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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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饑餓和無休止的勞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
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
大姐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隻好徒步返回，錯過了她一生見到毛主席的機會。
毛主席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
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如同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如同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
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
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風來秋至，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産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着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着生産。
有一天，在田裡翻着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的青年，架着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
突然，他們朝着田野裡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
子彈就落在田頭的草上。
草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卧倒——”社員們就都學着他的樣子，各自卧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
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着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
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
于是間，生産隊長就對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操你們奶奶，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着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
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
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系的人。
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隻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射地帶，隻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産激情，并不生産糧食。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的人，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
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如我樣的學生，割草放牛。
也就讀書，也就割草與放牛。
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
在割草放牛中，目睹着父母們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饑餓。
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内心切實懵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
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
大姐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隻好徒步返回，錯過了她一生見到毛主席的機會。
毛主席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
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如同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如同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
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
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風來秋至，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産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着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着生産。
有一天，在田裡翻着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的青年，架着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
突然，他們朝着田野裡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
子彈就落在田頭的草上。
草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卧倒——”社員們就都學着他的樣子，各自卧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
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着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
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
于是間，生産隊長就對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操你們奶奶，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着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
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
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系的人。
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隻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射地帶，隻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産激情，并不生産糧食。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的人，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
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如我樣的學生，割草放牛。
也就讀書，也就割草與放牛。
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
在割草放牛中，目睹着父母們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饑餓。
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内心切實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