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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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 冬的孤獨，夏的别離
他們那時年輕，多有神采，凝視前方的人生，仿佛無一絲憂愁。
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一對。
一切已歸平靜 母親說，我父親喜歡逛舊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腳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台，請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紋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圓台一直在家，現放着我的筆記本電腦。
一九九〇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家具店櫥窗裡看到有三張日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疊在一起。
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家具的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闆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
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
”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裡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裡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着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志，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
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将盤子裡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
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系人，幾乎同時被捕。
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位于大橋公寓，據說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于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
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系。
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最重要的破綻。
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隻微微捏了他的手。
兩天後，“堂兄”在醫院去世。
随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占時期，這座“遠東第一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
新犯進門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
糙米飯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
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裡趺跏一樣靜坐，不可活動。
四周極為靜寂，隻有獄警在走廊裡反複來回的腳步聲，鐘擺一樣的規則。
有天傍晚，聽到一日本看守低聲哼唱，踱步經過他面前鐵栅，歌詞為俄文： 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Ещёразикещёраз （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 …… Разовьёммыберёзу，Разовьёмкудряву （穿過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тыволга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иглубока （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 …… 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聯想到詞句的
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一對。
一切已歸平靜 母親說，我父親喜歡逛舊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蘇州買了一個邊沿和四腳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台，請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紋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圓台一直在家，現放着我的筆記本電腦。
一九九〇年，父親在盧灣區一舊家具店櫥窗裡看到有三張日式矮桌，樣式相同，三張疊在一起。
他走進店堂，穿過舊家具的夾弄，看這三張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闆一般很“識相”，注重來客年齡、打扮、神色，不講話。
父親想打聽什麼，但是沒作聲，最後怏怏出來，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
”他對母親說。
他的兩頰早有了老年斑，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銳談鋒，即使面對他熟悉的“地下黨”電視劇，也一般在沙發裡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記得有一次，他轉過臉對我母親說：“冷天裡還穿法蘭絨料子？白皮鞋？” 母親耳聾，不習慣助聽器，膝上堆着報紙和一本《中國老年》雜志，看一眼屏幕，沒明白他的疑問。
這是我聽到父親唯一的不滿，他的話越來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淪陷”期的中共情報人員，常年西裝革履，也經常身無分文，為失業苦惱。
“穿不起西裝，總要有七八套不過時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過去就叫‘洋裝癟三’。
” 他不許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惡痛絕，“日本飯是最壞的東西”。
或許，那是我母親講的，五十年前，他誤将盤子裡的生豬血當作番茄醬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組織在東京暴露，很快影響到了上海的情報系統。
某個深夜，父親與他“堂兄”—他的單線聯系人，幾乎同時被捕。
警車駛近北四川路橋堍，“堂兄”突破車門跳車，摔成重傷。
他被押至憲兵司令部（位于大橋公寓，據說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關押于此），由東京警視廳來人嚴刑審訊。
他記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臉，始終堅稱自己由金華來滬探親，不明“堂兄”近況，本埠不認識其他人，無任何社會關系。
金華是國民黨地區，他講了很多金華的細節，但不會說金華方言，所幸東京人員疏忽了這最重要的破綻。
翌日，他被押往日軍醫院對質，“堂兄”已奄奄一息，隻微微捏了他的手。
兩天後，“堂兄”在醫院去世。
随後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日占時期，這座“遠東第一大獄”仍以設計精良著稱，整幢建築通風通聲，稍有異常響動，幾層樓都聽得清。
新犯進門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樣脫盡衣服，兜頭一桶臭藥水消毒。
糙米飯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
囚徒必做一種日式體操，平時在監室裡趺跏一樣靜坐，不可活動。
四周極為靜寂，隻有獄警在走廊裡反複來回的腳步聲，鐘擺一樣的規則。
有天傍晚，聽到一日本看守低聲哼唱，踱步經過他面前鐵栅，歌詞為俄文： 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Эйухнем，Ещёразикещёраз （哎喲嗬，哎喲嗬，齊心合力把纖拉） …… Разовьёммыберёзу，Разовьёмкудряву （穿過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Эйтыволга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иглубока （伏爾加，可愛的母親河，河水滔滔深又闊） …… 靜坐獄中，歌聲出自一敵方士兵之口，聯想到詞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