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張曉鳴：在數字中發現曆史：曆史社會學與定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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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可能會導緻推斷失效(Kingetal.1994，91；BradyandCollier2004，41)。
因果推斷的第一個假定是因果效應同質性假定(causalhomogeneity)，該假定是指，給定同樣的自變量值，我們應該觀察到相同的因變量期望值(expectedvalue)。
也就是說，我們在不同樣本或者案例中都應該觀察到同樣的因果機制。
如果我們在不同樣本中，因果機制不一樣，比如該因果機制隻在某些樣本中或者某一時間段成立，那麼我們就無法用所有樣本進行統計推斷。
因此曆史社會學中的定量研究要注意不同曆史時段中因果機制的穩定性，以及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之間的關系（趙鼎新2021a，74）。
一般來說，隻有在宏觀結構比較穩定的前提下，我們所提出的因果機制才具有強解釋能力。
當宏觀結構出現總體變化時，微觀機制的重要程度以及作用方式也會發生變化。
此時，如果我們對于結構變化以及該變化對機制的影響不做分析，可能誇大我們所提出機制的解釋力。
如威默爾關于民族國家的研究，時間跨度将近兩百年(1816—2001)，其間帝國競争格局與主導意識形态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對民族主義性質的轉變産生了重要影響。
而威默爾的研究對這些宏觀結構變化及其互動關系卻缺乏細緻的分析，使得我們很難認定是民族主義的傳播導緻了帝國的垮台，還是帝國政治的變化導緻了民族主義的發展（趙鼎新2021c）。
當然，某些機制可能具有内在穩定性，對宏觀結構的變化不那麼敏感，如特欽等人提出的人口—結構機制對于解釋前現代農業帝國的垮台就具有很強的理論穩健性(Goldstone1991；Turchin2003)。
<注："人口—結構模型(Demographic-StructureTheory)認為（農業）帝國建立後，承平日久，不可避免帶來人口擴張，這産生了如下削弱帝國統治的機制：第一，在土地報酬率遞減的規律下，人口增長最終會超過土地承載力，導緻農業社會的人均産出下降；第二，平民人口增加，導緻地租上升，勞動力工資下降，平民與精英之間的不平等擴大，同時，青年群體失業率提高，将引發如糧食騷亂與勞資争議等社會不穩定現象；第三，精英人口增加，以及所控制土地的産出下降，促使精英加強對平民壓榨，也導緻精英間競争加劇，這進一步推動政治派系的形成，而無法進入體制内的精英群體，開始積累不滿情緒；第四，土地報酬率遞減與人均産出下降，削弱了國家财政汲取能力，逐漸臃腫的政府機構使得政府财政支出不堪重負，最終導緻政府對軍隊控制力下降。
此時，沒有被吸納進體制内且有政治抱負的精英與不滿的民衆結合導緻中央權威的崩潰與社會失序。
(Goldstone1991Turchin2003)通過對諸多帝國的定量分析，特欽發現這一規律在前現代社會十分穩健。
"> 因果推斷的第二個假設是條件獨立假設(ConditionalIndependenceAssumption,CIA)。
這個條件要求解釋變量的取值不受被解釋變量取值過程的影響，兩者的取值是獨立的(Kingetal.1994，94；ImbensandRubin2015，257)。
也就是說，那些影響到被解釋變量變化的因素，不能同時影響到解釋變量的變化，否則，我們無法證明被解釋變量的變化是由解釋變量的變化導緻的。
然而，我們關心的對象往往是由諸多社會因素所決定，因此解釋變量本身很難外生變化，那麼一個基本的策略就是進行變量控制。
當我們控制了那些明顯影響解釋變量發生變化的因素後，可以近似地認為解釋變量的變化是外生的，從而觀察解釋變量的變化如何導緻被解釋變量的變化。
當然，由于社會現象的複雜性，我們無法控制住所有影響因素，因此總會出現遺漏，而這種“遺漏變量”導緻的解釋變量内生性問題，也會影響到因果推斷的有效性，此時需要用到更精巧的研究設計來解決内生性問題，如上文提到的曆史自然實驗或者工具變量法。
因果推斷的第三個假定是觀測值獨立(IndependenceofObservations)，或者穩定的單位處理值假定(TheStableUnitTreatmentValueAssumption,SUTVA)。
這個假設要求不同樣本之間不存在相互影響，也就是說，a樣本中X事件是否發生，不會影響到b樣本中Y事件是否會發生。
<注："否則，我們無法獲知，b樣本中，Y事件的變化，是否是由b樣本中的X事件變化導緻的，還是由a樣本中的X事件導緻的。
">這個假設實際上排除了社會互動，盡管在一些情況下這是不現實的假定，尤其是當我們想要研究的對象是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或者某事件的溢出效應時。
如果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不是社會互動，而隻是樣本内的因果效應，那麼即便存在溢出效應，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統計方式來加以控制。
比如，使用空間自相關穩健标準誤(SpatialAutocorrelationConsistentStandardErrors)來調整空間溢出問題(Conley1999)，以及通過聚類穩健标準誤來處理時間維度的自相關問題。
另外一個應對策略是，我們可以選擇不在同一空間的主體作為分析樣本，這樣就直接回避了行為主體之間互動的可能，比如，使用地理上不相鄰的樣本。
此外，我們還可以用更高層級的單位作為我們的分析主體。
比如，當我們的分析單位為縣，而縣與縣之間存在溢出效應（學習、競争等互動行為），那麼我們可以使用市或者省為分析單位，這樣不同市或者不同省之間的縣互動頻率相對更低，以此減弱溢出效應的影響。
五 總結性評述 傳統曆史研究以時間序列為核心進行叙事，關注重要人物與事件的曆史展開，以及對後續事件的影響，而曆史社會學通過将結構與機制引入對曆史事件的分析，擴展了人們對重要曆史現象的解釋力，也為社會學經典議題提供了新理論與新思路，在最近幾十年受到了學界廣泛關注(Skocpol1984)。
然而，比較曆史分析一個廣受诟病的缺陷在于案例之間的可比性問題(Lieberson1991)，尤其是位于不同時空，在宏觀結構與微觀運行機制方面都存在諸多差異的案例。
這種比較方法會使得在一些案例中原本不重要的機制，在學者的理論關照下被提升到核心地位，從而忽視該機制背後的曆史情景。
學界的批評使得早期以“大結構、大過程和大比較”(Tilly1989)為重點的曆史社會學研究式微，學者開始關注曆史或然性、社會行動者的主體性以及核心事件與過程的曆史展開，而放棄了對結構的關注。
從這一角度來說，定量方法，尤其是其在研究設計上的進展，也許能夠幫助學者進行更有意義的比較分析，從而找回“結構”。
另外，目前實證研究已從單維度的數據結構，如時間序列與截面數據，發展到雙維度的數據結構，也就是既包含時間維度也包括空間（或單位）維度的面闆數據。
更豐富的數據結構使得學者可以同時利用時間與空間維度的變異來進行因果檢驗，避免了“沒有時間的橫向比較”導緻的缺乏曆史感（趙鼎新2019）。
同時，利用面闆數據結構特征，學者還可以通過固定效應排除一些不随時間或者空間變化的幹擾因素，如地理因素、宏觀瞬時沖擊等，這極大地降低了因果論證的難度。
盡管近些年曆史社會學廣泛使用定量數據與方法進行分析，但對因果推斷内生性以及研究設計的關注仍稍顯不足。
正如上文所述，定量方法的優勢不僅在于描述典型事實，更在于使用巧妙的研究設計幫助學者排除競争性假說，進行因果推斷。
尤其是近些年在定量社會科學廣泛采用的因果識别策略，如雙重差分、斷點回歸與工具變量法，極大地改進了定量研究的可信度與嚴謹性，而曆史社會學的研究尚未完全吸收這些前沿進展（AngrisandPischke2010；Gangl2010；陳雲松、範曉光2010）。
這種“忽視”也許是由學科特點決定的。
一方面，曆史社會學的曆史屬性使得學者較難收集系統的定量數據，而早期曆史社會學者又較為關注宏觀跨國案例，這使得研究對象缺乏足夠的差異性與樣本量，從而無法進行統計推斷。
另一方面，新一波的曆史社會學将文化與意義等因素引入研究之中，關注行動主體與曆史的或然性，而這些概念往往難以量化，這無疑也限制了定量方法的使用（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嚴飛2019；郦菁2020；錢力成2020）。
盡管如此，定量方法在因果論證方面的獨特優勢仍值得更多的重視。
<注："值得注意的是，複雜的定量因果識别策略要求學者能夠找到恰當的研究場景，比如某種曆史外生沖擊。
然而不是所有的研究議題都可以找到外生沖擊以便使用最新的定量技術，這種“方法導向”的研究取向會限制學者的選題，因此曆史社會學對前沿定量方法的“保守性”一定程度讓學者避免研究方法對學術想象力的束縛。
"> 社會現象往往是複雜的，多種因素交互塑造了我們的經驗研究對象。
多因多果是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征。
定量方法雖然在識别相關關系、應對因果識别中的内生性挑戰等方面着力甚多，然而統計分析隻能告訴我們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否具有概率學意義。
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征提醒學者要對曆史情景以及因果傳導鍊條有充分讨論，即哪一個機制、如何起作用，其背後的結構性條件為何，以及同樣的因果關系在不同場景下的異質性等等（Clemens2007；趙鼎新2021b）。
而這些正是定性曆史社會學者所推崇的“置于曆史情景之中的案例比較”(contextualizedcomparison)與對因果鍊條的“過程追蹤法”(ProcessTracing)的優勢所在(MahoneyandThelen2015)。
更重要的是，方法要服務于問題，根據不同類型的研究問題以及發問方式，需要靈活采取不同論證工具。
總而言之，綜合定量與定性方法進行論證，充分還原曆史場景的複雜性以及規律性應是可取的方向。
【參考文獻】 陳雲松、範曉光，2010，《社會學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問題——測估社會互動的因果效應研究綜述》，《社會》第4期。
陳志武，2016，《量化曆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清史研究》第4期。
甘懷真著，2012，《身份、文化與權力——世族研究新探》，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侯旭東，2002，《北朝“三長制”四題》，《中國史研究》第4期。
郦菁，2020，《知識研究與曆史社會學》，《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期。
林展、陳志武，2021，《量化曆史與新史學——量化曆史研究的步驟和作為新史學的價值》，《史學理論研究》第1期。
毛漢光著，1988，《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錢力成，2020，《曆史社會學中的文化與意義》，《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期。
嚴飛，2019，《曆史社會學的第四波思潮：議題與趨勢》，《廣東社會科學》第3期。
張揚，2020，《曆史變遷中的因果性與耦合性》，《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期。
趙鼎新，2019，《時間、時間性與智慧：曆史社會學的真谛》，《社會學評論》第1期。
——，2021a，《什麼是社會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b，《質性社會學研究的差異性發問和發問藝術》，《社會學研究》第5期。
——，2021c，《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态：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二十一世紀》第188期。
周一良著，1997，《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朱天飚，2015，《〈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與定性研究》，《公共行政評論》第4期。
Abrams,Philip.1982.HistoricalSociology.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 Acemoglu,DaronandJamesA.Robinson.2000.“PoliticalLosersasaBarriertoEconomic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90(2):126—130. Acemoglu,Daron.,D.Cantoni,S.Johnson,andJames.A.Robinson.2010.“FromAncienRegimetoCapitalism:theFrenchRevolutionasaNaturalExperiment”.fromJaredDiamond,andJamesA.Robinson(ed.).NaturalExperimentsof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11.“TheConsequencesofRadicalReform:TheFrenchRevolu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101(7):3286—3307. Adams,AnnJulia,ElisabethStephanieClemens,SholaOrloff,andGeorgeSteinmetz.2005.RemakingModernity:Politics,History,andSociology.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 Angrist,JoshuaD.,andJörn-SteffenPischke.2008.MostlyHarmlessEconometr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2010.“TheCredibilityRevolutioninEmpiricalEconomics:HowBetterResearchDesignisTakingtheConoutofEconometric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4(2):3—30. Anderson,Benedict.1991.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Verso. Bates,RobertH.,AvnerGreif,MargaretLevi,Jean-LaurentRosenthal,andBarryR.Weingast,1998.Analytic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Brady,HenryE.,andDavidCollier(ed.).2004.RethinkingSocialInquiry:DiverseTools,SharedStandards.WashingtonDC: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 Cantoni,Davide,andNoamYuchtman,2021.“HistoricalNaturalExperiments:BridgingEconomicsandEconomicHistory.”fromA.BisinandG.Federico(ed.).TheHandbookofHistoricalEconomics.SaltLakeCity:AcademicPress
因果推斷的第一個假定是因果效應同質性假定(causalhomogeneity)，該假定是指，給定同樣的自變量值，我們應該觀察到相同的因變量期望值(expectedvalue)。
也就是說，我們在不同樣本或者案例中都應該觀察到同樣的因果機制。
如果我們在不同樣本中，因果機制不一樣，比如該因果機制隻在某些樣本中或者某一時間段成立，那麼我們就無法用所有樣本進行統計推斷。
因此曆史社會學中的定量研究要注意不同曆史時段中因果機制的穩定性，以及宏觀結構與微觀機制之間的關系（趙鼎新2021a，74）。
一般來說，隻有在宏觀結構比較穩定的前提下，我們所提出的因果機制才具有強解釋能力。
當宏觀結構出現總體變化時，微觀機制的重要程度以及作用方式也會發生變化。
此時，如果我們對于結構變化以及該變化對機制的影響不做分析，可能誇大我們所提出機制的解釋力。
如威默爾關于民族國家的研究，時間跨度将近兩百年(1816—2001)，其間帝國競争格局與主導意識形态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對民族主義性質的轉變産生了重要影響。
而威默爾的研究對這些宏觀結構變化及其互動關系卻缺乏細緻的分析，使得我們很難認定是民族主義的傳播導緻了帝國的垮台，還是帝國政治的變化導緻了民族主義的發展（趙鼎新2021c）。
當然，某些機制可能具有内在穩定性，對宏觀結構的變化不那麼敏感，如特欽等人提出的人口—結構機制對于解釋前現代農業帝國的垮台就具有很強的理論穩健性(Goldstone1991；Turchin2003)。
<注："人口—結構模型(Demographic-StructureTheory)認為（農業）帝國建立後，承平日久，不可避免帶來人口擴張，這産生了如下削弱帝國統治的機制：第一，在土地報酬率遞減的規律下，人口增長最終會超過土地承載力，導緻農業社會的人均産出下降；第二，平民人口增加，導緻地租上升，勞動力工資下降，平民與精英之間的不平等擴大，同時，青年群體失業率提高，将引發如糧食騷亂與勞資争議等社會不穩定現象；第三，精英人口增加，以及所控制土地的産出下降，促使精英加強對平民壓榨，也導緻精英間競争加劇，這進一步推動政治派系的形成，而無法進入體制内的精英群體，開始積累不滿情緒；第四，土地報酬率遞減與人均産出下降，削弱了國家财政汲取能力，逐漸臃腫的政府機構使得政府财政支出不堪重負，最終導緻政府對軍隊控制力下降。
此時，沒有被吸納進體制内且有政治抱負的精英與不滿的民衆結合導緻中央權威的崩潰與社會失序。
(Goldstone1991Turchin2003)通過對諸多帝國的定量分析，特欽發現這一規律在前現代社會十分穩健。
"> 因果推斷的第二個假設是條件獨立假設(ConditionalIndependenceAssumption,CIA)。
這個條件要求解釋變量的取值不受被解釋變量取值過程的影響，兩者的取值是獨立的(Kingetal.1994，94；ImbensandRubin2015，257)。
也就是說，那些影響到被解釋變量變化的因素，不能同時影響到解釋變量的變化，否則，我們無法證明被解釋變量的變化是由解釋變量的變化導緻的。
然而，我們關心的對象往往是由諸多社會因素所決定，因此解釋變量本身很難外生變化，那麼一個基本的策略就是進行變量控制。
當我們控制了那些明顯影響解釋變量發生變化的因素後，可以近似地認為解釋變量的變化是外生的，從而觀察解釋變量的變化如何導緻被解釋變量的變化。
當然，由于社會現象的複雜性，我們無法控制住所有影響因素，因此總會出現遺漏，而這種“遺漏變量”導緻的解釋變量内生性問題，也會影響到因果推斷的有效性，此時需要用到更精巧的研究設計來解決内生性問題，如上文提到的曆史自然實驗或者工具變量法。
因果推斷的第三個假定是觀測值獨立(IndependenceofObservations)，或者穩定的單位處理值假定(TheStableUnitTreatmentValueAssumption,SUTVA)。
這個假設要求不同樣本之間不存在相互影響，也就是說，a樣本中X事件是否發生，不會影響到b樣本中Y事件是否會發生。
<注："否則，我們無法獲知，b樣本中，Y事件的變化，是否是由b樣本中的X事件變化導緻的，還是由a樣本中的X事件導緻的。
">這個假設實際上排除了社會互動，盡管在一些情況下這是不現實的假定，尤其是當我們想要研究的對象是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或者某事件的溢出效應時。
如果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不是社會互動，而隻是樣本内的因果效應，那麼即便存在溢出效應，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統計方式來加以控制。
比如，使用空間自相關穩健标準誤(SpatialAutocorrelationConsistentStandardErrors)來調整空間溢出問題(Conley1999)，以及通過聚類穩健标準誤來處理時間維度的自相關問題。
另外一個應對策略是，我們可以選擇不在同一空間的主體作為分析樣本，這樣就直接回避了行為主體之間互動的可能，比如，使用地理上不相鄰的樣本。
此外，我們還可以用更高層級的單位作為我們的分析主體。
比如，當我們的分析單位為縣，而縣與縣之間存在溢出效應（學習、競争等互動行為），那麼我們可以使用市或者省為分析單位，這樣不同市或者不同省之間的縣互動頻率相對更低，以此減弱溢出效應的影響。
五 總結性評述 傳統曆史研究以時間序列為核心進行叙事，關注重要人物與事件的曆史展開，以及對後續事件的影響，而曆史社會學通過将結構與機制引入對曆史事件的分析，擴展了人們對重要曆史現象的解釋力，也為社會學經典議題提供了新理論與新思路，在最近幾十年受到了學界廣泛關注(Skocpol1984)。
然而，比較曆史分析一個廣受诟病的缺陷在于案例之間的可比性問題(Lieberson1991)，尤其是位于不同時空，在宏觀結構與微觀運行機制方面都存在諸多差異的案例。
這種比較方法會使得在一些案例中原本不重要的機制，在學者的理論關照下被提升到核心地位，從而忽視該機制背後的曆史情景。
學界的批評使得早期以“大結構、大過程和大比較”(Tilly1989)為重點的曆史社會學研究式微，學者開始關注曆史或然性、社會行動者的主體性以及核心事件與過程的曆史展開，而放棄了對結構的關注。
從這一角度來說，定量方法，尤其是其在研究設計上的進展，也許能夠幫助學者進行更有意義的比較分析，從而找回“結構”。
另外，目前實證研究已從單維度的數據結構，如時間序列與截面數據，發展到雙維度的數據結構，也就是既包含時間維度也包括空間（或單位）維度的面闆數據。
更豐富的數據結構使得學者可以同時利用時間與空間維度的變異來進行因果檢驗，避免了“沒有時間的橫向比較”導緻的缺乏曆史感（趙鼎新2019）。
同時，利用面闆數據結構特征，學者還可以通過固定效應排除一些不随時間或者空間變化的幹擾因素，如地理因素、宏觀瞬時沖擊等，這極大地降低了因果論證的難度。
盡管近些年曆史社會學廣泛使用定量數據與方法進行分析，但對因果推斷内生性以及研究設計的關注仍稍顯不足。
正如上文所述，定量方法的優勢不僅在于描述典型事實，更在于使用巧妙的研究設計幫助學者排除競争性假說，進行因果推斷。
尤其是近些年在定量社會科學廣泛采用的因果識别策略，如雙重差分、斷點回歸與工具變量法，極大地改進了定量研究的可信度與嚴謹性，而曆史社會學的研究尚未完全吸收這些前沿進展（AngrisandPischke2010；Gangl2010；陳雲松、範曉光2010）。
這種“忽視”也許是由學科特點決定的。
一方面，曆史社會學的曆史屬性使得學者較難收集系統的定量數據，而早期曆史社會學者又較為關注宏觀跨國案例，這使得研究對象缺乏足夠的差異性與樣本量，從而無法進行統計推斷。
另一方面，新一波的曆史社會學将文化與意義等因素引入研究之中，關注行動主體與曆史的或然性，而這些概念往往難以量化，這無疑也限制了定量方法的使用（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嚴飛2019；郦菁2020；錢力成2020）。
盡管如此，定量方法在因果論證方面的獨特優勢仍值得更多的重視。
<注："值得注意的是，複雜的定量因果識别策略要求學者能夠找到恰當的研究場景，比如某種曆史外生沖擊。
然而不是所有的研究議題都可以找到外生沖擊以便使用最新的定量技術，這種“方法導向”的研究取向會限制學者的選題，因此曆史社會學對前沿定量方法的“保守性”一定程度讓學者避免研究方法對學術想象力的束縛。
"> 社會現象往往是複雜的，多種因素交互塑造了我們的經驗研究對象。
多因多果是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征。
定量方法雖然在識别相關關系、應對因果識别中的内生性挑戰等方面着力甚多，然而統計分析隻能告訴我們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否具有概率學意義。
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征提醒學者要對曆史情景以及因果傳導鍊條有充分讨論，即哪一個機制、如何起作用，其背後的結構性條件為何，以及同樣的因果關系在不同場景下的異質性等等（Clemens2007；趙鼎新2021b）。
而這些正是定性曆史社會學者所推崇的“置于曆史情景之中的案例比較”(contextualizedcomparison)與對因果鍊條的“過程追蹤法”(ProcessTracing)的優勢所在(MahoneyandThelen2015)。
更重要的是，方法要服務于問題，根據不同類型的研究問題以及發問方式，需要靈活采取不同論證工具。
總而言之，綜合定量與定性方法進行論證，充分還原曆史場景的複雜性以及規律性應是可取的方向。
【參考文獻】 陳雲松、範曉光，2010，《社會學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問題——測估社會互動的因果效應研究綜述》，《社會》第4期。
陳志武，2016，《量化曆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清史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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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2019，《曆史社會學的第四波思潮：議題與趨勢》，《廣東社會科學》第3期。
張揚，2020，《曆史變遷中的因果性與耦合性》，《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2期。
趙鼎新，2019，《時間、時間性與智慧：曆史社會學的真谛》，《社會學評論》第1期。
——，2021a，《什麼是社會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b，《質性社會學研究的差異性發問和發問藝術》，《社會學研究》第5期。
——，2021c，《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态：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二十一世紀》第188期。
周一良著，1997，《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朱天飚，2015，《〈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與定性研究》，《公共行政評論》第4期。
Abrams,Philip.1982.HistoricalSociology.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 Acemoglu,DaronandJamesA.Robinson.2000.“PoliticalLosersasaBarriertoEconomicDevelop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90(2):126—130. Acemoglu,Daron.,D.Cantoni,S.Johnson,andJames.A.Robinson.2010.“FromAncienRegimetoCapitalism:theFrenchRevolutionasaNaturalExperiment”.fromJaredDiamond,andJamesA.Robinson(ed.).NaturalExperimentsof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11.“TheConsequencesofRadicalReform:TheFrenchRevolu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101(7):3286—3307. Adams,AnnJulia,ElisabethStephanieClemens,SholaOrloff,andGeorgeSteinmetz.2005.RemakingModernity:Politics,History,andSociology.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 Angrist,JoshuaD.,andJörn-SteffenPischke.2008.MostlyHarmlessEconometr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2010.“TheCredibilityRevolutioninEmpiricalEconomics:HowBetterResearchDesignisTakingtheConoutofEconometric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4(2):3—30. Anderson,Benedict.1991.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Verso. Bates,RobertH.,AvnerGreif,MargaretLevi,Jean-LaurentRosenthal,andBarryR.Weingast,1998.Analytic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Brady,HenryE.,andDavidCollier(ed.).2004.RethinkingSocialInquiry:DiverseTools,SharedStandards.WashingtonDC: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 Cantoni,Davide,andNoamYuchtman,2021.“HistoricalNaturalExperiments:BridgingEconomicsandEconomicHistory.”fromA.BisinandG.Federico(ed.).TheHandbookofHistoricalEconomics.SaltLakeCity:Academic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