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冷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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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裡的深處飄了過來。
望着那兩個氣球，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對氣球可能是台灣的國民黨人放飛過來散發反革命傳單的反動工具。
至于那來自台灣的氣球，能否飛過台灣海峽，海峽又在什麼地方，從海峽那邊的福建廈門，到我們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鄉地界，有多遠的千裡之程，要經過幾個省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卻望着那對氣球，越來越信那是來自遙遠的、水深火熱的台灣方向。
為了證明我的懷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時，我做出要去廁所的樣子，離開了工地，離開了人群。
我朝着氣球飄去的方向，一口氣走了至少三十分鐘。
從山頂到了荒無人煙的一條溝谷，直到确實相信，那氣球已經飄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時，才停下了我的腳步。
可是，就在我轉身要走，要離開山谷回到山頂時，奇迹砰地一下，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邊的一個石頭縫裡看見了一樣東西。
那東西如同書簽，四指寬窄，一拃長短，紙闆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個美麗的少婦，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開雙手，一邊各牽着兩個孩子。
那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健康可愛，背着書包，拿着玩具；而他們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寬闊的大街，和街兩邊的高樓與路燈。
就在這書簽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藍字： 台灣不計劃生育 在當時，我對“計劃生育”這個後來連農民都十分明了的詞語，還不是十分了解，隻是隐隐覺得，這個詞語與生孩子有些關系。
而那個年代，我們鄉村也同樣沒有實行計劃生育，隻是中國的某些城市，開始有了這樣的号召。
所以，對計劃不計劃生育，我并不十分感興趣。
而隻是覺得，撿了這張卡片，證明了我對那兩個氣球是來自台灣反動派的一種判斷；隻是覺得，台灣人雖然反動，可他們大街上的亮麗和人的神情，卻是越出了我的所見和想象；還有對照片上母子們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羨慕。
山谷中空曠無人。
我拿着那張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
到了工地，又把那張卡片藏在雨淋不到，别人也不能發現的一條石縫裡。
雖然之後我沒敢再去石縫裡看那張卡片，卻已經在心底裡藏下了一個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灣人可能比我們生活要好，而我們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個對于社會、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懷疑，讓我想起了我那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因為在那個虛構的故事裡，充滿着階級鬥争，也有着一個來自台灣特務的醜惡形象。
我又開始寫起了我的那部長篇。
因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結婚去了，給我留下了獨占一屋的空間。
可在某天動筆的時候，方才猛地發現，因為每天在山上搬石頭掄錘，往車上鏟裝石渣，鐵鎬的把兒和我縫了幾層補丁的褲腿，時時擠壓着我握鐵鍬把兒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如同樹枝一樣幹枯彎曲，讓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握那細滑的鋼筆。
發現手指無法握筆的時候，望着幹硬的指頭，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覺得坦然。
試着用左手握筆，卻又依然不能寫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紙上寫着，直到可以把字寫得有些像字了為止。
就這樣，在每天不幹十六個小時，而隻上一班八個小時的時候，我都會關起門來，寫上幾頁、幾個小時的所謂小說。
這個時候的寫作，已經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來改變我的命運，讓我逃離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覺得，現實讓人感到生
望着那兩個氣球，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對氣球可能是台灣的國民黨人放飛過來散發反革命傳單的反動工具。
至于那來自台灣的氣球，能否飛過台灣海峽，海峽又在什麼地方，從海峽那邊的福建廈門，到我們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鄉地界，有多遠的千裡之程，要經過幾個省份，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卻望着那對氣球，越來越信那是來自遙遠的、水深火熱的台灣方向。
為了證明我的懷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時，我做出要去廁所的樣子，離開了工地，離開了人群。
我朝着氣球飄去的方向，一口氣走了至少三十分鐘。
從山頂到了荒無人煙的一條溝谷，直到确實相信，那氣球已經飄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時，才停下了我的腳步。
可是，就在我轉身要走，要離開山谷回到山頂時，奇迹砰地一下，出現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邊的一個石頭縫裡看見了一樣東西。
那東西如同書簽，四指寬窄，一拃長短，紙闆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個美麗的少婦，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開雙手，一邊各牽着兩個孩子。
那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健康可愛，背着書包，拿着玩具；而他們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寬闊的大街，和街兩邊的高樓與路燈。
就在這書簽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藍字： 台灣不計劃生育 在當時，我對“計劃生育”這個後來連農民都十分明了的詞語，還不是十分了解，隻是隐隐覺得，這個詞語與生孩子有些關系。
而那個年代，我們鄉村也同樣沒有實行計劃生育，隻是中國的某些城市，開始有了這樣的号召。
所以，對計劃不計劃生育，我并不十分感興趣。
而隻是覺得，撿了這張卡片，證明了我對那兩個氣球是來自台灣反動派的一種判斷；隻是覺得，台灣人雖然反動，可他們大街上的亮麗和人的神情，卻是越出了我的所見和想象；還有對照片上母子們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羨慕。
山谷中空曠無人。
我拿着那張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
到了工地，又把那張卡片藏在雨淋不到，别人也不能發現的一條石縫裡。
雖然之後我沒敢再去石縫裡看那張卡片，卻已經在心底裡藏下了一個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灣人可能比我們生活要好，而我們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個對于社會、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懷疑，讓我想起了我那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因為在那個虛構的故事裡，充滿着階級鬥争，也有着一個來自台灣特務的醜惡形象。
我又開始寫起了我的那部長篇。
因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結婚去了，給我留下了獨占一屋的空間。
可在某天動筆的時候，方才猛地發現，因為每天在山上搬石頭掄錘，往車上鏟裝石渣，鐵鎬的把兒和我縫了幾層補丁的褲腿，時時擠壓着我握鐵鍬把兒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如同樹枝一樣幹枯彎曲，讓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握那細滑的鋼筆。
發現手指無法握筆的時候，望着幹硬的指頭，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覺得坦然。
試着用左手握筆，卻又依然不能寫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紙上寫着，直到可以把字寫得有些像字了為止。
就這樣，在每天不幹十六個小時，而隻上一班八個小時的時候，我都會關起門來，寫上幾頁、幾個小時的所謂小說。
這個時候的寫作，已經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來改變我的命運，讓我逃離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覺得，現實讓人感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