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糖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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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親自從鄰縣的小孩眼窩裡挖出來的,它們都是我的寶藏,是我收集了幾年的結晶。

     當然,我并不會對學校裡的學生下手,那樣太招搖,愛好這種事情,還是私人一些比較好。

     雖然報紙上隔幾個月都會登載“小孩被連續作案犯挖去眼珠”這樣的新聞,但警察從來沒有找上門來,他們大概還在離我很遠的地方瞎忙活吧。

     我沒有負罪感,但是,我也不想讓人知道。

     所以我那時很緊張,因為我确定,村下看見了,以他的性格,大概還會在心裡泛起一個不冷不熱的概念:哦,原來挖眼珠的變态就是老師啊,真是笨蛋。

     我正在猶豫是把眼珠當作VIGAS吞進嘴裡以作掩飾,還是惱羞成怒把村下的眼珠也挖出來。

     他卻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對我說了一句:“老師,我是來取花名冊的。

    ” 原來是這樣。

    我拉出抽屜,把花名冊給他。

    他眼神并沒有聚焦在糖罐上,接過冊子之後,他臉上的表情也沒有任何變化,說了聲“謝謝”便離開了。

     後來的幾周我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到村下義宏身上,我緊盯着他注視的方向,看他是不是會悄悄到辦公室檢查我的糖罐,甚至會不會偷走它。

     因為,我确定他是跟我一樣的人。

     我在這種緊張的日子裡度過了三個月,每天都害怕糖罐會突然消失,或者被掏得空空如也,還有村下帶着嘲諷的眼神,每次掃過我身上,我都有被俯視的感覺。

    他似乎在對我說:“老師,你的秘密被我知道了。

    ” 這種煎熬終于在警察來到學校之後結束了。

     他們滿校園尋找證物,還找很多老師和學生問話,我也被叫去了,他們問了一些行程方面的問題,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在什麼地方做什麼,是否有能做證的人。

     我清楚他們在找誰,而且,我從來就沒想過隐瞞罪行方面的問題,所以我一點不在場的證明都沒有,我成了他們的頭号懷疑對象。

     但他們沒有證據,最關鍵的證物,他們一直沒有找到。

     直到他們問詢了村下義宏。

     那個白襯衫黑色長褲的少年從洽談室走出來之後,警察們就逮捕了我,擺在我面前的是敞開的糖罐,裡面一顆顆的眼球,怨毒地看着我,似乎有無數的話想要對我說。

     獄長,這就是我的故事,你還有什麼想問的嗎?哦,你問村下義宏跟警察說了什麼?這個我還真知道,是我的律師轉告給我的。

     警察問他有沒有覺得老師有什麼異常。

     村下隻跟警察說了一句話—— “先生有一隻很大的VIGAS糖罐,但他從來沒有發糖給我吃過,很小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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