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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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的隐秘。
我在拿每月六元、八元的津貼時，每三五個月給家裡寄一次錢，在提幹之後，每月領了工資，除去夥食與僅有的零用，也都如數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親的吃藥和療病。
按理說，老天爺總是睜着眼睛的，似乎連他睡覺時，也許都還總睜着一隻似公不公的眼。
這樣，他害怕我家的苦難過多而累積成一種爆發的災難——因為災難總意味着一種結束和重新的開始，所以他讓我大姐飽嘗了十七年病苦後緩輕下來，繼而，又讓我們兄弟姐妹，如接力賽樣又開始瘋跑在為父親求醫問藥的人生道路上。
那時候，大哥已經是每月二十六塊八毛工資的郵電局的臨時投遞員，他每天騎車跑幾十公裡山路投信送報，吃食堂最差的菜，買食堂最便宜的飯，有時候，索性一天隻吃早晚兩餐，把勒緊褲帶節餘下的錢送回家裡；大姐因身體虛弱，被照顧到小學教書，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辦工資；二姐除了種地、幫母親洗衣燒飯，也不斷去拉沙運石，跟着建築隊幹一些體力零活；母親，還有我的母親，她比她的任何一個兒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幾倍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豬養雞，外到每個兒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給父親熬藥倒痰。
可以說，父親的生命，幾乎全都維系在吃藥和母親的照料上。
所以母親每天少言寡語，總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撐。
母親粗略地核計了一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那幾年，父親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錢用于藥品，那一天父親的日子就會好過些，如果沒有這五到六元錢，他就難熬那一天因我的逃離而留給他的苦難。
可在那個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錢，又談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鹽燒煤的日常開支，家裡的窘境，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大姐病重的時候。
一九八二年冬，父親的病愈發嚴重，那時我已經是個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師圖書室的管理員，家裡在窘到極處時，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隊的醫院。
這一方面，因為部隊醫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部隊醫院可以周旋着免去醫療費。
于是，我請假回家去接了父親。
記得是哥哥把我、父親和母親送上了一百多裡外洛陽至商丘的火車。
火車啟動時，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說：“父親的病怕是不會輕易好了，無論好壞，你都要讓父親在醫
我在拿每月六元、八元的津貼時，每三五個月給家裡寄一次錢，在提幹之後，每月領了工資，除去夥食與僅有的零用，也都如數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親的吃藥和療病。
按理說，老天爺總是睜着眼睛的，似乎連他睡覺時，也許都還總睜着一隻似公不公的眼。
這樣，他害怕我家的苦難過多而累積成一種爆發的災難——因為災難總意味着一種結束和重新的開始，所以他讓我大姐飽嘗了十七年病苦後緩輕下來，繼而，又讓我們兄弟姐妹，如接力賽樣又開始瘋跑在為父親求醫問藥的人生道路上。
那時候，大哥已經是每月二十六塊八毛工資的郵電局的臨時投遞員，他每天騎車跑幾十公裡山路投信送報，吃食堂最差的菜，買食堂最便宜的飯，有時候，索性一天隻吃早晚兩餐，把勒緊褲帶節餘下的錢送回家裡；大姐因身體虛弱，被照顧到小學教書，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辦工資；二姐除了種地、幫母親洗衣燒飯，也不斷去拉沙運石，跟着建築隊幹一些體力零活；母親，還有我的母親，她比她的任何一個兒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幾倍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豬養雞，外到每個兒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給父親熬藥倒痰。
可以說，父親的生命，幾乎全都維系在吃藥和母親的照料上。
所以母親每天少言寡語，總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撐。
母親粗略地核計了一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那幾年，父親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錢用于藥品，那一天父親的日子就會好過些，如果沒有這五到六元錢，他就難熬那一天因我的逃離而留給他的苦難。
可在那個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錢，又談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鹽燒煤的日常開支，家裡的窘境，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大姐病重的時候。
一九八二年冬，父親的病愈發嚴重，那時我已經是個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師圖書室的管理員，家裡在窘到極處時，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隊的醫院。
這一方面，因為部隊醫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部隊醫院可以周旋着免去醫療費。
于是，我請假回家去接了父親。
記得是哥哥把我、父親和母親送上了一百多裡外洛陽至商丘的火車。
火車啟動時，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說：“父親的病怕是不會輕易好了，無論好壞，你都要讓父親在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