問出口，一部分原因是她們在紀錄片中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姑母想留在這裡（穩定的生意），侄女想去市區（正待開發的大城市），我不能影響紀錄片人物的情緒和思路；另一部分原因是，姑母在飯桌上談到了命運。
她說一切命運使然，人去哪裡，留在哪裡，任憑命運決定。
這是赤貧者獨有的論調，或者說，這種論調裡帶有赤貧者的基因。
兩個女人在飯桌上繼續有一句沒一句地說着，也許是我過度注意了她們半真不假的争執，姑母忽然對我說：她（指的是侄女）沒有學會理發，去了城裡大概隻能做洗頭妹。
侄女聞言反駁道：你也不會，你把人剃成了秃子。
說完站起來就走。
這時，小川向我解釋，真正的理發師并不是她倆，而是死去的姑父，三個月前肺癌晚期。
小川在拍攝的是一家沒有理發師的理發店。
我心想這故事真是他媽的無聊死了，為此跑那麼遠，瘋了？ 下午時，我仍然在街上閑逛。
海燕問我是不是感到乏味，一整天看着溪流和緊閉大門的破舊影院。
我說，不會，我對固定的風景有一種職業性的适應。
海燕很聰明，說：對，小川提起過你做過倉庫管理員。
我說：也可能來自更久遠的生活吧。
我們兩人站在岸邊，望着低處不斷翻湧的水花，忽然同時變得沉默，仿佛是等待着雲層的陰影覆蓋，仿佛彼此認識了好多年。
這也是奇怪的念頭。
過了好久，海燕問：沒有理發師的理發店，算是個好故事嗎？我說，勉強算是個故事，也許值得拍出來。
海燕問：如果我寫自己呢？我想和你們一樣寫小說，可是我隻讀過小學。
我半開玩笑說，你不要寫得令自己心碎。
夜晚我們順着原路返回，我沒再注意到那座拱形的建築以及城堡式的懸崖，道路漆黑，星光黯淡，它們在某一個瞬間從我身邊流逝而我并沒有注意，這也是常見的現象之一。
拍攝紀錄片極苦極累，車上的年輕人全都眯着了。
我坐在副駕，時不時同司機講幾句話，怕他也睡過去。
後來，小川拍拍我的肩膀。
他提問，如果選擇喜馬拉雅山，或是癌症村，應該拍哪一個？我建議，如果錢夠的話，都拍。
他說，錢沒問題但時間有問題，明年隻能選其中一個。
拍癌症村有獲國際獎的可能性，而喜馬拉雅山，恰好有一個國家氣象台的朋友被派到珠峰大本營做一整年的攝影師，器材和裝備他那兒能幫忙，錯過這次機會就很難再有下次。
我給不出更好的建議，我說在文學之中可能也存在近似的難題，比如，你不能讓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說的結尾走向喜馬拉雅山（哪怕是蒙太奇），處理不好就會成為一個輕率或者隐蔽的笑話，一種将現實的無果嫁接到壯麗奇觀之上的手段，然而，也未可知，因為我沒有去過喜馬拉雅山。
小川回頭看看海燕，她已經睡着了，頭歪在攝影師的肩膀上。
他說：咱們一起去喜馬拉雅山怎麼樣？我說這是個好主意。
小川在車裡點起煙，抽了幾口，他低聲說話的樣子像是擔心吵醒睡着的人，或是被司機聽去，又像是自言自語。
他說到海燕的文學天分，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擁有極好的寫作根基，熱愛文學，具有想象力，但賦型能力不夠，如此等等。
文學是一座迷宮（多少人都在使用這個比喻），這個迷宮最終反照出的不是一個人的努力，而是他的天賦和缺陷。
小川總結道：海燕想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但這個小說，真是他媽的太難寫啦。
套用你的比喻，一個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說之初就想着喜馬拉雅山。
我說，我确實好奇，因為她臉上那種像陰影一樣的笑容，我從來沒有見過，在她身上有着什麼樣的故事，好奇。
那不是故事，是一個本該在小說裡出現的人物轉而成為了作者。
小川說，阿基拉，我們已經三十四歲了，同樣寫不出自己想要的小說，必須去一次喜馬拉雅山啊。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仍然待在重慶，總部沒有任何要将我調任的意思，而我對這個地方已經有點厭倦。
開旅館的姑娘約我去解放碑看千禧之夜，據說會非常熱鬧。
重慶一直下雨，我生病發燒，做了很多夢，像博爾赫斯的小說《南方》，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阿根廷在南半球，那裡的南方相當于中國的北方。
為什麼想到這件事，也許就像這篇小說的結尾，有一場決鬥将要出現。
後來的事情證明我的預感至少中了這麼一次。
有一天下午我從庫區回旅館，看到床頭放着一本《緻密倫娜》，我返身出去問旅館的姑娘，她坐在賬台，頭也沒擡地告訴我，有一個女人找我。
我問這女人是怎麼進了我的房間，姑娘說，是你女朋友嘛，敲門沒人答應，我就開門陪她進去看了一下，你不在，後來她走了。
我沒再追問下去，回到房間，打開房門，坐下翻看《緻密倫娜》。
作為上個時代最神秘的作家之一，卡夫卡已經失去了神秘性，他被剖解與模仿（再模仿），休想全身而退了。
《緻菲莉斯情書》事實上結束在作者咯血的那個晚上，此前的所有篇幅都指向這個結果，作者在寫下書信（很難稱之為情書）時并不知道這個結果，然而，一切都預示了這個結果。
唯一還能保留一點神秘性的或許隻剩《緻密倫娜》，或許，恰恰是因為他感到時日無多，向密倫娜解釋得太多——這些解釋令卡夫卡失去了可供模仿的外在，阻擋了我這種人向他緻敬。
後來，魯曉麥出現在房門口，她依然矮小，像個小女孩，但發型變了，剪短了，像個小男孩。
她裹着一件寬大的工裝羽絨服，袖子蓋過手指，感覺是從北方過來。
我沒有起身，擡起書封面向她緻意，她看了我好一會兒，這才反手關上門，歎息道，我的天哪。
那時那刻，我在想什麼？想到她的床，想到低矮的屋頂和窗外街道上簌簌的腳步聲，一個卡夫卡式的夏天，遠處的守衛和熔爐，近處的空調風嗡嗡翻動書頁，整間屋子僅此一本書——《緻菲利斯情書》。
有時她拿起書随意浏覽，那表情終究是年輕姑娘，流露着欣賞與費解，仿佛是卡夫卡親筆寫給她的情書。
我從來沒有愛過魯曉麥，僅想培養一份可以做愛的友誼，無論如何，這是我自己的失敗。
然而此刻我手裡拿着的是薄薄的一冊《緻密倫娜》，菲莉斯像我與魯曉麥之間的秘密，密倫娜則是另一本書另一個女人。
我想，往往如此，不管為了什麼原因（調情或是寂寞），當你解開一個隐喻之物，會有更多的隐喻結集而來。
隐喻就像謊言。
魯曉麥說我又露出了那種昏頭昏腦的表情。
我回過神來，問她到重慶來出差嗎。
她說：難道你沒聽說我已經跑路了？ 我沒聽說。
我和總部唯一的聯系是庫區辦公室的那台傳真機，從傳真機裡隻會吐出一些簡單的指令，不會告知任何人事變動。
我從床上爬起來，帶她出去吃飯，與此同時我發現她雖然風塵仆仆，卻沒有帶一件随身的行李，猜想她是把行李撂在某個地方了。
根據魯曉麥的說法，早在一九九五年，有兩個年輕人從江西來到E市，一個叫俞凡，一個叫俞恒，是本家兄弟。
俞凡念過大專，曾在南昌的機場做技工，後來辭職，混過幾天黑道，應該是參與過搶劫和勒索，手上雖沒有人命，但在南昌是待不下去了。
兩人到達E市是為了索取一筆賠款，那赤身裸體摔死在大街上的姑娘與他們沾了一點親，也姓俞，家在農村。
姑娘家裡賠到了一點錢，并不多。
經理傅國華自認把姑娘灌醉，因此獲罪入獄，不久死去。
二俞來到演員培訓班找葉嘉龍索賠，并未得手，但說法不一緻，俞凡說葉反悔了，俞恒則說從來就沒有這麼一筆錢等着他們，得靠談判。
最終的結果，說法一緻：他們去了辦公室，壓根就沒見到葉嘉龍，也沒見到任何一個可以做主的人，換句話說，他們隻是敲詐犯。
女秘書給了他們一個薄薄的信封，裡面裝了一千元，說，無論他們身份真假，這事就此結束，奉勸他們不要再出現。
兩人無法再回江西，暫時落腳E市，商量去上海碰碰運氣。
那時的E市極為混亂，下崗潮和民工潮同時翻湧，無業人員四處遊蕩。
街道的肮髒程度，仿佛城市已經無人管理。
兩人在火車站遙遙看到一起外地仔群毆事件，人數不少于三十，動用了斧子和鐵鏟，感到十分驚訝，像是回到了民風剽悍的内陸省份。
群毆中有人重傷，警察來得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在很遠處拉響警笛，人群随即散去。
這起事件當然不會出現在新聞上，與那赤身裸體死去的姑娘一樣。
另外發生了一件事，俞凡的身份證弄丢了。
補辦手續極為麻煩，他必須回到原籍。
留在E市的最大風險是被稽查隊捉走，但并不會免費押送回江西，而是要花錢贖。
他在火車站辦了一張假身份證，沒有更名，戶籍換成E市本地人，地址是胡亂編的。
後來他知道這樣做也存在風險（稽查隊會驗證他的本地口音），但也懶得糾正了，他的祖母是上海人，從小他就會講幾句粗淺的上海話。
相比之下，俞恒更像個書生，他有一點弱視，戴一副圓框眼鏡，性格謹慎，不抽煙不賭博，他跟着俞凡來到E市本意是想見見世面。
當然，E市無甚可觀，他更想去的是廣州或者上海。
俞恒還是個軍事迷，崇拜隆美爾、巴頓将軍，魯曉麥說有一些很斯文的男孩确實就是這樣，挺奇怪的。
E市是陌生的，兩人所帶的錢隻夠支撐一兩個月，在西郊租了一間農民的房子，買了張本市地圖爬梳。
E市并不大，和南昌差不多，城市東西南三個方位都有開發區，北部是鐵道線，一片荒涼。
他們拿着地圖到市裡閑逛（順便偷了兩輛自行車），為的是盡快熟悉這個地方。
天時，地利，人和，俞恒很愛重複這些陳詞濫調，仿佛要幹的是一件天大的事。
演員培訓班在市區偏南，斜對面就是人才市場，那一帶房子很舊，不算熱鬧，除了每周二人才市場開業，那會是人山人海的局面。
這期間，他們商量了一下，到底是繼續索取賠款，還是幹脆找機會綁了葉嘉龍，或者去人才市場找份糊口的工作，忘記這件事。
兩人茫無頭緒，根本找不到葉嘉龍在哪裡，最後決定（也是唯一的辦法），繼續索賠，繼續吓唬這家公司，必要時從江西再找幾個人來。
當時他們開價是十萬（E市的平均收入是一萬塊一年），如果參與的人多了，恐怕要漲到三十萬（這數字在當時未免又太離譜）。
兩人再次來到演員培訓班，發現整棟樓黑漆漆的，僅有的這家公司已經關張了。
玻璃門纏了鍊子鎖，并貼上封條，望見裡面一片狼藉，桌椅放倒在地，牆上有一串飙灑的血迹，也可能是紅漆。
接着，俞凡指了指走廊牆上，用墨汁刷着字，兩人點起打火機才看清，大意是流氓公司騙取培訓費，毆打受害人。
俞凡說，這葉嘉龍果然是道上的。
俞恒說，咱們來得冒失了，沒調查清楚，以為他就是個普通老闆，失策。
兩人就是在下樓時遇到了傅民生，當時傅穿着一件舊款西裝，袖口挽起，墨鏡架在頭頂上，看上去像個剛出道的小打手。
俞凡問他，這公司出什麼事了。
傅民生說，黑社會，打架，欠債，跑路。
俞恒掃了他一眼，問道，那你在這裡做什麼。
傅民生說，我是來高興一下的。
熟悉E市的人都知道，在那些年裡，本地的青年很少和外地仔結交，後者不可靠，充滿變數，也或者身負前科。
試想一個正常人為什麼要背井離鄉來到E市混飯吃，這裡不是廣東，人們對外地仔缺乏理解（到二〇〇七年，E市的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數量持平）。
然而傅民生并不是E市人，他來自四十公裡外的鐵井鎮，相隔不遠，卻足夠定義他是鄉下人，口音古怪，舉止鄙陋，比近郊農民還低一個檔次。
這個來自遠郊的小鎮青年，命運扔給他的笤帚仿佛變成了權杖，很多人看到他第一眼會感到他既古怪又輕狂，而他卻是魯曉麥的表哥。
這天下午，魯曉麥在樓下無聊地反向轉動着自行車腳踏闆，像個街頭少女。
她剛剛從E市職業大學畢業，在西郊一家國營企業做出納，看到傅民生和兩個青年一起走出黑黢黢的樓道口，俞凡帥氣高大，手上戴一塊仿冒的勞力士金表，像個浪子。
魯曉麥以為二俞是傅民生的朋友，便招呼他們說，什麼時候去看電影。
俞凡問今天放映什麼。
魯曉麥回答，陽光燦爛的日子。
四個年輕人縮在市中心一家年久失修的電影院裡，全場隻有他們，因此格外的快樂。
看到一半時，魯曉麥和俞凡溜到角落裡抽了根煙，互相介紹自己，引來放映員大罵。
巧合的是，這部電影裡有一種近似的愉悅，空蕩蕩的北京城是一群荒誕年代的少年們的包場影院。
魯曉麥說，好幾年過去了，她仍會回憶起第一次見到俞凡和俞恒的情景，他們身上流露出的怪異氣質，浪迹天涯同時要做一票大事的決心，令人着迷。
他們就這樣交上了朋友。
俞凡像是天然的領導型人物，俞恒能出主意，魯曉麥在地頭上很熟。
不大靠譜的是傅民生，幼稚，志大才疏，後來二俞知道傅的父親因為頂罪死在監獄裡，稍稍原諒了他的白癡，照他們的看法，沒有父親的男人總是缺點什麼東西，也許是腦筋，也許是勇氣。
但傅民生也有優點，豪爽，在朋友身上舍得花錢（盡管是小錢）。
那陣子，二俞很窮困，魯曉麥和傅民生接濟了他們一點。
魯曉麥的單位離二俞的住處很近，有一天俞凡去看她，發現那是一個堆滿金屬廢料的工廠，由于停産，已經沒幾個工人在幹活，會計室裡彌漫着黴味。
魯曉麥讓俞凡陪她去儲蓄所提備用金，那個年代，搶現金的事情頻頻見報，有時幾萬，有時幾百，有時歹徒朝會計的腦袋上打一槍。
路上，魯曉麥說，她不想在這家工廠做下去了，最近兩個月隻拿到對折的工資，無法開銷生活。
俞凡開玩笑，建議她把備用金私吞，然後消失。
魯曉麥說，那會坐牢，而且數目也太小，不值得。
俞凡又開玩笑，如果能搶到一大筆錢，我帶你去浪迹天涯。
魯曉麥愣了一會兒，說，好幾年前，E市有一個女出納，愛上了一個騙子，想辦法貪污了單位幾十萬元供這騙子吃喝揮霍，後來，女出納被判了無期徒刑。
魯曉麥嘲笑道：親愛的，你懂穿牆術，但不能把你的朋友留在死胡同裡。
這時，俞凡承認，他隻是開個玩笑，搶儲蓄所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做的事，而他并不是。
另一天，俞凡問傅民生，E市哪一片最亂。
傅民生愣了一下，問他想做什麼。
俞凡說，随便問問。
傅民生答道：大哥，你住的地方，再往西走一公裡就是E市的紅燈區，那鬼地方叫臨平鎮。
或是為了看熱鬧，或是為了散心，三個男人去了臨平，沒有帶上魯曉麥，嫌她礙事。
臨平是古鎮（照傅的說法這一帶沒有哪個鎮不是幾百年曆史），緊靠着一條新造的大街，夜幕之下，霓虹燈閃爍，整條街面上全是洗頭房和桑拿房，間或有一些餐館，也是為那些客人和姑娘們準備的。
街上并沒有太多人。
俞凡說，這要是在南方，女孩們會坐滿人行道，像一場嘉年華。
傅民生說，臨平不流行這種排場，不過你要是待到淩晨一兩點鐘，就會看到無數女孩出來吃宵夜，場面也很壯觀。
俞凡問，有沒有本地女孩。
傅民生說，不可能，本地女孩不做這種生意，全是南方來的，也有東北的，她們比較便宜，也豁得出去，你們搞不好會遇見老鄉呢。
這時，俞恒伸手拍了拍傅的後腦勺。
傅改口說：本地女孩也有啦，不在這裡，都在賓館裡招待外國人啦。
三個人停了自行車，沿街步行，除了霓虹燈和金魚缸裡一閃而過的女孩們，并無其他風景，女孩們也不出來招徕客人。
走到一家桑拿房門口，見兩條壯漢正在毆打一個穿制服的服務生，帽子都打飛了。
三人不動聲色，站着看，直到一個穿夾克衫的矮胖男人在幾個人的簇擁下鑽進一輛淩志轎車，傅民生才說：那就是葉嘉龍。
二俞面面相觑，目視汽車開走。
後來，俞恒拍怕俞凡的肩膀，那意思是對方人太多，算了。
人走空了，被打那服務生坐在地上不動，傅民生過去輕輕踢了他一下，問道：葉嘉龍為什麼打你？服務生說：走路不小心撞了他肩膀。
傅民生說：你這不是找死嗎，葉嘉龍的肩膀。
服務生站起來，冷笑着抹了一把鼻血，本想回去，俞凡遞了一包餐巾紙給他，又發了根煙，說：聽口音是南方人。
服務生說：江西。
俞凡說：我們同鄉。
這服務生叫周偉彬，當晚一起喝了點酒，他來到E市才半年，并不知道葉嘉龍是誰，也不清楚其行蹤。
矮胖子經常帶着人來桑拿房，見過幾次，但無法推測下一次是什麼時候，有時來一群人，有時似乎隻有他和司機，如此而已。
俞恒問，進桑拿房一次通常花銷多少。
周偉彬說，一人一兩千吧，但這家是會員制，你得買卡，五千一萬打底。
傅民生問俞凡打算怎麼弄，後者搖頭說，沒想好。
周偉彬問，你們是怎麼回事？傅民生想說，被俞凡制止了。
他們打電話讓魯曉麥一起來吃飯，她到場一聽就笑了起來，說能湊這麼一桌真不容易，全是葉嘉龍的仇人。
俞恒又制止她繼續往下說，生恐周偉彬出賣自己。
周淡淡地說，我在家鄉是捅傷了副縣長的兒子，逃出來的。
那時候，幾個人全都喝多了。
周偉彬最初以為這是一夥綁架犯，他建議找幾個闊綽的生意人下手，不推薦葉嘉龍，黑吃黑風險太大。
俞恒拍拍周偉彬的肩膀，提醒他，沒想好的事情不必亂說。
不久，二俞也在臨平找到了工作，俞恒在一家大浴場做服務生，後來又去了夜總會，俞凡認識了一個開餐館的女人，在店裡幫忙。
魯曉麥喜歡俞凡，為此難過了一陣。
然而沒過半年，俞凡和那年長而風騷的本地女人也鬧翻了。
有一陣子，魯曉麥和俞恒談戀愛，兩人上過幾次床。
正如魯曉麥所說，并不是很愉快的經曆，甚至有點滑稽，談了一陣也就分手了，友誼還在，人沒散，挺好。
俞恒的腹部有一條刀疤，問是怎麼來的，他說，喝酒打架，被人捅了。
過後又補充說，我是勸架的，為俞凡擋了一刀，幾乎挂了。
魯曉麥摸着這條刀疤，離肝髒很近，不知道他是怎麼活下來的。
分手以後，俞恒對魯曉麥說：我知道你喜歡的是俞凡而不是我。
魯曉麥說：什麼意思。
俞恒說：不要緊，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的情誼，情誼比愛情可貴，上床沒多大意思。
魯曉麥說，随便你。
事實上，她也不想和俞恒（或者假設是俞凡）繼續這種關系，試問一個乏味城市的乏味的女孩（她這麼評價自己），從兩個窮光蛋外地仔身上能獲得什麼幸福感？後來，她談了好幾個男朋友，有工廠科室的，有稅務局的，說實話，都很乏味，講話沒啥水平，不潇灑，膽小如鼠。
她還是喜歡和外地仔玩在一起。
九五年的整個下半年，他們就在市區和臨平瞎晃，漫無目的。
市面越來越差，工廠開始下崗，大量工人失業的局面似乎無可挽回，人力變得廉價。
魯曉麥辭了工作，她父母和哥嫂在E市北郊做一點五金裝潢生意，讓她去幫工，她讨厭嫂子的嘴臉，不願意去受氣（店面是她哥哥的産業），便回到鐵井鎮的老房子住了幾天。
之後再見面，她告訴這些人，四十公裡外的鐵井鎮，現在也有一個開發區，那裡的第一家工廠就是葉嘉龍的，他生意做大了，這一次他不再販賣女孩，而是用月薪七八百的價錢雇了上百個女工，每天十到十二小時，按在流水線上。
這幾個男人談起葉嘉龍，語氣之中并不見得有恨，倒是難掩豔羨之情，成為另一個葉嘉龍大概就是他們的理想。
喝酒之後，他們也會吹噓自己幹過的事，或是奇遇。
在魯曉麥聽來，部分愚蠢，部分不堪入耳，然而也充滿傳奇色彩。
三個江西人講到他們的家鄉，那些面目模糊的匪徒和無辜的年輕人（但也幾乎同樣冷酷），無數人參與的械鬥和一個人的逃亡，好人壞人，好警察壞警察，好運氣壞運氣。
周偉彬至少講過三次，他捅傷副縣長兒子的故事，雖然細節有出入，但大體不差：開一家空頭公司的少爺，專嫖書包妹，在城裡飛揚跋扈，某天與一群社會小崽子争執，口頭糾紛而已，周偉彬忽然從人群裡閃出來朝他大腿上紮了一刀，刺進去十公分，社會小崽子們傻了眼，立即逃散。
周偉彬開着摩托車逃到南昌，什麼都沒帶，扔了車子就跳上火車，留下父母在原籍頂缸。
俞凡問：你和他有仇嗎？周偉彬說：沒仇，看不慣他。
俞凡向他伸大拇指，意思是牛逼，還有另一層意思是老子看不懂你。
周總結道：可惜了，聽說有人出錢買他一隻手，我應該砍下他的手去換錢，現在的結果也沒太大區别。
無論如何，捅了副縣長的兒子，是一件大事。
周似乎并不介意再捅一個人，前提是要有報酬，不想再白幹一票。
傅民生有時也會吹噓，學着周偉彬那冷冰冰的語調，但都是令人發笑的小事，于是他吹噓自己的父親，周仍然發笑，因為真正的不法之徒是不會為了錢去給人頂罪坐牢的，自由很可貴。
俞恒安慰傅民生，你父親是條漢子，盡管不太值得。
周偉彬喝多了，問俞恒，你又做過什麼大事呢。
一再追問之下，俞恒拉起毛衣，給他們看腹部的傷疤，輕描淡寫地說：我被人做過大事，有人曾在街上給我動了個外科手術。
九六年春節，二俞回了江西，俞凡補辦了身份證，僞造的那張他沒扔掉，必要時也許還用得上。
周偉彬留在臨平，節後見面，他有了個女朋友，名叫徐麗萍，傻裡傻氣的，問她在哪裡工作，她也傻笑，不回答。
她來到E市已經三年，仍分不清東南西北，沒去過商業街和百貨大樓。
魯曉麥不禁疑惑，這個女人到底是幹啥的？總之，就這麼加入了進來，有時也坐在一邊聽他們聊大事。
魯曉麥說，相比之下，俞凡最會交際，在E市交到了幾個朋友，一度混進餐館女老闆的圈子（都是本地人），頗有發言權。
而周偉彬和俞恒，盡管他們聲稱要做大事，但實際上朋友少得可憐，人際關系極為狹窄，他們在異鄉混不開，典型的邊緣人。
魯曉麥大專學的是企業管理，懂一點組織管理學的知識。
她的結論是這夥人的所謂“大事”，最多也就在儲蓄所搶個十萬塊錢，可能連臉都不用蒙上，因為根本沒人認識他們。
在臨平這半年，幾個人意氣消磨，本來，他們應該散夥，各走各的路，但是發生了一件事。
一九九六年春天，有一家塑料薄膜廠的銷售員将一批貨低價賣給了俞凡，俞凡湊不夠錢，找魯曉麥借了兩千元，事後這筆貨轉到她哥哥店裡，賺了一筆，俞凡還了魯曉麥四千元。
照她哥哥的判斷，這是贓物，偷來的，但明明是銷售員手裡出來的。
她哥哥說：你就先問問那銷售員還在不在公司吧，有些公司用的是假人，多半來自外地，證件和身份全都僞造，銷贓之後，這人就跑了，數額如果隻有三五萬，報警也是麻煩事，老闆自認倒黴；這些人是怎麼騙取老闆信任的，實在費解，按我的原則是任何外地人都不能相信。
魯曉麥去問俞凡，俞凡笑笑說：這個銷售員是我在餐館時認識的一個顧客，照理，這批貨他直接賣給經銷商，應該能多賺點；他找了一個下家，對方卻不敢收贓，下一步可能就是把他送進監獄，他沒膽子了，急于跑路（想想看那麼一大車塑料薄膜），就把貨給了我。
魯曉麥說：他倒信得過你。
俞凡說：外地人在某些事情上比你們本地人可靠得多。
後來他又說，用同樣的辦法，我們可以卷走上百萬的貨，隻是要混進公司有點難度。
一九九六年，魯曉麥進入美仙瓷磚，公司初創，她做儲備幹部，接受了幾個月的培訓，後來在人事部做助理。
周偉彬有中專文憑，進了儲運部，日日在總倉點貨。
俞凡沖着卷貨去的，投檔銷售部，用的是僞造身份證，沒接到面試通知。
傅民生連高中都沒讀完，進廠恐怕隻能做苦力，他沒投檔，用手面上的最後幾萬塊錢盤下了安達旅館，俞凡和魯曉麥也占了點小股。
這一次他們博對了，夏天，外來務工的年輕人源源不斷湧進鐵井鎮，随後去往開發區，他們到站的頭一件事就是找一家便宜旅館落腳，投親靠友或是自謀生路。
傅民生的生意興隆，他不甘寂寞，志向遠大，找了幾個女孩在旅館裡招徕生意，還沒來得及做成一單就被派出所警告了，罰了一筆錢。
魯曉麥說，傅民生有點蠢，異想天開，他以為自己開的是大酒店呢。
住旅館的打工仔既不需要早餐也不需要特殊服務，他們像飛錯了目的地的候鳥，隻想審慎地度過最初的幾天。
這一年，俞恒消失了。
魯曉麥問起，俞凡才解
車到杭州，對面床鋪的人下車了，這個近似宿舍的空間隻剩我和她兩人。
她顯得亢奮，問道，為啥子那個人到杭州還要買一張卧鋪，這不是浪費錢嗎？我耐心地說：這很容易解釋，硬座全都滿了，他買了一張硬卧，如此而已。
她根本沒聽我在講什麼，她開始語無倫次講自己的身世，對着一個陌生人。
令人費解，那些在路途中的女孩大部分都沉默，或疲倦或警惕，後來她說自己是做三陪的，我覺得，至少也算是一種解釋吧。
她在盛澤做事，坐長途汽車到上海，再轉火車，目的地是重慶的綦江。
至于到達綦江以後還要坐多久的中巴車，她沒說，她聲稱自己是重慶人，父母是農民，她還有兩個表姐也在盛澤做事。
她念過高中，這很重要，她聽說我是倉庫管理員之後問我有沒有讀到高中畢業，我說，有的。
她長得很清秀，我記得她的白色吊帶衫，以及瘦削的肩膀，吊帶總是挂到手臂上，一會兒是左邊，一會兒是右邊。
她毫不介意，想得起來的時候拽一下。
盛澤離鐵井不遠，是座鎮，我沒去過。
她立刻說盛澤很發達，有錢，中國最富的鎮，當地的紡織廠老闆身家千萬。
講話的口氣像是擔心我看輕了盛澤，或她本人。
接下來，她說自己在盛澤做三陪。
我想怎麼可能有人主動承認自己是三陪女呢，但當場沒問，不禮貌。
一個多小時，她就盤腿坐在我的床鋪上與我說話，倒像是大學裡某個寫詩的女生，幼稚，熱情，誇誇其談。
我辨别不出很多風塵女孩身上的風塵氣，覺得那隻是一種普通氣質罷了。
将一個陌生人構思成為小說，猶如在腦海中殺死他，解剖他，最後送入虛構的焚屍爐。
（這比喻并不恰當，小念頭放大以後的誇張言辭。
）我看着眼前的小三陪女，心想，照李東白那種故作惡意的寫法，她怕是死定了，釘在某根恥辱柱上了，誰讓她如此亢奮呢？她仍然喋喋不休，講到工作，就是在鎮上的夜總會陪客人喝酒唱歌。
我随口問她是否出台，她停頓了兩秒才回答：看心情咯。
她回到上鋪，哼歌給自己聽，不再理我。
天黑後又爬下來問我有沒有吃的，我給了她一碗泡面，她兌上熱水，坐在我對面鋪位上，趴在桌闆看着它，嘴裡數着數字，又自言自語道，我餓啦。
總之，心情不錯。
吃完泡面，她說：謝謝你，老闆。
我說我是一個倉管員，不必揶揄我。
她說：我不會看不起窮人。
我笑了，說這是美德。
她說：因為有很多有錢人非常低調！他們隻是看起來像窮人。
她再次語無倫次，向我講述夜總會裡雞零狗碎的故事，關于低調的富人——有一天，一個衣着普通的男人走進來，他穿着一雙解放鞋，态度冷淡，坐在角落不說話。
他看起來是一個又土又衰的窮鬼啊，這樣的人來到夜總會通常隻是想開開眼界，占點小便宜。
所有的姑娘都離他遠遠的，不搭理他。
于是這個穿解放鞋的男人不動聲色地掏出一沓現金（顯然是被激怒了），給了她們每人二百。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會看不起穿解放鞋的男人了。
她認真地告訴我。
我聽了這個故事隻問她，做了多久三陪。
她說沒多久，表姐在這裡落腳兩年，四月份把她帶過來的。
我問她開心嗎。
她說當然開心，隻要離開家鄉，離開農村去城市裡，哪兒都開心。
我沒提醒她盛澤隻是一個鎮。
天很快就黑了，這天夜裡，她睡在我對面的下鋪，我們各自側卧，隔着一條過道，我沒有把小瓶裝的白酒拿出來喝掉，因此有點失眠。
我睜開眼時，發現她在昏暗中看着我，火車經過某個小站，外面的燈光掠過她的臉。
真奇怪她為什麼要看着我，後來列車員進來，把她趕回了上鋪。
我本想在她的凝視中入睡，也是奇異的念頭之一。
第二天她叫醒我，問道：知道我為什麼失眠嗎？沒等我猜，她說：因為像我這種女孩總是後半夜睡覺，中午起床。
我的生物鐘調不過來。
火車正在山裡開着，天空仍然晴朗，鐵路兩邊的風景與九八年相比沒有任何改變，有一朵孤雲挂在半空，像是跟随着列車，漸漸落後，未及退場便消散不見了。
我想起一些發生在九八年的事，并不遙遠但也已經消散。
那女孩又坐到我的床鋪上，繼續講述她的夜總會生活。
她說她的表姐之一，愛買衣服，出手闊綽。
我順口問，是香奈兒嗎？她說不，然後茫然地瞪視着我，我估計她并不知道這個牌子。
接着，她說：我姐姐買衣服都是去服裝批發市場，一樣的白襯衫買十件！我用同樣茫然的眼神瞪視着她，然後大笑起來，為她吹的天真的牛皮。
可惜，我表姐遇到掃黃，她被送去勞教啦。
她說，可能要半年才能出來。
我再次被她沒心沒肺的樣子打動，我問她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決定回家，她說，當然不是，我回家另有事情，但不能告訴你。
你肯定以為夜總會也被抄了，其實不是啦，我們的大老闆路子很廣，什麼都能搞定。
夜總會很安全。
她滿不在乎地爬下床鋪，繼續叨叨說，我表姐是在賓館裡被抓的，她運氣不好。
臨走前，我告訴小姐妹，不要動我表姐的衣櫃，那些衣服她出來以後還是要穿的。
我問道，他們是怎麼抓你們的？我對這過程好奇，可是她卻不想回答，站在我的床鋪上，從上鋪拿下一個粉紅色錢包，獨自走到車廂連接處。
我也跟過去抽煙，她捏着錢包，靠在車壁上，搖搖晃晃。
問她是否抽煙，她搖頭說不會抽，不知道她為何要站在這裡。
我在她的注視下抽完一根煙。
不久，火車停了，數小時紋絲不動，兩側車窗外都是陡峭的山壁，火車像是卡在狹窄的山坳裡，數小時我和她看着窗外一塊大石頭，感到無聊。
這趟車顯然會晚點，五十多小時的綠皮火車不可能準點到達。
等到火車重新啟動時，她問我有沒有手機，想給家裡人打個電話。
我說，我沒手機。
很多人都有手機了，我也要去買一個。
她說，倉庫管理員可能真的不需要手機吧。
我說，沒錯，倉管員不需要手機。
我建議她找别人去借一個，列車上總有人帶手機，通常也不會拒絕一個年輕的姑娘，可她又不願意了。
有時候，那些在你面前時而亢奮又時而低落的陌生人，會讓你平靜（有時反之，令人緊張），似乎他們是鏡子，反照出一種由于情緒泛濫而導緻的荒誕，而你取得了觀劇的效應，你決意不肯踏入别人的劇場，不肯估算他們的心理活動，至多隻能提醒一兩句他們遺漏的台詞。
第二個晚上，她精神欠佳，讓我摸摸她的額頭，是不是發燒了。
我用手背試了一下，感覺有幾分熱度，并不嚴重。
她指指太陽穴說：這裡疼。
她沒有立即回到上鋪，也許是去了洗手間。
我很快就眯着了，睡得很淺，感覺她輕手輕腳爬上鋪位。
後半夜列車停了，我立刻醒來，月台上的燈光照着我的眼睛，我起身去拉上窗簾，發現這是一個很破的小站，可能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用紅磚砌成的候車室，腰線以下抹了一層水泥，色澤陳舊，進站口的大門上方有褪色的五角星，還有一些字迹模糊的标語刷在牆上，全都被燈光照成一片昏黃。
根據上一次的經驗，我知道這是在湖南界内，不清楚是否過了湘江。
她睡得很沉，偶爾發出一聲奇怪的呓語。
火車像是把我帶進了另一個年代，我想起那個跳色情舞的姑娘，她告訴我說，她可以在任意一個不知名的車站跳下火車，就像命運把她安排在任意年代活着，這就是她的人生寫照。
天亮後，感覺火車開進貴州省界，車速很慢，能清晰地看到低于路基的村莊和小鎮，年輕人一大清早就在棚子底下打桌球。
山坡上種着玉米，火車頻頻鑽過隧道，時而天色陰沉，下起小雨。
每一個停靠的小站上都有窮苦的孩子提着熱水瓶，面向車窗，高高舉起碗裝泡面，或是向旅客兜售兩元錢一袋的青棗。
如果第一次看到，會感到一絲驚奇。
姑娘醒了，她快樂地告訴我，燒退了，不難受了。
這一天，她不再向我講述夜總會的故事，似乎那些男人和女人、老闆和歌姬都被抛進了另一個時空，我們擡起車窗，讓風吹進來，山裡的空氣不錯，确實毫無必要再談論那些麻煩的事，十個男人或是十件襯衫，又有什麼意思？後來，我們問列車員，這趟車會晚點多久，列車員說正在努力往前趕，也許到重慶隻晚三個小時罷了。
三個小時不太久，我爸爸媽媽說過，一定會在車站上接我的。
她說，更久也會等我，知道為什麼嗎？ 我傻傻地問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山裡人，從山裡出來，除了在火車站等我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呀。
她跳了起來，使勁搖我的肩膀，大聲說，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已經半年，我就要見到爸爸媽媽了，我真高興。
為什麼你總是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你應該替我高興一下。
我說，是的，人生沒有比見到爸爸媽媽更高興的事了，即使到我們耄耋之年，即使他們在天上。
我沒用死掉這個詞，盡可能使自己不像在說風涼話。
這句話很晦氣，你真是一個怪人。
她說，但是我不會覺得你奇怪，就像你看待我一樣。
我說，謝謝，這樣很好。
車快到綦江站時，天氣又變好了，列車員把車票和身份證發還給她。
她早已收拾好了行李，無心再和我說話。
我想，旅途中的邂逅就此結束了，綦江到重慶大約還有一小時的車程，我也該下車了。
她走到我面前，攤開手掌裡的身份證給我看，她叫李麗莎。
她低聲說：其實我是回家鄉補辦身份證，我不小心把它搞丢了。
為了不讓糾察在路上抓走我，我就搞了一張假身份證糊弄一下。
在這張身份證上，我叫李麗莎。
上班的時候，我也叫這個名字。
我說，李麗莎，這名字好聽，不過更穩妥的辦法是去派出所辦一張臨時證明。
她說，不高興，我決定把戶口本上的名字也改成李麗莎。
語氣歡快。
接着她拎起拖箱，對我做了個鬼臉，下車了。
我半躺在床鋪上，目視車窗，外面全是風塵仆仆的人。
重慶分銷處租的是一套公寓房，底層，窗前三米高處是街道，因此這屋子裡常年不見陽光。
交接的倉管員叫修峰，已經做了兩年，二十一歲，中專畢業，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
很巧，他就是盛澤人。
我說盛澤這鬼地方不是盛産大老闆嗎，你怎麼來看倉庫了。
修說他家是農民，又指指自己的眼鏡說，視力問題大，既不能種地也無法去流水線做工，隻能看看倉庫。
他聽說我是本科畢業，表示驚訝，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工作都難找（那已經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
倉庫離分銷處很遠，我們坐汽車到達楊家坪。
印象中來過這一帶，路邊樹木草叢皆沾滿灰塵，江面水位很低，沿途幾乎沒見到什麼人。
下車後，修峰帶我走了一段路，看到一排美術用品商店，介紹說前面就是川美。
我們進去看了看魯迅像，然後翻過山，到倉庫盤貨。
熟了以後，修峰的話也多了起來，他很喜歡重慶，不想離開這裡，他的下一站是J市，安徽一座不知名的小城，相當乏味的地方，經濟也不發達，天知道總部為什麼要在那裡設倉庫。
修峰提醒我不要和重慶人打架（這也是很多人一再說起的），某一任倉管員曾經喝醉酒在街上對着民宅的牆壁小便，被牆壁後面的住戶發現，父子二人提刀沖出來砍斷了倉管員手筋。
要不是他跑得快，老二可能也會被砍掉。
修峰說，董事長體恤他，付了醫藥費。
接任他的是袁大為，公司最倒黴的外倉管理員之一，一個重慶銷售員在他眼皮底下把貨給卷走了，袁大為之後是林傑，林傑之後就是修峰了。
我說：林傑這名字有所耳聞。
修峰說：他是外倉管理員中的扛把子，我相當欽佩他。
修峰說，林傑和楊雄是拜把子兄弟。
又說，林傑并不看好楊雄，覺得他會被人做掉，他果然被人做掉了。
他們似乎和汪忠銘也有過交情，絕交了，打工仔之間夾纏不清的江湖恩怨。
修峰說，林傑最喜歡的女人是梅貞，辦公室輸入數據的那個重慶姐姐，很傲氣的樣子。
我說我認識梅貞。
修峰說：傳聞林傑把她讓渡給了楊雄。
修峰提醒我的另一件事是，不要露财。
我倆收入相同，月薪一千二，出差補貼八百多，合計兩千。
内地省份沒有什麼外資企業，中等收入八百一千而已，棒棒和苦力四五百元。
兩千月薪可以天天吃火鍋，關鍵是，沒人相信門客有這麼高的收入，不合邏輯。
修峰說重慶是“大碼頭”，人來人往，有幫會有圈子，可你一個看倉庫的，無親無故，沒有背景，待半年就走（這個時間限度不值得你加入任何幫會），如果不謹慎，很容易被人做掉。
我問他，重慶的銷售員情況如何。
他說：目前這一批都挺好的，很講義氣，隻是他們偶爾會要求你放水。
知道放水的意思嗎？我說，知道，私自開倉出貨。
他說：遇到這種情況你自己看着辦，既不能把自己搭進去，也不能讓自己暴斃在街頭，機靈點。
說完他就提着行李走了。
《漢谟拉比法典》是根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進行裁決的，與常規邏輯相反，觸犯法律的如果是窮人，懲罰會較輕，如果是富人，懲罰較重。
似乎從一開始就認定，富人更應遵守法律，必須為其過失付出更大代價。
然而美索不達米亞法律懲治最嚴厲的，是職務過失。
例如，外科醫生沒能治好病人的眼睛，會被砍手；房屋倒塌導緻房主死亡，建房者抵命。
如果倉管員出了錯，我想，在那個社會裡一定會判重刑。
在重慶我首先搞定了住宿問題，之前的倉管員都睡大理石桌子，有一天大區督導陸靜瑜來視察，她來得太早了些，早晨七點鐘敲開分銷處的門，發現褥子被子鋪在桌上，硬得像一塊泡沫塑料，并且散發着驚人的臭味（過去三年的倉管員都睡這床棉絮，可能從來也沒有曬過）。
陸靜瑜說：怎麼辦，九點鐘我要在你的床上開會。
我穿好衣服收拾東西，陸說，你們大陸男孩啊，真是不講究。
我開玩笑說，看過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台灣男孩的生活也很艱苦啊。
接着，我說，睡在這樣的床上，有時會夢見北極，有一座冰下的火山即将噴發，我躺在一塊浮冰上。
她曾經是總部的人事督導，魯曉麥的上司，因為倪德國的卷貨案，被總部調任到西南督導銷售，辦公室在成都。
一九九九年的初夏，總部臨河的那片荒草叢邊，偶爾可以看見她的身影，不知道在那裡做什麼，也許隻是散步。
她是公司唯一的女台幹，有時候她也和工人說話，相對而言不那麼苛刻（斑秃的台幹林某某則像一個混合着梅毒與遠古詛咒的妖怪）。
這些傲慢的台灣人令人費解，他們不帶家屬，同樣長年累月住在鎮上，到了夜晚就消失了，休想看到一個台灣人在街上晃蕩。
在大陸打工仔看來，這實屬正常，台灣人就該是這樣，你也說不清楚究竟誰更像淘金者，可能都是。
我和陸靜瑜在分銷處的客廳裡等了很久，可笑的是，沒有人來上班，外面起着薄霧，太陽一直沒升起來。
她若無其事，克制着自己，不在一個倉管員面前流露出對銷售部的不滿。
我和她之間隔着一張會議桌（那确實曾是我的床，想象一下我躺在上面的樣子），起初我們聊聊倉庫，庫存問題，漏雨問題，我知道重慶的銷售業績很差，這座城市雖然熱鬧，但對建材銷售商并不友好。
話題很快聊完了，她讓我說說夢裡的浮冰，我改口說，剛才醒來還有些印象，現在已經不記得了。
這種大理石桌面會把所有的棒小夥子都睡成癡呆，至少落下一身關節炎。
我們都沒想明白，分銷處為什麼不安排一張床，哪怕是折疊床，也強過大理石桌面。
後來，我随口問她為什麼來大陸工作。
她似乎有點驚訝，倉管員怎麼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回答說：和你一樣，為了謀生。
然後閉口不語，停止了交談。
再後來，是陸靜瑜做主，我搬到了靠近倉庫區的旅館，得到了一個小房間，以後的倉管員也享有同等待遇。
有一天她來視察倉庫，陪同她的銷售員叫劉俊，重慶郵電大學畢業，很健談。
沒多久，下起大雨，道路泥濘，我們全都出不去了。
倉庫漏雨的位置我都做了記号，把瓷磚搬離，以免包裝盒受潮。
總計三個漏雨點。
我們坐在瓷磚上等雨停，同時看着雨水淅淅瀝瀝從屋頂落下，在地面形成水窪。
劉俊說，做倉管員終究是無聊，看一整天的雨，一整天過去了。
我說，銷售員在雨裡跑一整天，一整天也過去了。
劉俊說，銷售員的痛苦甚于倉管員的無聊。
接着，我和他讨論經驗中最痛苦的一天，完全是閑扯，陸靜瑜在一邊聽着。
劉說到軍訓，痛苦。
我本來想說葬禮，後來改口說，求職。
陸靜瑜插嘴說，坐一整天飛機痛苦，經濟艙。
我和劉俊都沒坐過飛機，想象不出那是什麼滋味。
後來我說，還是在總部流水線上班最痛苦，室内四十多度高溫的夏天，女工們沒有水喝。
陸靜瑜說，胡扯，有一台直飲機。
我說可是你并不知道它讓新來的工人患上腹瀉，它看上去是直飲，實際喝到嘴裡的有可能就是魚塘裡的水，隻有辦公室的水是幹淨的。
你想不到，工人們并不喝水，他們忍着，他們也不會告訴你這台直飲機有問題，這并非由于他們麻木、順從、仇視（也許有那麼一點點，針對的是保安），而是因為，這種訴求不在結構之内——就像有人卷貨逃走，也不會有另一個人來提醒你。
我想我是在挑釁陸靜瑜，沒有一個台幹受得了這種話，但她也不能就地開除我，這裡是倉庫，外面下着雨，我們都沒地方可去。
陸靜瑜沉默很久，問我是不是覺得台企很不人道。
我說，也沒有完全這麼覺得，台企提供給打工仔工作機會（那些農村的、山裡的、小鎮的，沒念過幾天書的年輕人），這件事的社會意義不言自明，但給他們喝髒水終究是不對的，你們把他們當奴工使喚。
陸靜瑜說，胡說。
我問，在台灣有這樣的奴工嗎？陸靜瑜說，就我所見，大陸與東南亞赴台工作的漁工，工作條件普遍艱苦，但是在大陸的台企，橫向比較，絕大部分并沒有虧待工人，如有個案，恕難周全。
我說，保安打工人你們管不管？陸靜瑜說，在這個體系下面，警力不逮，人員混雜，保安執行他們的權力并沒有大錯，也許你沒有挨過警察的打。
我說，住宿條件惡劣呢？陸靜瑜說，你去香港會發現，大量的守法香港市民，住的地方可能還不如你們宿舍——當然，讓你們倉管員睡大理石桌闆是不對的，我好奇的是，你為什麼還要做這份職業，為什麼不去别的地方？我說，這份職業不錯，還有點尊嚴。
陸靜瑜說，你簡直自相矛盾。
這時，劉俊急忙打圓場說，這是社會格局的悖論，要是有工會，就不至于這樣，但是有了工會就不會有台企了。
陸靜瑜賭氣說，好，我來給你做一次工會。
她掏出手機打到總部，讓行政部立即換掉那台直飲機，必須每天消毒，主管人員每天早晨自己先喝一杯水。
她挂了手機，仍然賭氣，不再說話。
雨停後，我們離開倉庫，陸靜瑜走在最前面，全然不在乎地上的泥水。
劉俊奉承道，陸督導仗義像俠女。
她沒有接茬，又走出去一段路，回身看我一眼，說，把你的胡子剃掉，這也是台企的規矩。
世紀末那年，上網是特殊的娛樂活動，青少年才玩這個。
（正如玄雨所說，時代不會起什麼大變化，包括世紀末在内，我們此生将會看到的盡是些電子産品的更替換代。
）貨場一帶建築破敗不堪，火鍋店和米線店到處開滿，我翻山到川美附近找到一家網吧，有五台電腦，不久擴充到十台，房間很擠，五元錢一小時。
店老闆（此人不俗）極是珍惜設備，動辄趕人出去，有一陣子，網吧裡反複放着樸樹的歌，那張《我去2000年》的唱片，好像是迫不及待想要奔向一個美麗新世界，又舍不得放下眼前即将消失的九〇年代。
我經常在混亂的新浪聊天室裡看各種人說話，所有的話語像電影片尾字幕一樣從下往上刷過，有一天我給自己起名叫AKIRA，有人告訴我，他（她）也喜歡大友克洋的這部動畫片。
事實上我沒有看過（也不愛看動畫片），僅僅是瞟到一眼網吧牆上貼着的《AKIRA》的海報，中文譯作阿基拉。
此人說，這是一個科幻故事，也是末世故事。
四十個擁有超能力的活人成為軍方的研究對象，目的自然是利用他們去做壞事（設定為稱霸世界），後來，出了事故，超能力的破壞性大于軍方的控制力，東京被炸了。
我打字速度很慢，問他超能力是指什麼。
他回答：時空轉移，意念控制，讀心術。
類似地攤小報上胡編亂造的故事，相當老掉牙，但他讓我注意到電影史上所謂的“開先河者”，那些屢屢遭到模仿的故事藍本和元素，比如異形（周劭經常幻覺自己在作太空旅行）、弗蘭肯斯坦（屬于文學作品）、僵屍爆發（講不清源頭），各種被玩濫了的鏡頭語言。
我承認弗蘭肯斯坦是個好故事，瑪麗·雪萊以一己之力創造了這個吊詭的拼湊物，怪胎們的圖騰，阿基拉算不上，它隻是一個拼拼湊湊的故事。
次日我給自己取名弗蘭肯斯坦，不再有人主動和我說話。
電腦屏幕上話語四濺，像一場盛大又無休止的塗鴉奇觀，必須承認，一個屬于舊時代的寫小說的年輕人，初次看到這種場面時，會生出小小的震驚。
我又想起玄雨說的，文字廉價的時代即将到來，但這是好事，是虛無在道出意義，是不可能之物從自信滿滿的那些人的掌中逸出。
又及，我曾在一個文學BBS上看到有人取名玄雨，隻發了幾條語焉不詳的跟帖，猜想那可能就是她，不知道該和她說什麼好（矯情地講，漢語沒有賦予我可供使用的時态）。
後來，她在BBS上連載了一個關于廢土世界的小說。
在一個下雨的午後，我離開倉庫區，搭上公交車到解放碑轉了一圈，這一帶很繁華，我買了一個肉松面包站在街邊吃，四下裡尋找，也未曾找到買過T恤衫的市場，後來想起那是個夜市，我沒有耐心再等到天黑。
天氣涼了，到商場裡買了一件米色的夾克衫，一條牛仔褲。
盡管儲運部發了一套秋裝，但我并不想穿它，那種顔色的衣服太像是街上撿來的。
有一天，我和銷售員押貨去外地。
卡車司機穿得很慘，頭發污穢油膩，顯然很多天沒洗澡，比棒棒強不了多少。
我想這哥們是怎麼忍受自己的，問他是否有條件洗澡，他講了幾句我沒大聽懂的西南方言，大概是抱怨生活過于艱苦。
銷售員是一個瘦小的重慶姑娘，剛入職不久，一路都在打瞌睡，醒來後問我到哪裡了。
我說我也不太清楚，汽車在山裡開着。
司機說，已經過縣城，往三江方向還要開一兩個小時，路不好走。
又問，看到垮塌的彩虹橋了嗎？我說我沒注意，著名的彩虹橋。
銷售員說，原來你也知道彩虹橋。
我說，這起事故全國聞名，到底死了多少人？她說四十個，其中十八個武警小夥子，二十二個老百姓。
那座鬼橋，一隊士兵跑過去，它就垮了，像紙糊的。
司機說，對頭，日你媽，像紙糊的。
卡車繼續向南，我失去了方向感，由他們帶我去任意地方。
後來，我再次看見了江，在很低的位置上，與卡車之間落差至少三十米，銷售員說這就是綦江。
江水是藍綠色的，正午陽光照着對岸的工廠，一列火車正從遠處開來。
景色很美，并且多多少少有些乏味，尤其是當我想到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終其一生看到的就是這道景色。
銷售員讓司機開穩點。
司機說上坡不要緊。
事實上，他也有點緊張，這條路在錯車時十分局促。
随後，卡車緩速開過一座鎮，銷售員說快到了。
小鎮的熱鬧程度不亞于重慶市區，街上跑的都是嘉陵摩托，也有奇形怪狀顔色出挑的，和電影裡的時髦貨一個模樣，銷售員說這是走私品。
年輕人開着摩托車在山路上跑，極個别情況下，他們會開到江裡去，喝了酒或者嗑了藥。
這時，有人站在路邊向我們招手，是這單生意的介紹人，銷售員的堂哥。
此人穿着西裝，直接跳上汽車踏闆，指引我們進了一座迷宮般的鋼鐵廠。
這是我初次見到所謂的“老三線工廠”。
卸貨時，銷售員到廠部去拉關系，我和她的堂哥站在一邊看工人幹活。
工廠裝修的是辦公大樓和廠區醫院，她的堂哥自我介紹說，魏曉龍，阿龍，聽說你是從上海總部過來的。
我說，總部在江蘇，離上海不遠。
阿龍發了一根大重九給我，問說，總部怎麼樣？我回答說，還行。
他不介意我的沉悶，帶我往廠區走了幾步，有一條雙車道柏油路，兩邊香樟樹高大茂密，機器的轟鳴聲遠遠傳來。
他說老三線已經不行了，又解釋道，很多廠關了，老工人無處可去，年輕人無事可做。
我問，鋼鐵廠呢？他說，等到鋼鐵廠也不行的時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天塌了。
他二十五歲，鋼廠小幹部子弟，在廠屬學校念的小學中學，沒考大學，直接進廠做了工人。
照他的說法，二十五年都是在這個地方打轉，有一度，想去深圳混世界，但止步于重慶市區，很快又回到了廠裡。
雖如此，算是見了點世面，現在在後勤部門做保障員。
他問我，總部那邊有多少三資企業。
我說，很多，算上周邊開發區，也許幾百上千。
他說，這裡沒有，一家都沒有，可這裡的工人明明更便宜啊。
我沒能立即領會他的哀傷，我們在廠裡走（生産區不給進入），他再次表達，這個小鎮也應該有三資企業，讓那些到處閑晃的年輕人有點事情做。
那語氣就像是當地缺了一家網吧、一座遊樂場，總之十分天真。
後來，我們走出了廠區，道路是典型的重慶格式，從一幢房子進去，爬到五樓，曲裡拐彎穿過一條黑暗通道，外面是生活區的街道，仿佛我們剛才是從地下室上來的。
我面前是一個幹涸的标準泳池，露天，深水區三米，池底堆滿腐爛發黑的樹葉。
對面是一大片住宅樓，八十年代建造，混凝土建築同樣呈現出時光的侵蝕。
街道上人群紮堆，極為熱鬧。
問到為何不清理垃圾，阿龍答道，泳池好幾年廢棄不用，并無特殊理由。
我以為來到小鎮，阿龍說，不，這是工廠生活區，和小鎮隔着一段距離呢，這裡的人口比鎮上多。
根據他的說法，這些生活在工廠區的人們從來高人一等，鎮上是農民。
他向我講述兩者之間的差距，在過去幾十年裡，工廠什麼都有，自屬的小學、中學，電影院和商業街，醫院和長途客運系統。
總結他的話，是一個比小鎮更完整的社會結構。
也更畸形，他說，大家都活在夢裡，隻有我這種人，看清了形勢。
我理解他的意思。
他認為鐵井開發區更具有現實感，顯然，他錯了。
然而該怎麼向他解釋在那個數萬人以單一方式活着的封閉場所裡（沒有學校，沒有電影院或遊泳池），同樣長時間蒸騰着夢的氣息呢？假如再往下說，那又會變成另一種陳詞濫調：人生本來就像一場夢。
我隻能安慰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
後來，我和他聊起了災難，我說到彩虹橋，那座因為建築質量原因導緻多人喪命、多人入獄的橋。
阿龍抽着煙，看着天空，遠方是鋼廠極為高大的車間。
他說，重慶災難很多，過去年代，洪水暴發，江面上漂下一具又一具的屍體。
我問他，是九八年嗎。
他說不是，更早，已經被人遺忘了。
然後他說：一九八八年，我十三歲，一月十八号那天晚上，我住在龍鳳場新民村的親戚家裡。
他看了我一眼，我問，那時那地發生了什麼。
他說，八八重慶空難，一架從北京起飛的伊爾18型客機落在了那裡。
我對這起空難有印象，是因為在九八年去往重慶的火車上聽人談起過（恰好是空難十周年吧）。
我問阿龍，當時是怎麼個情況。
他語氣沉重，說：飛機掉在了田裡，爆炸了，發出巨響，空氣裡全都是煤油氣味，夜裡看不太清，我住的地方跑出去沒多遠，踩到一條人腿——那架飛機摔得太厲害，整個機頭都飛了出去，遇難的人還有殘肢四散飛濺，無法形容。
他又看了我一眼，說：我十三歲那年就見到天空掉下鋼鐵、火球、衣服和錢、黃金首飾和外彙券，掉下人的手腳和器官，甚至還有完整的一個人倒插在水田裡。
天上會掉下一切，我對形勢的判斷，并不是基于現在，而是基于這個童年的記憶。
我再次來到鋼廠已經是七年後，單小川在重慶與貴州邊界小鎮上拍一部紀錄片，發短信給我，問願不願來看看。
當時我正在貴陽，趕過去玩了幾天，讨論了一下劇本。
我們回重慶的路上，因為要載一個搭車的朋友，順道又去了鋼廠。
無論如何想不到，還能再來一次。
那時候鋼廠已經停産了，具體原因不明，總不外乎是虧損，國際市場價格下跌，國内産能過剩等等原因。
相當一部分年輕人離開了這裡，去别處謀生。
生活區的街道上，老人兒童居多，倒也不愁生計，全都在打牌閑聊。
樹蔭濃密，像一座很大的社區公園。
我們走到高處，再次俯瞰那個泳池，不僅落滿樹葉，居然還有一條大狗躺在裡面。
我們仔細觀察了一會兒，攝影師說：顯然已經死啦。
舉起單反拍了幾張。
我想知道這狗是怎麼死在泳池裡的，沒人知道，也沒人管。
我問他們有一個叫魏曉龍的人在不在，有人說這小子索賄受賄被抓進去了，也有人說已經出獄，賣了房子，到南方去做馬仔了。
一九九九年冬天，我在旅館裡待得實在無聊，翻出通訊錄，打電話到單小川的單位。
小川很是高興，說一定要到重慶來見我。
一星期後，他來到貨場，同行的還有一個姑娘，介紹說是他的網友，從南京到重慶來玩，講話南腔北調，夾着髒話。
我們在街邊找了個最便宜的火鍋攤，三拖一（葷菜三元，素菜一元）不換鍋底的那種。
姑娘抱怨道：隻有你們重慶人吃這種火鍋，不換鍋底。
我和小川竊笑，安慰她說，老鍋底比較鮮，天天就這麼煮着，高溫殺菌，沒問題。
姑娘說：我少吃點，容易肚子疼，快來例假了。
小川搖頭，仍舊是笑，那表情像是從認識之初就寬容着她的粗俗或直率。
我感覺他成熟了一些。
問到近況，小川說，貴州的支教工作已經收尾，暑假前回到萬縣，大山深處生活艱苦，缺水缺電。
姑娘插嘴說：單小川差點娶了他的學生。
我很驚訝，問他教的是中學還是小學。
小川不好意思地說，是小學，山裡的姑娘往往上學晚，那個學生已經十五歲了，當然，十五歲也不能結婚，人家喜歡我，或者隻是想找個依靠，如此一說罷了，并沒有真的談婚論嫁。
我們結束了這個話題，接下來，談論我們認識的人，用言辭和表情，近似江湖黑話（姑娘坐在邊上頓時顯得無聊起來）。
小川說玄雨在廣州，找到了一份廣告公司的工作，至于沉鈴，小川說，她太可惜了，不做文學編輯，似乎也不再寫作了。
我說這個事情不聊了。
我們喝了不少，小川教我劃拳，我學不會，于是又談文學。
小川說，文學是一個夢，像我們這種年輕人，耍得開心就好了，不要管夢成不成真。
我說，最可怕的就是文學夢。
小川又和我碰杯，搖頭。
我們聊到李東白，對他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小川說他自從出版了長篇小說之後，一夜成名，某次青年作家大會上他上台發言了，你知道上台發言意味着什麼，前途無量。
這時，姑娘插嘴說，隻有你們這種混文學圈的人才會覺得茲事體大，我們就無所謂。
小川溫和地看着她，說，我們并沒有混文學圈，歸根結底文學隻有一條路可走，沒有兩條路。
姑娘說，我不這麼覺得，你那條路上呆逼太多。
小川被她的用詞驚了一下，結結巴巴說，是的，因為太多，所以并不好走，你每次都描繪成我在走一條康莊大道，這太偏頗，歸根結底，文學隻有一種信仰，甚至你信仰它的時候它就自動破碎了、折疊了，而你想要打碎或折疊它的時候它卻以另一種面貌出現。
姑娘滿不在乎說，感覺你像個M，就是受虐狂。
小川嘴裡嘀咕，不知說了什麼。
我喜歡這個詞同時也喜歡他尴尬的樣子，建議為受虐狂幹一杯，它既可能是比喻也可能是事實。
這天晚上小川喝得大醉，坐在路邊不起來，我和姑娘合力将他搬起，架到旅館扔在床上。
姑娘也有點喝多，想回自己的旅館，但天色已晚，又自稱是路盲。
我去賬台給她要了一間房，回來後，小川正抱着臉盆狂吐，我站在一邊抽煙，隔着一段距離注視他，似乎那個蜷曲顫抖的身體是我自己的，而我是出竅的靈魂所在。
小川的嘔吐伴随着嗚咽，後來，姑娘也站到我身邊，陪我一起抽煙，望着他，并問道：那個十五歲的女孩，你覺得她隻是想結婚？我說，還想什麼呢，戶口？農轉非？姑娘說：你他媽的真是煞風景，不配當個小說家——當然是為了愛情。
我說，是啊，小川也才二十五六歲，被任何人愛上，都不奇怪。
小川擡起頭，雙眼發紅，罵道：你們不懂。
然後倒在了床上。
這姑娘當晚住在旅館，我們又聊了很長時間。
她報給我的名字是一個網名，叫作木馬。
現在回憶起來，就是世紀交替的那幾年裡，多少年輕人都給自己取了奇奇怪怪的名字，可是喊起來卻并不會覺得生硬，似乎本來就應該叫這個名字，而身份證上的本名是别人強加于他們的。
她介紹道，小川的網名更奇怪，叫踵，阿喀琉斯之踵（隻是他較常使用的網名之一）。
她問我的網名是什麼，我想了想說，阿基拉。
接着，花了點時間，我講述了阿基拉的故事，盡管我并不是很喜歡它。
阿基拉聽起來是一個勇猛無畏的少年而你并不像。
她說。
我和這個口無遮攔的姑娘交換了電子郵箱，她顯然讀過大學，而且是文學專業，各路外國作家如數家珍。
當我問她的來曆時，她卻閉口不談，有一度她談到南京作家和當地的搖滾樂隊，熟得一逼，各種八卦都能講得出來，我猜她是南京人，她否認。
她說，你别猜了，我就是扛着文學的名頭到處騙吃騙喝，你沒見識過我這種人。
我說，八十年代像你這種文學青年也很多，不奇怪。
她說，大叔，你沒那麼老，不要假裝自己經曆過八十年代，那是很牛逼的時代，你錯過了。
她打了個呵欠，問我：這麼晚了你還不去睡覺，待在我房間裡，是想和我睡嗎？我說我沒有這類猥瑣的念頭。
她笑了起來，揉着眼睛說：你和小川都是鄉下青年作家，毫無疑問，鄉下青年作家，略帶貶義和嘲諷，但也不是很過分，如果冒犯了你，請不要介意。
我說，當然介意，鄉下作家如果想和你睡覺，他自己會提出來，如果由你來質問，那就不大好了。
我們一起笑了起來，後來，旅館的姑娘過來提醒我們不要開着門大聲講話。
多年後我再遇到小川，他的模樣已經完全變了。
野外工作讓他變得十分強壯，膚色黝黑，終于像個男人而不是男孩。
特别是，口音變得很北方，時而冒出京腔。
這種變化也是必然的。
我開玩笑說，南方的小說家一輩子也學不會标準普通話，而且拒絕學這個，你是怎麼做到的？小川說，格老子，你是在嘲笑我沒有文學天分，還是沒有文學操守？四川話屬于北方語系！ 小川最後還是娶了那個十五歲的女孩，在二〇〇七年，她二十三歲，他三十四歲（早已辭職，成為紀錄片導演）。
姑娘長得很美，講一口貴州話，在攝制組裡幫他打雜，做劇務，打闆（也就是場記）。
看得出他們非常相愛，與此同時，窮得叮當響。
小川一直奇怪我為什麼要做倉管員，他覺得我完全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職業。
我說，兩者對我區别不大。
〇五年初，我從美仙公司辭職，發郵件給小川，說這件拖延了五六年的事終于解決了。
那時，小川已經在拍紀錄片，文壇根本沒有他這号人了，倒是李東白還在，然而我們沒有再提到他。
小川辭職以後到上海投靠同學，他見到了沉鈴，後者幫了他一個忙，介紹他在一家攝影廣告公司做助理，他幹得不錯（〇三年我在上海見過他，關于這件事，我後面再說），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還發表幾篇不太長的小說，甚至被文學選刊錄用，有一度他小有名氣，但迅速消失了。
我們聊過這件事，他說，覺得自己寫出來的小說散發着異常的氣味：寫都市題材，臭，寫故鄉題材，臭，寫底層題材，臭。
總之，腐朽而自卑。
他停止了寫作，照他自己的說法，告别了文學。
他以為自己會痛不欲生，至少也應該遺憾，然而什麼都沒發生，他買了一台DV。
當年，膠片時代落幕，滿大街都是背着數碼相機和DV的年輕人，對着所有可及的事物開始了一種低成本、低門檻的創作。
是的，我們不得不承認，之所以愛好文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太窮，在過去年代，寫小說隻需要稿紙和圓珠筆，你保持安靜，你蜷縮在角落，即使你寫得不太入流，也會有人贊美或寬容你。
如此而已。
有一天你離開了文學，那種感覺可能連解脫都談不上。
此後的幾年裡，他搞丢了上海的工作，去了北京，在電影學院進修過一陣，拍了幾部不太長的獨立紀錄片，結交了一些朋友。
二〇〇五年有一家公司接到歐洲的業務，委托拍攝中國題材的紀錄片，制片人找到了他。
報酬雖不高，作品可以在歐洲放映，參加某些小規模的紀錄片展映（名不見經傳然而神秘、抽象的存在）。
這些選題需要他回到西南地區。
二〇〇七年的一個清晨，我和小川坐在一輛去往山區煤礦的破爛面包車上，攝制組的年輕人東倒西歪打瞌睡。
小川仍然喊我阿基拉（他曾經喊我端木老師），因為我用這個名字注冊了一個郵箱。
我們在車裡抽煙，叙舊的時候，他并不看我，卻常回過頭望向後座的妻子，像是征求她的意見，對于他這些年的生活是否感到不滿。
有時，她溫柔地伸出手拍拍他，或者拽一下他的帽檐。
那姑娘大家都叫她海燕。
我忍不住猜想當年，她十五歲，他二十六歲（作為一個支教的鄉村教師），究竟發生了什麼。
車子一直在颠簸，我們停車尋路，有一隊形容憔悴的工人扛着工具走過，坐在車裡問他們話，卻無人應答。
攝影師說：像苦刑犯。
順着他們來的方向，面包車繼續開了一段，看見很窄的鐵軌，我們确信前方就是煤礦。
後來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工人，有一座極高的細長拱形橋劃過頭頂上方，它是磚砌的，被煤灰染成黑色，那感覺就像是中世紀的人們忽然造出了一座科幻基地。
拱形橋可能是傳送帶，它通向一座三十米高的堡壘似的建築，建造在一堵峭壁上，同樣是黑色的，數十名工人就在巨大的堡壘下面緩緩蠕動。
我用了蠕動這個詞是因為我根本看不清他們在做什麼，肯定是工作，但究竟是維修還是搬運，是制造還是挖掘，看不清。
他們身上也沾滿煤灰。
攝制組沒有停留，直奔礦區。
我問小川，剛才那個景象是否有價值，他說：假如冒冒失失架起攝像機，會讓工人們恐慌，紀錄片不是新聞，不應該出現人面對鏡頭的恐慌感。
我們聊了一點關于紀錄片的真實性的問題，小川說：可靠的說法是，紀錄片其實比電影更像小說。
很快，車子到達礦區，這裡的格局令人費解：進門處是一家破舊的影劇院，看樣子早已廢棄；一條奔流的山澗隔開了煤礦和生活區，煤礦攔起圍牆，無法進入。
我們停在街上，一側是山澗，一側是簡陋的商業鋪面，大概三百米長，飯館、服裝店、理發店，均有，但十分冷清。
這條街沒有盡頭，與山澗的走向一緻，過了生活區就變得泥濘彎曲，直通向層層密林之中。
小川要拍攝的是兩個開理發店的女人（之前就已經約好），起初我以為是發廊，他們說是普通的理發店，這部紀錄片講述普通人的生活，那語氣似乎發廊女不屬于普通人。
面包車停在影劇院門口，我覺得自己在片場有點礙事，便走到停車地方，海燕正捧着一本書在讀。
我看了一眼，是奧斯汀的《曼斯菲爾德莊園》。
我走到影劇院的台階上，門鎖着，我向裡張望。
這時，海燕說，那電影院已經關了。
我問她是不是本地人，回答說不是，曾經路過這裡。
她放下書望着我，臉上浮現一絲笑意。
我沒有讀過奧斯汀的小說，因此無從談起。
海燕問我喜歡誰的小說，我提到托馬斯·沃爾夫、博爾赫斯、福克納這些名字（實際上也僅僅是普通的喜歡而已，覺得他們寫得不錯），然而她對于二十世紀的作家似乎并不熟悉，又問道，有沒有喜歡的女作家。
我說佩内洛普·菲茨傑拉德算一個，對，不是美國的那個菲茨傑拉德，是英國的，拿過布克獎，她曾經是記者，晚年才開始寫小說；以及還有，美國南方女作家安·波特，她出過一個中譯本《灰色馬，灰色騎手》。
海燕說，她最喜歡的小說是《呼嘯山莊》。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煤礦，與我想象中相反，它是寂靜的，隻能聽到山澗的湍流聲。
上午的光還算不錯，天空有大朵的雲被風吹移，有時遮住太陽，密林拂過一層陰影，像海燕臉上的笑容。
吃午飯就在街邊小飯館，兩個理發店的女人和我們一起，矮胖較老的那個是姑母，年輕的是侄女，兩人都是縣城人。
我很想知道她們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要知道無論發廊女還是理發師都青睐鬧市，而這裡并不繁華，人們的愁苦氣質中缺乏必要的歡樂成分，和我所認識的重慶人大相徑庭。
然而，我沒有問出口，一部分原因是她們在紀錄片中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姑母想留在這裡（穩定的生意），侄女想去市區（正待開發的大城市），我不能影響紀錄片人物的情緒和思路；另一部分原因是，姑母在飯桌上談到了命運。
她說一切命運使然，人去哪裡，留在哪裡，任憑命運決定。
這是赤貧者獨有的論調，或者說，這種論調裡帶有赤貧者的基因。
兩個女人在飯桌上繼續有一句沒一句地說着，也許是我過度注意了她們半真不假的争執，姑母忽然對我說：她（指的是侄女）沒有學會理發，去了城裡大概隻能做洗頭妹。
侄女聞言反駁道：你也不會，你把人剃成了秃子。
說完站起來就走。
這時，小川向我解釋，真正的理發師并不是她倆，而是死去的姑父，三個月前肺癌晚期。
小川在拍攝的是一家沒有理發師的理發店。
我心想這故事真是他媽的無聊死了，為此跑那麼遠，瘋了？ 下午時，我仍然在街上閑逛。
海燕問我是不是感到乏味，一整天看着溪流和緊閉大門的破舊影院。
我說，不會，我對固定的風景有一種職業性的适應。
海燕很聰明，說：對，小川提起過你做過倉庫管理員。
我說：也可能來自更久遠的生活吧。
我們兩人站在岸邊，望着低處不斷翻湧的水花，忽然同時變得沉默，仿佛是等待着雲層的陰影覆蓋，仿佛彼此認識了好多年。
這也是奇怪的念頭。
過了好久，海燕問：沒有理發師的理發店，算是個好故事嗎？我說，勉強算是個故事，也許值得拍出來。
海燕問：如果我寫自己呢？我想和你們一樣寫小說，可是我隻讀過小學。
我半開玩笑說，你不要寫得令自己心碎。
夜晚我們順着原路返回，我沒再注意到那座拱形的建築以及城堡式的懸崖，道路漆黑，星光黯淡，它們在某一個瞬間從我身邊流逝而我并沒有注意，這也是常見的現象之一。
拍攝紀錄片極苦極累，車上的年輕人全都眯着了。
我坐在副駕，時不時同司機講幾句話，怕他也睡過去。
後來，小川拍拍我的肩膀。
他提問，如果選擇喜馬拉雅山，或是癌症村，應該拍哪一個？我建議，如果錢夠的話，都拍。
他說，錢沒問題但時間有問題，明年隻能選其中一個。
拍癌症村有獲國際獎的可能性，而喜馬拉雅山，恰好有一個國家氣象台的朋友被派到珠峰大本營做一整年的攝影師，器材和裝備他那兒能幫忙，錯過這次機會就很難再有下次。
我給不出更好的建議，我說在文學之中可能也存在近似的難題，比如，你不能讓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說的結尾走向喜馬拉雅山（哪怕是蒙太奇），處理不好就會成為一個輕率或者隐蔽的笑話，一種将現實的無果嫁接到壯麗奇觀之上的手段，然而，也未可知，因為我沒有去過喜馬拉雅山。
小川回頭看看海燕，她已經睡着了，頭歪在攝影師的肩膀上。
他說：咱們一起去喜馬拉雅山怎麼樣？我說這是個好主意。
小川在車裡點起煙，抽了幾口，他低聲說話的樣子像是擔心吵醒睡着的人，或是被司機聽去，又像是自言自語。
他說到海燕的文學天分，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擁有極好的寫作根基，熱愛文學，具有想象力，但賦型能力不夠，如此等等。
文學是一座迷宮（多少人都在使用這個比喻），這個迷宮最終反照出的不是一個人的努力，而是他的天賦和缺陷。
小川總結道：海燕想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但這個小說，真是他媽的太難寫啦。
套用你的比喻，一個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說之初就想着喜馬拉雅山。
我說，我确實好奇，因為她臉上那種像陰影一樣的笑容，我從來沒有見過，在她身上有着什麼樣的故事，好奇。
那不是故事，是一個本該在小說裡出現的人物轉而成為了作者。
小川說，阿基拉，我們已經三十四歲了，同樣寫不出自己想要的小說，必須去一次喜馬拉雅山啊。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仍然待在重慶，總部沒有任何要将我調任的意思，而我對這個地方已經有點厭倦。
開旅館的姑娘約我去解放碑看千禧之夜，據說會非常熱鬧。
重慶一直下雨，我生病發燒，做了很多夢，像博爾赫斯的小說《南方》，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阿根廷在南半球，那裡的南方相當于中國的北方。
為什麼想到這件事，也許就像這篇小說的結尾，有一場決鬥将要出現。
後來的事情證明我的預感至少中了這麼一次。
有一天下午我從庫區回旅館，看到床頭放着一本《緻密倫娜》，我返身出去問旅館的姑娘，她坐在賬台，頭也沒擡地告訴我，有一個女人找我。
我問這女人是怎麼進了我的房間，姑娘說，是你女朋友嘛，敲門沒人答應，我就開門陪她進去看了一下，你不在，後來她走了。
我沒再追問下去，回到房間，打開房門，坐下翻看《緻密倫娜》。
作為上個時代最神秘的作家之一，卡夫卡已經失去了神秘性，他被剖解與模仿（再模仿），休想全身而退了。
《緻菲莉斯情書》事實上結束在作者咯血的那個晚上，此前的所有篇幅都指向這個結果，作者在寫下書信（很難稱之為情書）時并不知道這個結果，然而，一切都預示了這個結果。
唯一還能保留一點神秘性的或許隻剩《緻密倫娜》，或許，恰恰是因為他感到時日無多，向密倫娜解釋得太多——這些解釋令卡夫卡失去了可供模仿的外在，阻擋了我這種人向他緻敬。
後來，魯曉麥出現在房門口，她依然矮小，像個小女孩，但發型變了，剪短了，像個小男孩。
她裹着一件寬大的工裝羽絨服，袖子蓋過手指，感覺是從北方過來。
我沒有起身，擡起書封面向她緻意，她看了我好一會兒，這才反手關上門，歎息道，我的天哪。
那時那刻，我在想什麼？想到她的床，想到低矮的屋頂和窗外街道上簌簌的腳步聲，一個卡夫卡式的夏天，遠處的守衛和熔爐，近處的空調風嗡嗡翻動書頁，整間屋子僅此一本書——《緻菲利斯情書》。
有時她拿起書随意浏覽，那表情終究是年輕姑娘，流露着欣賞與費解，仿佛是卡夫卡親筆寫給她的情書。
我從來沒有愛過魯曉麥，僅想培養一份可以做愛的友誼，無論如何，這是我自己的失敗。
然而此刻我手裡拿着的是薄薄的一冊《緻密倫娜》，菲莉斯像我與魯曉麥之間的秘密，密倫娜則是另一本書另一個女人。
我想，往往如此，不管為了什麼原因（調情或是寂寞），當你解開一個隐喻之物，會有更多的隐喻結集而來。
隐喻就像謊言。
魯曉麥說我又露出了那種昏頭昏腦的表情。
我回過神來，問她到重慶來出差嗎。
她說：難道你沒聽說我已經跑路了？ 我沒聽說。
我和總部唯一的聯系是庫區辦公室的那台傳真機，從傳真機裡隻會吐出一些簡單的指令，不會告知任何人事變動。
我從床上爬起來，帶她出去吃飯，與此同時我發現她雖然風塵仆仆，卻沒有帶一件随身的行李，猜想她是把行李撂在某個地方了。
根據魯曉麥的說法，早在一九九五年，有兩個年輕人從江西來到E市，一個叫俞凡，一個叫俞恒，是本家兄弟。
俞凡念過大專，曾在南昌的機場做技工，後來辭職，混過幾天黑道，應該是參與過搶劫和勒索，手上雖沒有人命，但在南昌是待不下去了。
兩人到達E市是為了索取一筆賠款，那赤身裸體摔死在大街上的姑娘與他們沾了一點親，也姓俞，家在農村。
姑娘家裡賠到了一點錢，并不多。
經理傅國華自認把姑娘灌醉，因此獲罪入獄，不久死去。
二俞來到演員培訓班找葉嘉龍索賠，并未得手，但說法不一緻，俞凡說葉反悔了，俞恒則說從來就沒有這麼一筆錢等着他們，得靠談判。
最終的結果，說法一緻：他們去了辦公室，壓根就沒見到葉嘉龍，也沒見到任何一個可以做主的人，換句話說，他們隻是敲詐犯。
女秘書給了他們一個薄薄的信封，裡面裝了一千元，說，無論他們身份真假，這事就此結束，奉勸他們不要再出現。
兩人無法再回江西，暫時落腳E市，商量去上海碰碰運氣。
那時的E市極為混亂，下崗潮和民工潮同時翻湧，無業人員四處遊蕩。
街道的肮髒程度，仿佛城市已經無人管理。
兩人在火車站遙遙看到一起外地仔群毆事件，人數不少于三十，動用了斧子和鐵鏟，感到十分驚訝，像是回到了民風剽悍的内陸省份。
群毆中有人重傷，警察來得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在很遠處拉響警笛，人群随即散去。
這起事件當然不會出現在新聞上，與那赤身裸體死去的姑娘一樣。
另外發生了一件事，俞凡的身份證弄丢了。
補辦手續極為麻煩，他必須回到原籍。
留在E市的最大風險是被稽查隊捉走，但并不會免費押送回江西，而是要花錢贖。
他在火車站辦了一張假身份證，沒有更名，戶籍換成E市本地人，地址是胡亂編的。
後來他知道這樣做也存在風險（稽查隊會驗證他的本地口音），但也懶得糾正了，他的祖母是上海人，從小他就會講幾句粗淺的上海話。
相比之下，俞恒更像個書生，他有一點弱視，戴一副圓框眼鏡，性格謹慎，不抽煙不賭博，他跟着俞凡來到E市本意是想見見世面。
當然，E市無甚可觀，他更想去的是廣州或者上海。
俞恒還是個軍事迷，崇拜隆美爾、巴頓将軍，魯曉麥說有一些很斯文的男孩确實就是這樣，挺奇怪的。
E市是陌生的，兩人所帶的錢隻夠支撐一兩個月，在西郊租了一間農民的房子，買了張本市地圖爬梳。
E市并不大，和南昌差不多，城市東西南三個方位都有開發區，北部是鐵道線，一片荒涼。
他們拿着地圖到市裡閑逛（順便偷了兩輛自行車），為的是盡快熟悉這個地方。
天時，地利，人和，俞恒很愛重複這些陳詞濫調，仿佛要幹的是一件天大的事。
演員培訓班在市區偏南，斜對面就是人才市場，那一帶房子很舊，不算熱鬧，除了每周二人才市場開業，那會是人山人海的局面。
這期間，他們商量了一下，到底是繼續索取賠款，還是幹脆找機會綁了葉嘉龍，或者去人才市場找份糊口的工作，忘記這件事。
兩人茫無頭緒，根本找不到葉嘉龍在哪裡，最後決定（也是唯一的辦法），繼續索賠，繼續吓唬這家公司，必要時從江西再找幾個人來。
當時他們開價是十萬（E市的平均收入是一萬塊一年），如果參與的人多了，恐怕要漲到三十萬（這數字在當時未免又太離譜）。
兩人再次來到演員培訓班，發現整棟樓黑漆漆的，僅有的這家公司已經關張了。
玻璃門纏了鍊子鎖，并貼上封條，望見裡面一片狼藉，桌椅放倒在地，牆上有一串飙灑的血迹，也可能是紅漆。
接着，俞凡指了指走廊牆上，用墨汁刷着字，兩人點起打火機才看清，大意是流氓公司騙取培訓費，毆打受害人。
俞凡說，這葉嘉龍果然是道上的。
俞恒說，咱們來得冒失了，沒調查清楚，以為他就是個普通老闆，失策。
兩人就是在下樓時遇到了傅民生，當時傅穿着一件舊款西裝，袖口挽起，墨鏡架在頭頂上，看上去像個剛出道的小打手。
俞凡問他，這公司出什麼事了。
傅民生說，黑社會，打架，欠債，跑路。
俞恒掃了他一眼，問道，那你在這裡做什麼。
傅民生說，我是來高興一下的。
熟悉E市的人都知道，在那些年裡，本地的青年很少和外地仔結交，後者不可靠，充滿變數，也或者身負前科。
試想一個正常人為什麼要背井離鄉來到E市混飯吃，這裡不是廣東，人們對外地仔缺乏理解（到二〇〇七年，E市的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數量持平）。
然而傅民生并不是E市人，他來自四十公裡外的鐵井鎮，相隔不遠，卻足夠定義他是鄉下人，口音古怪，舉止鄙陋，比近郊農民還低一個檔次。
這個來自遠郊的小鎮青年，命運扔給他的笤帚仿佛變成了權杖，很多人看到他第一眼會感到他既古怪又輕狂，而他卻是魯曉麥的表哥。
這天下午，魯曉麥在樓下無聊地反向轉動着自行車腳踏闆，像個街頭少女。
她剛剛從E市職業大學畢業，在西郊一家國營企業做出納，看到傅民生和兩個青年一起走出黑黢黢的樓道口，俞凡帥氣高大，手上戴一塊仿冒的勞力士金表，像個浪子。
魯曉麥以為二俞是傅民生的朋友，便招呼他們說，什麼時候去看電影。
俞凡問今天放映什麼。
魯曉麥回答，陽光燦爛的日子。
四個年輕人縮在市中心一家年久失修的電影院裡，全場隻有他們，因此格外的快樂。
看到一半時，魯曉麥和俞凡溜到角落裡抽了根煙，互相介紹自己，引來放映員大罵。
巧合的是，這部電影裡有一種近似的愉悅，空蕩蕩的北京城是一群荒誕年代的少年們的包場影院。
魯曉麥說，好幾年過去了，她仍會回憶起第一次見到俞凡和俞恒的情景，他們身上流露出的怪異氣質，浪迹天涯同時要做一票大事的決心，令人着迷。
他們就這樣交上了朋友。
俞凡像是天然的領導型人物，俞恒能出主意，魯曉麥在地頭上很熟。
不大靠譜的是傅民生，幼稚，志大才疏，後來二俞知道傅的父親因為頂罪死在監獄裡，稍稍原諒了他的白癡，照他們的看法，沒有父親的男人總是缺點什麼東西，也許是腦筋，也許是勇氣。
但傅民生也有優點，豪爽，在朋友身上舍得花錢（盡管是小錢）。
那陣子，二俞很窮困，魯曉麥和傅民生接濟了他們一點。
魯曉麥的單位離二俞的住處很近，有一天俞凡去看她，發現那是一個堆滿金屬廢料的工廠，由于停産，已經沒幾個工人在幹活，會計室裡彌漫着黴味。
魯曉麥讓俞凡陪她去儲蓄所提備用金，那個年代，搶現金的事情頻頻見報，有時幾萬，有時幾百，有時歹徒朝會計的腦袋上打一槍。
路上，魯曉麥說，她不想在這家工廠做下去了，最近兩個月隻拿到對折的工資，無法開銷生活。
俞凡開玩笑，建議她把備用金私吞，然後消失。
魯曉麥說，那會坐牢，而且數目也太小，不值得。
俞凡又開玩笑，如果能搶到一大筆錢，我帶你去浪迹天涯。
魯曉麥愣了一會兒，說，好幾年前，E市有一個女出納，愛上了一個騙子，想辦法貪污了單位幾十萬元供這騙子吃喝揮霍，後來，女出納被判了無期徒刑。
魯曉麥嘲笑道：親愛的，你懂穿牆術，但不能把你的朋友留在死胡同裡。
這時，俞凡承認，他隻是開個玩笑，搶儲蓄所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做的事，而他并不是。
另一天，俞凡問傅民生，E市哪一片最亂。
傅民生愣了一下，問他想做什麼。
俞凡說，随便問問。
傅民生答道：大哥，你住的地方，再往西走一公裡就是E市的紅燈區，那鬼地方叫臨平鎮。
或是為了看熱鬧，或是為了散心，三個男人去了臨平，沒有帶上魯曉麥，嫌她礙事。
臨平是古鎮（照傅的說法這一帶沒有哪個鎮不是幾百年曆史），緊靠着一條新造的大街，夜幕之下，霓虹燈閃爍，整條街面上全是洗頭房和桑拿房，間或有一些餐館，也是為那些客人和姑娘們準備的。
街上并沒有太多人。
俞凡說，這要是在南方，女孩們會坐滿人行道，像一場嘉年華。
傅民生說，臨平不流行這種排場，不過你要是待到淩晨一兩點鐘，就會看到無數女孩出來吃宵夜，場面也很壯觀。
俞凡問，有沒有本地女孩。
傅民生說，不可能，本地女孩不做這種生意，全是南方來的，也有東北的，她們比較便宜，也豁得出去，你們搞不好會遇見老鄉呢。
這時，俞恒伸手拍了拍傅的後腦勺。
傅改口說：本地女孩也有啦，不在這裡，都在賓館裡招待外國人啦。
三個人停了自行車，沿街步行，除了霓虹燈和金魚缸裡一閃而過的女孩們，并無其他風景，女孩們也不出來招徕客人。
走到一家桑拿房門口，見兩條壯漢正在毆打一個穿制服的服務生，帽子都打飛了。
三人不動聲色，站着看，直到一個穿夾克衫的矮胖男人在幾個人的簇擁下鑽進一輛淩志轎車，傅民生才說：那就是葉嘉龍。
二俞面面相觑，目視汽車開走。
後來，俞恒拍怕俞凡的肩膀，那意思是對方人太多，算了。
人走空了，被打那服務生坐在地上不動，傅民生過去輕輕踢了他一下，問道：葉嘉龍為什麼打你？服務生說：走路不小心撞了他肩膀。
傅民生說：你這不是找死嗎，葉嘉龍的肩膀。
服務生站起來，冷笑着抹了一把鼻血，本想回去，俞凡遞了一包餐巾紙給他，又發了根煙，說：聽口音是南方人。
服務生說：江西。
俞凡說：我們同鄉。
這服務生叫周偉彬，當晚一起喝了點酒，他來到E市才半年，并不知道葉嘉龍是誰，也不清楚其行蹤。
矮胖子經常帶着人來桑拿房，見過幾次，但無法推測下一次是什麼時候，有時來一群人，有時似乎隻有他和司機，如此而已。
俞恒問，進桑拿房一次通常花銷多少。
周偉彬說，一人一兩千吧，但這家是會員制，你得買卡，五千一萬打底。
傅民生問俞凡打算怎麼弄，後者搖頭說，沒想好。
周偉彬問，你們是怎麼回事？傅民生想說，被俞凡制止了。
他們打電話讓魯曉麥一起來吃飯，她到場一聽就笑了起來，說能湊這麼一桌真不容易，全是葉嘉龍的仇人。
俞恒又制止她繼續往下說，生恐周偉彬出賣自己。
周淡淡地說，我在家鄉是捅傷了副縣長的兒子，逃出來的。
那時候，幾個人全都喝多了。
周偉彬最初以為這是一夥綁架犯，他建議找幾個闊綽的生意人下手，不推薦葉嘉龍，黑吃黑風險太大。
俞恒拍拍周偉彬的肩膀，提醒他，沒想好的事情不必亂說。
不久，二俞也在臨平找到了工作，俞恒在一家大浴場做服務生，後來又去了夜總會，俞凡認識了一個開餐館的女人，在店裡幫忙。
魯曉麥喜歡俞凡，為此難過了一陣。
然而沒過半年，俞凡和那年長而風騷的本地女人也鬧翻了。
有一陣子，魯曉麥和俞恒談戀愛，兩人上過幾次床。
正如魯曉麥所說，并不是很愉快的經曆，甚至有點滑稽，談了一陣也就分手了，友誼還在，人沒散，挺好。
俞恒的腹部有一條刀疤，問是怎麼來的，他說，喝酒打架，被人捅了。
過後又補充說，我是勸架的，為俞凡擋了一刀，幾乎挂了。
魯曉麥摸着這條刀疤，離肝髒很近，不知道他是怎麼活下來的。
分手以後，俞恒對魯曉麥說：我知道你喜歡的是俞凡而不是我。
魯曉麥說：什麼意思。
俞恒說：不要緊，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的情誼，情誼比愛情可貴，上床沒多大意思。
魯曉麥說，随便你。
事實上，她也不想和俞恒（或者假設是俞凡）繼續這種關系，試問一個乏味城市的乏味的女孩（她這麼評價自己），從兩個窮光蛋外地仔身上能獲得什麼幸福感？後來，她談了好幾個男朋友，有工廠科室的，有稅務局的，說實話，都很乏味，講話沒啥水平，不潇灑，膽小如鼠。
她還是喜歡和外地仔玩在一起。
九五年的整個下半年，他們就在市區和臨平瞎晃，漫無目的。
市面越來越差，工廠開始下崗，大量工人失業的局面似乎無可挽回，人力變得廉價。
魯曉麥辭了工作，她父母和哥嫂在E市北郊做一點五金裝潢生意，讓她去幫工，她讨厭嫂子的嘴臉，不願意去受氣（店面是她哥哥的産業），便回到鐵井鎮的老房子住了幾天。
之後再見面，她告訴這些人，四十公裡外的鐵井鎮，現在也有一個開發區，那裡的第一家工廠就是葉嘉龍的，他生意做大了，這一次他不再販賣女孩，而是用月薪七八百的價錢雇了上百個女工，每天十到十二小時，按在流水線上。
這幾個男人談起葉嘉龍，語氣之中并不見得有恨，倒是難掩豔羨之情，成為另一個葉嘉龍大概就是他們的理想。
喝酒之後，他們也會吹噓自己幹過的事，或是奇遇。
在魯曉麥聽來，部分愚蠢，部分不堪入耳，然而也充滿傳奇色彩。
三個江西人講到他們的家鄉，那些面目模糊的匪徒和無辜的年輕人（但也幾乎同樣冷酷），無數人參與的械鬥和一個人的逃亡，好人壞人，好警察壞警察，好運氣壞運氣。
周偉彬至少講過三次，他捅傷副縣長兒子的故事，雖然細節有出入，但大體不差：開一家空頭公司的少爺，專嫖書包妹，在城裡飛揚跋扈，某天與一群社會小崽子争執，口頭糾紛而已，周偉彬忽然從人群裡閃出來朝他大腿上紮了一刀，刺進去十公分，社會小崽子們傻了眼，立即逃散。
周偉彬開着摩托車逃到南昌，什麼都沒帶，扔了車子就跳上火車，留下父母在原籍頂缸。
俞凡問：你和他有仇嗎？周偉彬說：沒仇，看不慣他。
俞凡向他伸大拇指，意思是牛逼，還有另一層意思是老子看不懂你。
周總結道：可惜了，聽說有人出錢買他一隻手，我應該砍下他的手去換錢，現在的結果也沒太大區别。
無論如何，捅了副縣長的兒子，是一件大事。
周似乎并不介意再捅一個人，前提是要有報酬，不想再白幹一票。
傅民生有時也會吹噓，學着周偉彬那冷冰冰的語調，但都是令人發笑的小事，于是他吹噓自己的父親，周仍然發笑，因為真正的不法之徒是不會為了錢去給人頂罪坐牢的，自由很可貴。
俞恒安慰傅民生，你父親是條漢子，盡管不太值得。
周偉彬喝多了，問俞恒，你又做過什麼大事呢。
一再追問之下，俞恒拉起毛衣，給他們看腹部的傷疤，輕描淡寫地說：我被人做過大事，有人曾在街上給我動了個外科手術。
九六年春節，二俞回了江西，俞凡補辦了身份證，僞造的那張他沒扔掉，必要時也許還用得上。
周偉彬留在臨平，節後見面，他有了個女朋友，名叫徐麗萍，傻裡傻氣的，問她在哪裡工作，她也傻笑，不回答。
她來到E市已經三年，仍分不清東南西北，沒去過商業街和百貨大樓。
魯曉麥不禁疑惑，這個女人到底是幹啥的？總之，就這麼加入了進來，有時也坐在一邊聽他們聊大事。
魯曉麥說，相比之下，俞凡最會交際，在E市交到了幾個朋友，一度混進餐館女老闆的圈子（都是本地人），頗有發言權。
而周偉彬和俞恒，盡管他們聲稱要做大事，但實際上朋友少得可憐，人際關系極為狹窄，他們在異鄉混不開，典型的邊緣人。
魯曉麥大專學的是企業管理，懂一點組織管理學的知識。
她的結論是這夥人的所謂“大事”，最多也就在儲蓄所搶個十萬塊錢，可能連臉都不用蒙上，因為根本沒人認識他們。
在臨平這半年，幾個人意氣消磨，本來，他們應該散夥，各走各的路，但是發生了一件事。
一九九六年春天，有一家塑料薄膜廠的銷售員将一批貨低價賣給了俞凡，俞凡湊不夠錢，找魯曉麥借了兩千元，事後這筆貨轉到她哥哥店裡，賺了一筆，俞凡還了魯曉麥四千元。
照她哥哥的判斷，這是贓物，偷來的，但明明是銷售員手裡出來的。
她哥哥說：你就先問問那銷售員還在不在公司吧，有些公司用的是假人，多半來自外地，證件和身份全都僞造，銷贓之後，這人就跑了，數額如果隻有三五萬，報警也是麻煩事，老闆自認倒黴；這些人是怎麼騙取老闆信任的，實在費解，按我的原則是任何外地人都不能相信。
魯曉麥去問俞凡，俞凡笑笑說：這個銷售員是我在餐館時認識的一個顧客，照理，這批貨他直接賣給經銷商，應該能多賺點；他找了一個下家，對方卻不敢收贓，下一步可能就是把他送進監獄，他沒膽子了，急于跑路（想想看那麼一大車塑料薄膜），就把貨給了我。
魯曉麥說：他倒信得過你。
俞凡說：外地人在某些事情上比你們本地人可靠得多。
後來他又說，用同樣的辦法，我們可以卷走上百萬的貨，隻是要混進公司有點難度。
一九九六年，魯曉麥進入美仙瓷磚，公司初創，她做儲備幹部，接受了幾個月的培訓，後來在人事部做助理。
周偉彬有中專文憑，進了儲運部，日日在總倉點貨。
俞凡沖着卷貨去的，投檔銷售部，用的是僞造身份證，沒接到面試通知。
傅民生連高中都沒讀完，進廠恐怕隻能做苦力，他沒投檔，用手面上的最後幾萬塊錢盤下了安達旅館，俞凡和魯曉麥也占了點小股。
這一次他們博對了，夏天，外來務工的年輕人源源不斷湧進鐵井鎮，随後去往開發區，他們到站的頭一件事就是找一家便宜旅館落腳，投親靠友或是自謀生路。
傅民生的生意興隆，他不甘寂寞，志向遠大，找了幾個女孩在旅館裡招徕生意，還沒來得及做成一單就被派出所警告了，罰了一筆錢。
魯曉麥說，傅民生有點蠢，異想天開，他以為自己開的是大酒店呢。
住旅館的打工仔既不需要早餐也不需要特殊服務，他們像飛錯了目的地的候鳥，隻想審慎地度過最初的幾天。
這一年，俞恒消失了。
魯曉麥問起，俞凡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