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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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了纰漏，扣你的錢很容易；好不容易幹了一年熬到可以拿年終獎，他跟你玩起了股權：今年不發獎金，發公司内部股權。
于是，人手領到一張小白條，上寫1000股，備注：自持有之日起，為公司繼續工作滿5年此股權才能正式生效！NND，小破公司最多就算一個家族式的中等企業，離上市還遙遙無期呢。
” “不會吧？還真有這麼苛刻的老闆？”陶燕樂了，“怎麼感覺跟舊社會的周扒皮似的。
” “根本就是周扒皮啊！”杜敏自己也樂了，“所以說，為什麼那麼多中小企業都沒辦法發展成大公司，除了媒體上常說的大環境給中小企業的支持不夠外，也跟不少‘周扒皮’隻富自己、不富員工的固化思維有關，試想這樣的企業員工怎麼會有向心力和創造力？” “呵呵，說得也是。
”陶燕好奇，“杜杜，你怎麼會忽然間對你現在的公司有這麼大的意見？” “沒什麼，剛才你說李衛東自私，我就突然有感而發的。
”杜敏不好意思地換了個話題，“薇薇現在在幹什麼？” “哦，她出去買水果了。
對了杜杜，你趕緊起床過來吧，到時候我們打個車一起去鹭發。
” 蔣薇最終還是離婚了。
和杜敏不同的是，她的離婚過程比杜敏艱難煩瑣得多，整個調解和協商過程持續了好幾個月。
不過，在蔣薇鋼鐵般意志的堅持下，婚，最後還是成功離掉了。
當然，和杜敏的裸婚裸離不同，蔣薇離婚時分到了近千萬的資産，這其中包括蔣薇現在住的那套樓中樓，兩套位于名校附近的房子和夫妻名下所有的存款。
關于财産的分割，蔣薇并沒有刻意去要求，是李衛東自己主張的。
原因是李衛東的父母提出以後還想和媳婦、孫女一起生活，所以兒子要離婚可以，但必須淨身出戶。
潛台詞就是：死都不認那個小三，你不是圖我兒子的錢财嗎？好！一個子兒都不留給你！ 奇怪的是，李衛東還真就同意了父母這個看似很絕情的要求，淨身出戶的唯一條件是允許他每個月可以來探視父母和女兒。
對于蔣薇來說，公公婆婆一向視她如己出，老人家希望和她一起生活，她自然說不出半個不字，雖然這個要求聽起來很荒唐——哪有兒子兒媳離婚了，公公婆婆不要兒子，反而是要求跟兒媳一起生活的？ 倒是杜敏和陶燕旁觀者清。
她們一緻認為這是老兩口的用心良苦，通過他們的存在讓蔣薇和李衛東始終脫離不了關系。
事實上，除了随着一紙離婚協議産生的離異身份以及随着離婚協議轉移到蔣薇名下的家庭财産外，蔣薇的生活跟之前的還真就沒什麼兩樣。
也就是說，蔣薇的離婚隻是解決了名義上的問題，而事實上的家庭生活和家庭關系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當然，在蔣薇這個當局者看來，還是不一樣的。
至少，随着離婚協議的生效，她和李衛東不再是夫妻，她不需要再對李衛東履行夫妻義務；至少，随着離婚協議的生效，她終于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抗議了李衛東出軌帶給她的那些屈辱，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也維護了小豆本應得到的公平待遇——李衛東出軌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重男輕女，想生一個兒子繼承家業。
如果她不離婚，就等于默認了他的這種性别歧視，這不僅僅是侮辱了小豆，也侮辱了自己。
圍繞重男輕女這個話題，三位同學曾經展開過一次深入讨論。
陶燕的看法：重男輕女的思想，盛行于農業社會，是生産力水平落後階段的産物。
因為在那樣的年代，社會生産主要就是依靠勞動力，而男人的身體得天獨厚比女人強壯，體力得天獨厚比女人充沛，由此成為家庭的頂梁柱，也才由此形成重男輕女的觀念。
但如今進入高科技時代，體力勞動已經讓位于腦力勞動，知識和創新才是最重要的生産力。
而在腦力勞動的較量上，女人完全不會遜色于男人。
因此，并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能證明養兒子會比養女兒好。
蔣薇的看法：之所以現在還有人重男輕女，是因為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男性整體的實力和地位還是高于女性。
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們天生就比女性優秀，而是因為他們自小受到的教育模式以及長大之後社會對他們的高期望高壓力，給予了他們獨立成長、大鵬展翅的機會。
“80後”作為父母，隻要對女兒一視同仁，采用先進科學的教育理念，給予她同樣的成長機會，不要什麼都去大包大攬，更不要用“女人首要的任務就是嫁人生子”這類過時的觀念去誤導她，肯定也能培養出“花木蘭”。
杜敏的看法則更尖銳：之所以重男輕女，是因為社會上對男主外女主内這種分工模式還具有很高的認同感。
但事實上，這種分工模式已經無法适應當今的社會。
因為随着1978年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現在的中國家庭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變成了“421”家庭，也就是一對年輕的“80後”夫妻可能要負擔四個老人和一個小孩，這個負擔本身已經夠沉重的了。
偏偏我們又趕上了經濟轉型的階段，近10年來的大學擴招、房價飙升、物價飛漲、社會競争加劇使得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壓力非常大，很多同齡的男人根本就無法獨立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任。
所以，從“80後”這一代開始，女人們也不得不開始像男人們一樣去奮鬥了。
照這樣發展下去，往後女人會變得越來越獨立，越來越能幹，在各個方面都能與男人一争高下。
如果說，關于重男輕女這個課題，陶燕隻是根據書本上看來的知識泛泛而談，那麼，蔣薇和杜敏則是在總結了自己婚姻失敗的教訓之後，有感而發。
陶燕忽然發現，這兩位同學自從離婚後，似乎都脫胎換骨了。
“那個……我們再這樣讨論下去，會不會成為女權主義者？”她有些擔心地問。
如果說杜敏有點女權主義，她還能理解，畢竟方誠實太弱了嘛，男人弱就必然會逼得女人強；可是一向溫順、并剛剛通過離婚獲得近千萬資産的蔣薇内心竟然也深藏着一份對男權主義的反抗，她可是頭一遭看出來。
“女權主義就女權主義嘛！”杜敏撇嘴，“我現在總算想明白了，在這社會，女人已經指望不上男人了——面包得靠自己去賺，房子得靠自己去買，安全感也隻能靠自己給。
我決定了，從今天開始，我要像男人一樣去奮鬥！我要自己賺錢買房！” 杜敏說到做到。
她開始盤算以個人能力買房，月薪得達到多少才能比較遊刃有餘地供一個小二手房。
經過初步測算，她得出了一個參考數據——平均月薪必須達到7000元，稅後。
這就意味着她得将目前的收入至少翻一番。
看看自己在目前這家私企就算再熬個三五年，稅後月薪都不可能沖破5000元大關，杜敏開始動了換工作的念頭。
于是暗中把目光對準了在本行業福利待遇排名靠前的那幾家歐美貨代和船公司——對她來說，學曆不是問題，經驗不是問題，英語六級證書不是問題，唯一有問題的是英語口語。
杜敏還記得自己之前去外企面試，每次都是敗在英語口語上。
不過這次情況不同了，她找到了一名優秀而且非常盡職盡責的口語老師——陶燕。
幾個月後，杜敏終于如願以償地跳槽，成為了某知名歐美外企的白領，年薪10萬，稅後。
加班費按勞動法規定的倍數另外算。
此時已是2010年10月，島内房子的均價果然如當初地産專家的預言，沖破1.7萬元/平方米，直逼2萬元大關。
心急如焚的杜敏再也顧不了許多，用老爸贊助的十幾萬、自己所有的存款、再加上蔣薇借給她的15萬，一咬牙在湖裡區買了一套70多平方米、總價将近90萬的二手房，終于實現了當房奴的夢想。
所有人都認為她選在這個時候買房是錯誤的，包括借錢給她的蔣薇。
但是杜敏已經被一路飙升的房價吓怕了，對于所謂房價會在不久的将來回歸理性的說法也完全喪失了信心。
因為，每年都有人在這麼說，而事實呢，房價每年都在漲。
老黃說得對：反正是買了自住，隻要在自己能力承受的範圍之内，能早買就早買，不要整天去
于是，人手領到一張小白條，上寫1000股，備注：自持有之日起，為公司繼續工作滿5年此股權才能正式生效！NND，小破公司最多就算一個家族式的中等企業，離上市還遙遙無期呢。
” “不會吧？還真有這麼苛刻的老闆？”陶燕樂了，“怎麼感覺跟舊社會的周扒皮似的。
” “根本就是周扒皮啊！”杜敏自己也樂了，“所以說，為什麼那麼多中小企業都沒辦法發展成大公司，除了媒體上常說的大環境給中小企業的支持不夠外，也跟不少‘周扒皮’隻富自己、不富員工的固化思維有關，試想這樣的企業員工怎麼會有向心力和創造力？” “呵呵，說得也是。
”陶燕好奇，“杜杜，你怎麼會忽然間對你現在的公司有這麼大的意見？” “沒什麼，剛才你說李衛東自私，我就突然有感而發的。
”杜敏不好意思地換了個話題，“薇薇現在在幹什麼？” “哦，她出去買水果了。
對了杜杜，你趕緊起床過來吧，到時候我們打個車一起去鹭發。
” 蔣薇最終還是離婚了。
和杜敏不同的是，她的離婚過程比杜敏艱難煩瑣得多，整個調解和協商過程持續了好幾個月。
不過，在蔣薇鋼鐵般意志的堅持下，婚，最後還是成功離掉了。
當然，和杜敏的裸婚裸離不同，蔣薇離婚時分到了近千萬的資産，這其中包括蔣薇現在住的那套樓中樓，兩套位于名校附近的房子和夫妻名下所有的存款。
關于财産的分割，蔣薇并沒有刻意去要求，是李衛東自己主張的。
原因是李衛東的父母提出以後還想和媳婦、孫女一起生活，所以兒子要離婚可以，但必須淨身出戶。
潛台詞就是：死都不認那個小三，你不是圖我兒子的錢财嗎？好！一個子兒都不留給你！ 奇怪的是，李衛東還真就同意了父母這個看似很絕情的要求，淨身出戶的唯一條件是允許他每個月可以來探視父母和女兒。
對于蔣薇來說，公公婆婆一向視她如己出，老人家希望和她一起生活，她自然說不出半個不字，雖然這個要求聽起來很荒唐——哪有兒子兒媳離婚了，公公婆婆不要兒子，反而是要求跟兒媳一起生活的？ 倒是杜敏和陶燕旁觀者清。
她們一緻認為這是老兩口的用心良苦，通過他們的存在讓蔣薇和李衛東始終脫離不了關系。
事實上，除了随着一紙離婚協議産生的離異身份以及随着離婚協議轉移到蔣薇名下的家庭财産外，蔣薇的生活跟之前的還真就沒什麼兩樣。
也就是說，蔣薇的離婚隻是解決了名義上的問題，而事實上的家庭生活和家庭關系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當然，在蔣薇這個當局者看來，還是不一樣的。
至少，随着離婚協議的生效，她和李衛東不再是夫妻，她不需要再對李衛東履行夫妻義務；至少，随着離婚協議的生效，她終于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抗議了李衛東出軌帶給她的那些屈辱，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也維護了小豆本應得到的公平待遇——李衛東出軌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重男輕女，想生一個兒子繼承家業。
如果她不離婚，就等于默認了他的這種性别歧視，這不僅僅是侮辱了小豆，也侮辱了自己。
圍繞重男輕女這個話題，三位同學曾經展開過一次深入讨論。
陶燕的看法：重男輕女的思想，盛行于農業社會，是生産力水平落後階段的産物。
因為在那樣的年代，社會生産主要就是依靠勞動力，而男人的身體得天獨厚比女人強壯，體力得天獨厚比女人充沛，由此成為家庭的頂梁柱，也才由此形成重男輕女的觀念。
但如今進入高科技時代，體力勞動已經讓位于腦力勞動，知識和創新才是最重要的生産力。
而在腦力勞動的較量上，女人完全不會遜色于男人。
因此，并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能證明養兒子會比養女兒好。
蔣薇的看法：之所以現在還有人重男輕女，是因為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男性整體的實力和地位還是高于女性。
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們天生就比女性優秀，而是因為他們自小受到的教育模式以及長大之後社會對他們的高期望高壓力，給予了他們獨立成長、大鵬展翅的機會。
“80後”作為父母，隻要對女兒一視同仁，采用先進科學的教育理念，給予她同樣的成長機會，不要什麼都去大包大攬，更不要用“女人首要的任務就是嫁人生子”這類過時的觀念去誤導她，肯定也能培養出“花木蘭”。
杜敏的看法則更尖銳：之所以重男輕女，是因為社會上對男主外女主内這種分工模式還具有很高的認同感。
但事實上，這種分工模式已經無法适應當今的社會。
因為随着1978年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現在的中國家庭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變成了“421”家庭，也就是一對年輕的“80後”夫妻可能要負擔四個老人和一個小孩，這個負擔本身已經夠沉重的了。
偏偏我們又趕上了經濟轉型的階段，近10年來的大學擴招、房價飙升、物價飛漲、社會競争加劇使得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壓力非常大，很多同齡的男人根本就無法獨立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任。
所以，從“80後”這一代開始，女人們也不得不開始像男人們一樣去奮鬥了。
照這樣發展下去，往後女人會變得越來越獨立，越來越能幹，在各個方面都能與男人一争高下。
如果說，關于重男輕女這個課題，陶燕隻是根據書本上看來的知識泛泛而談，那麼，蔣薇和杜敏則是在總結了自己婚姻失敗的教訓之後，有感而發。
陶燕忽然發現，這兩位同學自從離婚後，似乎都脫胎換骨了。
“那個……我們再這樣讨論下去，會不會成為女權主義者？”她有些擔心地問。
如果說杜敏有點女權主義，她還能理解，畢竟方誠實太弱了嘛，男人弱就必然會逼得女人強；可是一向溫順、并剛剛通過離婚獲得近千萬資産的蔣薇内心竟然也深藏着一份對男權主義的反抗，她可是頭一遭看出來。
“女權主義就女權主義嘛！”杜敏撇嘴，“我現在總算想明白了，在這社會，女人已經指望不上男人了——面包得靠自己去賺，房子得靠自己去買，安全感也隻能靠自己給。
我決定了，從今天開始，我要像男人一樣去奮鬥！我要自己賺錢買房！” 杜敏說到做到。
她開始盤算以個人能力買房，月薪得達到多少才能比較遊刃有餘地供一個小二手房。
經過初步測算，她得出了一個參考數據——平均月薪必須達到7000元，稅後。
這就意味着她得将目前的收入至少翻一番。
看看自己在目前這家私企就算再熬個三五年，稅後月薪都不可能沖破5000元大關，杜敏開始動了換工作的念頭。
于是暗中把目光對準了在本行業福利待遇排名靠前的那幾家歐美貨代和船公司——對她來說，學曆不是問題，經驗不是問題，英語六級證書不是問題，唯一有問題的是英語口語。
杜敏還記得自己之前去外企面試，每次都是敗在英語口語上。
不過這次情況不同了，她找到了一名優秀而且非常盡職盡責的口語老師——陶燕。
幾個月後，杜敏終于如願以償地跳槽，成為了某知名歐美外企的白領，年薪10萬，稅後。
加班費按勞動法規定的倍數另外算。
此時已是2010年10月，島内房子的均價果然如當初地産專家的預言，沖破1.7萬元/平方米，直逼2萬元大關。
心急如焚的杜敏再也顧不了許多，用老爸贊助的十幾萬、自己所有的存款、再加上蔣薇借給她的15萬，一咬牙在湖裡區買了一套70多平方米、總價将近90萬的二手房，終于實現了當房奴的夢想。
所有人都認為她選在這個時候買房是錯誤的，包括借錢給她的蔣薇。
但是杜敏已經被一路飙升的房價吓怕了，對于所謂房價會在不久的将來回歸理性的說法也完全喪失了信心。
因為，每年都有人在這麼說，而事實呢，房價每年都在漲。
老黃說得對：反正是買了自住，隻要在自己能力承受的範圍之内，能早買就早買，不要整天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