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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見。

    ” “大人就是能看見。

    ”她固執地堅持,“蜂蜜看不見,可是蜂蜜長成大人了以後,就不是蜂蜜了!” 原來如此,蜂蜜現在看不見耳朵,有些大人也看不見,但是長成大人以後的蜂蜜,因為不是蜂蜜了,所以那個不是蜂蜜的大人蜂蜜一定看得見自己的耳朵。

     我張口結舌地看着她,我的确無法給她解釋,長成大人的蜂蜜為什麼還是蜂蜜。

    我同樣不會解釋,大人其實也很無能,即使已經是大人了,不可能的事情也還是不可能。

    也許我的表情已經困惑到不像是一個大人,所以她隻好又一次擺動着小腿,再度踢我,而我甚至忘記了攔截她。

     崔蓮一拿着氣球,遠遠地沖我們走過來。

    我隻是在想——等成蜂蜜長大了,我還有機會告訴她今天這件事嗎?關于變成大人的蜂蜜,到底還是不是蜂蜜——這個問題,值得有人替她記住。

    這是我頭一回極為認真地想象,如果真的長久地跟崔蓮一在一起,會是怎樣的? 我确定,跟我相處的時候,崔蓮一是開心的。

    我不能确定的隻是,她是否更希望我假裝成蜂蜜不存在?正因為拿不準這件事,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是在她主動提起蜂蜜的時候,才接着她的話頭聊幾句。

    可是成蜂蜜是一個如此鮮明生動的小家夥,我不相信有誰見過了她試圖動耳朵,奮力擠壓蘋果臉的那個小表情之後,還能忘記她。

    那麼,我究竟該不該讓崔蓮一知道這個?她會不會以為這不過是為了讨她一時開心的巧言令色? 那天晚上我問老楊:成為爸爸,到底是種什麼樣的感覺? 把崔蓮一和蜂蜜送回家以後,我就徑直去了老楊那裡。

    我今天需要和老楊聊聊。

    楊嫂跟閨蜜出門聚餐了,客廳裡雖然一片狼藉,但是難得安靜——因為他的雙胞胎兒子在隔壁房間聚精會神地打遊戲。

    老楊一邊尋找着開瓶器,一邊回答我:“這我可回答不了,我一下就成了兩個小孩的爸爸。

    ”我們相識十五年,他一直就有辦法在我試圖認真嚴肅地讨論一下人生的時候,輕而易舉,讓我覺得這其實毫無意義。

    果然緊接着,他就對着我面前那個櫃子擡了擡下巴:“我說大熊……你去那個抽屜裡幫我翻翻開瓶器在不在,一進門你就像個大爺一樣坐在那兒……成為兩個小孩的爸爸的後果就是,見不得一個成年人一動不動,不幫忙幹活兒。

    ” 這十五年,老楊剛好見證過我的兩次婚姻,換句話說,我成年之後幾乎所有丢臉的瞬間,身邊都少不了老楊默默注視的眼睛。

    好在,大多數的恥辱時刻,他都會和我一起喝醉,所以我衷心希望酒醒之後他會忘記一切。

    我第一次結婚的時候二十四歲,碩士還沒畢業,那個暑假我要回國實習,老楊是提前畢業榮歸故裡——老楊其實大我很多,但是在碩士班裡我們是同學,我是在那邊讀完大學升了碩士,他則是在國内工作了好幾年之後憤而辭職出來讀書的,隻不過他待了兩年多,就又迫不及待地憤而回國了,聲稱世界這麼大,原來哪裡都是鬼地方。

     我們幾個人結伴去大理旅行,一行人裡有我和老楊這樣的老相識,也有不那麼熟的朋友帶來的朋友,其中一個初次見面的姑娘後來成了我的前妻。

    那幾天我們玩得太開心了,雖然如今我甚至記不起大理到底都有什麼景點,卻依然記得當時那種喜悅。

    到了第三天夜裡,在我們住的民宿的回廊上面,我和她并排坐着,我們腳邊放着一提啤酒,她已微醺,我臉上有點熱,就在談天說地的時候她突然問我:“大熊,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她要我和她結婚。

     她放下一飲而盡的啤酒罐,抹了抹嘴唇,對我一笑,問我:“可以嗎?”她那個時候的笑容很好看,于是我說:“行。

    ” 除了我,沒有人相信她嘴裡的那個故事。

    她比我大五歲,那一年二十九。

    她的家庭比較複雜,總之她從小跟奶奶相依為命,與父母都不算很熟。

    她有一個相處了十年的初戀男友,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已經在奶奶眼前出雙入對,不過就在她出來旅行的兩個月前,他們分手了,過程慘烈,且不體面——然而奶奶并不知道,事實上奶奶經過了兩度腦出血,記憶和語言功能已經嚴重損失,可是奶奶依然記得,九月是他們倆原本約定去領證結婚的日子。

    于是擺在她面前的任務便成了在九月之前找到一個替補隊員上場。

    當然,結婚證上面的照片并不是那張奶奶看了十年的臉——隻是她說,那個沒那麼重要,奶奶的意識大多時候都比較糊塗;以及,奶奶其實并不那麼在乎這個人是誰,奶奶知道自己要走了,奶奶隻是需要在遠行之前能夠放心。

     我隻能說,如果她是在編故事,至少這個故事我認為說得通。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火速地告别小團體回去她老家的民政局,我們那幾個旅伴建立起來的小烏托邦迅速地分崩離析。

    老楊發了瘋一樣一腳踹翻了桌子,質問那個朋友為什麼要不負責任地帶來一個騙子,其餘勸架的人紛紛在說公道話,這不能全怪騙子,老楊你帶來的那個傻子也實在太好騙了,騙子一時技癢也是沒有辦法……然而那個時候,我已經跟着她去到了長江邊上的某個小城,對着一個病床上面目模糊的老太太尴尬地微笑着。

    那間病房昏暗殘舊,老太太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她已經不能說話,在她試圖更用力一點的時候,她枯瘦的手指卻不聽話地顫抖着松開了,于是我知道,她的一生一定因為吃過很多苦,所以無比漫長。

     是的,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不能說服我的第一任前妻去做一張假的結婚證。

    我當時是這麼想的:僞造證件是違法行為,但是跟一個不怎麼認識的人結婚,是法律賦予我的權利。

    後來我們一别兩寬,沒什麼聯系,再度見面是一年後了,我跟着她回去操辦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