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官渡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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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初沒有聽從田豐的意見本來還多少有點感到羞慚，但這時有個謀士在他面前進讒，說田豐得知他大敗而回的消息後，在那裡拍手大笑，為自己把話說對了高興。
這一下把袁紹心中的嫉恨之火撩撥了起來，于是不加分辨，對身邊的僚屬說：“我不聽田豐的勸告，果然落到被他恥笑的地步！”立即下令将田豐殺了。
當初曹操聽說田豐被袁紹關了起來，沒有随軍南下，就高興地說：“袁紹一定是會被我打敗的！” 等到袁紹大敗北逃，曹操又說：“如果當初袁紹能用田别駕的計謀，勝負還很難說啊！” 可見，曹操對袁紹帳下的謀士，實際上要比袁紹更為了解。
曹操大獲全勝後，立即向獻帝上表告捷。
表文說： 大将軍邺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祿之數。
又紹與臣書雲：“可都鄄城，當有所立。
”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
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雲：“今海内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征，當在尊兄。
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玺，會曹操斷道。
”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兇逆無道，乃至于此。
辄勒兵馬，與戰官渡。
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将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
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辎重财物巨億。
“任長”，即任縣的長官。
當時人口萬戶以上的縣，其行政首長稱令，萬戶以下的縣，則稱長。
“命祿之數”，謂天命祿位的定數。
袁紹欲立劉虞為帝時，曾派前任任長畢瑜到劉虞那裡去，說他稱帝是上天的旨意。
“擅鑄金銀印”，指袁紹籌劃在鄄城建立新朝廷，擅自鑄造百官所用的印，準備任用百官。
當時百官所用的印，因官爵等級不同，有金質、銀質、銅質的區别，大小也不相等。
“孝廉”，東漢選舉官吏的一種科目，郡國滿二十萬戶，每年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用官職。
“計吏”，州郡裡的屬官，負責每年向朝廷呈報所在州郡的戶口、屯田、賦稅和盜賊等事務。
“從弟”，即堂弟。
“南兄”，指袁術。
“北兄”即指袁紹。
報告前部曆叙袁紹謀立劉虞為帝、謀在鄄城建立新都及袁術圖謀擁戴袁紹為帝等事實，言之鑿鑿，從而有力地展示了袁紹雖“累世受國重恩”而“兇逆無道”的罪惡，為自己“辄勒兵馬，與戰官渡”的行動大張其本，說明了讨袁的正義性。
後部羅列輝煌戰果，不言己功而己功自明。
“巨億”，指十萬以上，言其極多。
全文純用事實說話，無虛報浮誇之弊，也無志滿意驕之嫌，是一篇非常實在的文字。
這份表文，算是為曹操的官渡之戰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号。
七“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官渡之戰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列舉的我國曆史上“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著名戰例之一。
戰争的勝負取決于雙方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的條件，但首當其沖的是雙方軍事實力的較量。
曹操在官渡之戰中，實力明顯不如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絕對優勢的袁紹，但他卻以少擊衆、以劣勢對優勢并最終大獲全勝，其取勝之道是值得後人很好地深思的。
從軍隊人數來講，曹操的軍隊要比袁紹少得多。
袁紹的兵力，《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有“衆十餘萬”，同書《袁紹傳》說有“衆數十萬”，從中挑選了“精卒十萬，騎萬匹，将攻許”，《後漢書·袁紹傳》的說法與此相同。
而曹操的兵力，《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是“不滿萬”人，其中還“傷者十二三”，同書《荀彧傳》載荀彧給曹操的答書也說曹操是“以十分居一之衆”抗擊袁紹，《後漢書·荀彧傳》的說法與此相同。
曹操兵力不滿一萬的說法，恐非事實，南朝宋時的裴松之即已對此說表示懷疑，并在《三國志》注中作了比較詳盡的分析。
裴松之認為，曹操初起兵時，即已有兵五千，此後百戰百勝，敗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但一破黃巾，又接受降卒三十餘萬，此後不斷吞并敵對勢力，雖然每次征戰都有死傷，但至官渡之戰時不應少到如此地步。
裴松之還進一步就官渡之戰時雙方對抗的具體情勢提出質疑，認為，其時袁紹有兵十餘萬，曹操再有謀略，也無法以數千之兵與之長期對峙；而且，袁紹屯營東西數十裡，曹操能夠擺開陣勢與之對抗，可見其兵力不會太少，這是其一；其二，如果袁紹有十倍于曹操的兵力，理應盡力固守，斷絕内外，而曹操竟能先派徐晃襲擊糧車，後又親自帶兵襲擊烏巢，往來自如，并無阻隔不通的事情，可見袁紹并不能對曹操加以控制，這也說明曹操的兵力不會太少；其三，史籍稱曹操活埋袁紹降卒八萬（一說七萬），如果八萬人奔散起來，八千人是無法控禦的，而袁紹的幾萬士兵竟然束手待斃，是靠什麼力量來控禦的呢？這也說明曹操的兵力不會太少。
最後，裴松之還提出了《三國志》所以這樣記載的原因，認為恐怕是“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
應當說，裴松之的質疑和分析是有道理的。
不過，總的說來，不能否認袁強曹弱的事實，雙方之間的人數不僅有差距，而且有較大的差距，估計曹操的軍隊最多不會超過三四萬人。
沮授曾對袁紹說：“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
”也是承認了北兵在人數上比南兵衆多的事實的。
如果不是在人數上存在較大差距，曹操就不會在糧少利于速決的情況下，去與袁紹堅壁相持，甚至中途産生撤兵的想法了。
從軍隊的裝備來講，曹操與袁紹有很大差距。
曹操後來曾發布過一道《軍策令》，其中談到官渡之戰時雙方裝備的情況： 袁本初铠萬領，吾大铠二十領；本初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
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兵破之。
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
無論是人穿的铠甲還是馬披的铠甲，曹操都比袁紹要少得多。
曹操見自己的铠甲少，幹脆舍去不用，而以奇兵打敗了敵人。
一是士卒精練，二是出了奇兵，從而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彌補了物質條件的不足。
文字雖短，卻已大體總結了官渡之戰所以能夠取勝的經驗。
此外，袁紹有戰馬萬匹，而曹操加上後來司隸校尉鐘繇從關中送來的戰馬二千餘匹，大概也隻有三千匹左右。
其餘攻防所用的武器、器械等袁紹當也比曹操多得多。
從經濟力量來講，曹操占領的兖、豫二州自董卓之亂以來，農業生産遭受了相當嚴重的破壞，後來雖在許都附近地區實行了屯田，到這時已實行了四五年光景，但由于戰争連續不斷，糧食消耗驚人，以至曹操在官渡同袁紹相持到許攸來奔時，隻剩下能維持一個月的軍糧。
而袁紹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人口衆多，農業較發達，其中尤以冀州為最，是人力物力補給基地。
袁紹第一次從河北運來糧食數千車，被曹操燒毀後，緊接着又運來一萬多車，可見其經濟實力、軍糧儲備是遠比曹操要充裕的。
從後方的安定來說，兖、豫二州是四戰之地，占領後要鞏固比較困難，在官渡對峙的最困難的日子，兩州的不少郡縣起而反叛，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同時，曹操雖已先後擊敗或消滅袁術、呂布和劉備，收降了張繡，可南邊還有劉表和孫堅，還不能說完全消除了後顧之憂。
而袁紹占領的河北，有山河之固，同北面的烏桓、鮮卑等族保持着和親關系，後方較為穩定。
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條件，也是曹操所不具備的。
以上條件曹操都不如袁紹，但他卻幹淨利落、徹徹底底地把袁紹打敗了，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他長期以來，特别是迎獻帝都許以來多方努力的必然結果。
這種努力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推行屯田，既解決了流民問題，有利于後方的安定，同時也找到了一條恢複農業生産、解決軍糧問題的有效途徑。
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軍糧不足，但如果不推行屯田，則不僅僅是軍糧不足的問題，能否進行這一場大規模的曠日持久的戰鬥都将成為問題。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派典農中郎将任峻主管軍器供應和糧食運輸，所運輸的糧食很可能多半是積貯在各地的屯田區域内所收獲的糧食。
袁紹也想截斷曹軍糧道，曾多次派兵攻擊搶掠，任峻為此想出了一個對付的辦法。
他以一千輛糧車為一部，分十部并進，每隊用兩層軍隊護衛，從而有效地保證了運糧車隊的安全。
二是在官渡之戰前，當機立斷攻取徐州，擒殺呂布，趕走劉備，降伏張繡，穩定關中，從而有效地解決了避免兩線作戰的問題。
劉表、孫堅雖然虎踞南面，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排除後顧之憂，但劉表胸無大志，坐守成業，孫策後來被刺身亡，都沒有對曹操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威脅。
在官渡之戰期間，曹操還派遣部将臧霸多次帶兵進入青州，穩定了東部局勢。
鎮守關中的司隸校尉鐘繇，則不僅招撫流民恢複和發展了農業生産，争取馬騰、韓遂暫時歸附了朝廷，使曹操免除了西顧之憂，還在曹操兵少糧缺的關鍵時刻，挑選了兩千多匹戰馬送到官渡，給了曹操以有力支援。
曹操為此異常高興，當即給鐘繇寫去了一封信： 所得送馬，甚應其急。
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
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适當爾。
“關右”，指函谷關以西之地，亦即關中。
蕭何是漢高祖劉邦的重要輔佐者，楚漢戰争時期留守關中，負責士卒和糧饷的補給，支援前線作戰，為劉邦戰勝項羽，建立漢朝，作出了重大貢獻。
曹操将鐘繇的“送馬”與蕭何的“足食成軍”相提并論，對其功勞作了高度評價。
這件事說明，曹操不僅沒有陷入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周邊地區的支持。
相反，袁紹雖然也想開辟第二戰場，但卻始終未能奏效。
官渡會戰前，袁紹想拉攏劉表和張繡，未能取得成功。
後來，劉辟、龔都及兖、豫二州的一些郡縣背叛曹操，這又給袁紹提供了一個開辟第二戰場的機會。
對這個機會，袁紹本來也想加以利用，但他對部下分兵南下乘虛攻擊許都的建議一再加以拒絕，主觀上想在官渡把曹軍一鍋端下，因此下的決心不大，僅派與之存有異心的劉備帶了不多的兵力，前去與劉辟等人配合，因此也未能收到多大效果。
袁紹在這個問題上的失算，在客觀上幫了曹操的忙，使曹操得以在官渡全力以赴，最終奪取了戰争的勝利。
由于曹操做了比較充分的政治準備和軍事準備，因而為官渡之戰的勝利奠定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
而當戰鬥正式打響後，曹操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又為奪取戰争的勝利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首先，曹操對戰争的全局作了通盤考慮，先後派兵攻占了射犬、延津、白馬等戰略要地，使自己在戰争的初期獲取了主動。
其次，曹操根據敵我雙方的情況，審時度勢，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果斷捕捉有利于自己的戰機，從而節節奪取戰争的勝利。
他先用聲東擊西的戰術，取得白馬大捷；接着用誘敵之術，殲滅了袁紹的追兵。
首戰的勝利挫傷了敵軍的銳氣，但自己的力量仍處于劣勢，于是曹操又先退一步，固守官渡，以少量的兵力拖住大量敵人，耐心尋求有利的戰機。
最後，因許攸來奔而深入摸清了敵情，于是及時抓住戰機，集中兵力，避實擊虛，以輕騎奔襲烏巢；在烏巢面臨腹背受敵的危急時刻，又毫不動搖，厲兵奮擊，終于抓住袁紹援軍将到未到的短暫機會，擊敗了淳于瓊，燒毀了袁軍囤糧；接着乘袁軍軍心動搖、内部分裂的時機，發起全面反攻，最後終于取得了決戰的勝利。
靈活、機動和果斷，這些優秀指揮員必備的素質在這場戰争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相比之下，袁紹在指揮上就顯得辦法不多，十分被動。
他自恃兵力衆多，企圖全線推進，直搗許都，結果十萬大軍被牽制于官渡。
在官渡期間，他又隻知正面強攻，一再拒絕部下迂回敵後的建議，使全軍進退失據，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在決戰關頭，又缺乏頭腦，沒有把主力用于具有決定意義的烏巢方向，而是繼續攻打已經攻了數月也不見有進展的曹軍官渡陣地，結果弄到全軍覆沒的地步。
曹操的出色指揮，固然和他本人的軍事才能有關，但也和他知人善任、注意聽取部下正确意見的品質态度有着非常重要的關系。
聲東擊西解除白馬之圍是由于他聽取了荀攸的意見，堅守官渡是由于他聽取了荀彧的意見，出擊烏巢是由于他聽取了許攸、荀攸和賈诩的意見。
可以說，官渡之戰的每一個勝利，都有着曹操謀士獻計獻策的功勞，也有着曹操言聽計從、從谏如流的功勞。
相比之下，袁紹在這方面就做得太差。
田豐、沮授、許攸和張郃等人都曾向他提出過非常重要、如果加以采納實施很可能使戰局發生重大改觀的意見，可他一次也沒有聽從。
袁紹外表寬和閑雅、落落大度，憂喜不形于色，但内心狹隘猜忌，性情剛愎傲慢，自以為是，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好謀無決，遲疑誤事，這種種毛病，都在這場關系生死存亡的戰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與曹操的好謀多決、集思廣益形成了鮮明對照。
後來諸葛亮在隆中對劉備說：“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這可以說是鞭辟入裡、一針見血的見解。
曹操的勝利，還跟全體将士同仇敵忾、奮勇殺敵的精神有很大關系，這又跟袁紹内部不團結、特别是幾個主要謀士之間意見分歧、甚至彼此拆台、最後導緻全軍分崩離析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
老百姓的支持自然也是一個重要條件。
曹丕即帝位後，曾在黃初二年（221）下過一道《複颍川一年田租诏》，诏中追憶說： 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
老少一齊出動，參軍參戰，支援前線，不難想見一時盛況。
官渡之戰是曹操統一北方的關鍵一戰。
這一戰不僅消滅了袁紹主力，使袁紹從此一蹶不振，而且使整個北方受到震動，冀州各郡在袁紹戰敗後紛紛倒戈，獻城投降曹操。
曹操對袁紹的劣勢轉化成了優勢，接下來，便是如何進一步消滅袁氏殘餘勢力，實現北方統一的問題了。
這一下把袁紹心中的嫉恨之火撩撥了起來，于是不加分辨，對身邊的僚屬說：“我不聽田豐的勸告，果然落到被他恥笑的地步！”立即下令将田豐殺了。
當初曹操聽說田豐被袁紹關了起來，沒有随軍南下，就高興地說：“袁紹一定是會被我打敗的！” 等到袁紹大敗北逃，曹操又說：“如果當初袁紹能用田别駕的計謀，勝負還很難說啊！” 可見，曹操對袁紹帳下的謀士，實際上要比袁紹更為了解。
曹操大獲全勝後，立即向獻帝上表告捷。
表文說： 大将軍邺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祿之數。
又紹與臣書雲：“可都鄄城，當有所立。
”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
從弟濟陰太守叙與紹書雲：“今海内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征，當在尊兄。
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玺，會曹操斷道。
”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兇逆無道，乃至于此。
辄勒兵馬，與戰官渡。
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将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
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辎重财物巨億。
“任長”，即任縣的長官。
當時人口萬戶以上的縣，其行政首長稱令，萬戶以下的縣，則稱長。
“命祿之數”，謂天命祿位的定數。
袁紹欲立劉虞為帝時，曾派前任任長畢瑜到劉虞那裡去，說他稱帝是上天的旨意。
“擅鑄金銀印”，指袁紹籌劃在鄄城建立新朝廷，擅自鑄造百官所用的印，準備任用百官。
當時百官所用的印，因官爵等級不同，有金質、銀質、銅質的區别，大小也不相等。
“孝廉”，東漢選舉官吏的一種科目，郡國滿二十萬戶，每年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用官職。
“計吏”，州郡裡的屬官，負責每年向朝廷呈報所在州郡的戶口、屯田、賦稅和盜賊等事務。
“從弟”，即堂弟。
“南兄”，指袁術。
“北兄”即指袁紹。
報告前部曆叙袁紹謀立劉虞為帝、謀在鄄城建立新都及袁術圖謀擁戴袁紹為帝等事實，言之鑿鑿，從而有力地展示了袁紹雖“累世受國重恩”而“兇逆無道”的罪惡，為自己“辄勒兵馬，與戰官渡”的行動大張其本，說明了讨袁的正義性。
後部羅列輝煌戰果，不言己功而己功自明。
“巨億”，指十萬以上，言其極多。
全文純用事實說話，無虛報浮誇之弊，也無志滿意驕之嫌，是一篇非常實在的文字。
這份表文，算是為曹操的官渡之戰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号。
七“非惟天時，抑亦人謀” 官渡之戰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列舉的我國曆史上“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著名戰例之一。
戰争的勝負取決于雙方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的條件，但首當其沖的是雙方軍事實力的較量。
曹操在官渡之戰中，實力明顯不如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絕對優勢的袁紹，但他卻以少擊衆、以劣勢對優勢并最終大獲全勝，其取勝之道是值得後人很好地深思的。
從軍隊人數來講，曹操的軍隊要比袁紹少得多。
袁紹的兵力，《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有“衆十餘萬”，同書《袁紹傳》說有“衆數十萬”，從中挑選了“精卒十萬，騎萬匹，将攻許”，《後漢書·袁紹傳》的說法與此相同。
而曹操的兵力，《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是“不滿萬”人，其中還“傷者十二三”，同書《荀彧傳》載荀彧給曹操的答書也說曹操是“以十分居一之衆”抗擊袁紹，《後漢書·荀彧傳》的說法與此相同。
曹操兵力不滿一萬的說法，恐非事實，南朝宋時的裴松之即已對此說表示懷疑，并在《三國志》注中作了比較詳盡的分析。
裴松之認為，曹操初起兵時，即已有兵五千，此後百戰百勝，敗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但一破黃巾，又接受降卒三十餘萬，此後不斷吞并敵對勢力，雖然每次征戰都有死傷，但至官渡之戰時不應少到如此地步。
裴松之還進一步就官渡之戰時雙方對抗的具體情勢提出質疑，認為，其時袁紹有兵十餘萬，曹操再有謀略，也無法以數千之兵與之長期對峙；而且，袁紹屯營東西數十裡，曹操能夠擺開陣勢與之對抗，可見其兵力不會太少，這是其一；其二，如果袁紹有十倍于曹操的兵力，理應盡力固守，斷絕内外，而曹操竟能先派徐晃襲擊糧車，後又親自帶兵襲擊烏巢，往來自如，并無阻隔不通的事情，可見袁紹并不能對曹操加以控制，這也說明曹操的兵力不會太少；其三，史籍稱曹操活埋袁紹降卒八萬（一說七萬），如果八萬人奔散起來，八千人是無法控禦的，而袁紹的幾萬士兵竟然束手待斃，是靠什麼力量來控禦的呢？這也說明曹操的兵力不會太少。
最後，裴松之還提出了《三國志》所以這樣記載的原因，認為恐怕是“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
應當說，裴松之的質疑和分析是有道理的。
不過，總的說來，不能否認袁強曹弱的事實，雙方之間的人數不僅有差距，而且有較大的差距，估計曹操的軍隊最多不會超過三四萬人。
沮授曾對袁紹說：“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
”也是承認了北兵在人數上比南兵衆多的事實的。
如果不是在人數上存在較大差距，曹操就不會在糧少利于速決的情況下，去與袁紹堅壁相持，甚至中途産生撤兵的想法了。
從軍隊的裝備來講，曹操與袁紹有很大差距。
曹操後來曾發布過一道《軍策令》，其中談到官渡之戰時雙方裝備的情況： 袁本初铠萬領，吾大铠二十領；本初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
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兵破之。
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
無論是人穿的铠甲還是馬披的铠甲，曹操都比袁紹要少得多。
曹操見自己的铠甲少，幹脆舍去不用，而以奇兵打敗了敵人。
一是士卒精練，二是出了奇兵，從而充分發揮了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彌補了物質條件的不足。
文字雖短，卻已大體總結了官渡之戰所以能夠取勝的經驗。
此外，袁紹有戰馬萬匹，而曹操加上後來司隸校尉鐘繇從關中送來的戰馬二千餘匹，大概也隻有三千匹左右。
其餘攻防所用的武器、器械等袁紹當也比曹操多得多。
從經濟力量來講，曹操占領的兖、豫二州自董卓之亂以來，農業生産遭受了相當嚴重的破壞，後來雖在許都附近地區實行了屯田，到這時已實行了四五年光景，但由于戰争連續不斷，糧食消耗驚人，以至曹操在官渡同袁紹相持到許攸來奔時，隻剩下能維持一個月的軍糧。
而袁紹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人口衆多，農業較發達，其中尤以冀州為最，是人力物力補給基地。
袁紹第一次從河北運來糧食數千車，被曹操燒毀後，緊接着又運來一萬多車，可見其經濟實力、軍糧儲備是遠比曹操要充裕的。
從後方的安定來說，兖、豫二州是四戰之地，占領後要鞏固比較困難，在官渡對峙的最困難的日子，兩州的不少郡縣起而反叛，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同時，曹操雖已先後擊敗或消滅袁術、呂布和劉備，收降了張繡，可南邊還有劉表和孫堅，還不能說完全消除了後顧之憂。
而袁紹占領的河北，有山河之固，同北面的烏桓、鮮卑等族保持着和親關系，後方較為穩定。
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條件，也是曹操所不具備的。
以上條件曹操都不如袁紹，但他卻幹淨利落、徹徹底底地把袁紹打敗了，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他長期以來，特别是迎獻帝都許以來多方努力的必然結果。
這種努力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推行屯田，既解決了流民問題，有利于後方的安定，同時也找到了一條恢複農業生産、解決軍糧問題的有效途徑。
曹操在官渡之戰期間軍糧不足，但如果不推行屯田，則不僅僅是軍糧不足的問題，能否進行這一場大規模的曠日持久的戰鬥都将成為問題。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派典農中郎将任峻主管軍器供應和糧食運輸，所運輸的糧食很可能多半是積貯在各地的屯田區域内所收獲的糧食。
袁紹也想截斷曹軍糧道，曾多次派兵攻擊搶掠，任峻為此想出了一個對付的辦法。
他以一千輛糧車為一部，分十部并進，每隊用兩層軍隊護衛，從而有效地保證了運糧車隊的安全。
二是在官渡之戰前，當機立斷攻取徐州，擒殺呂布，趕走劉備，降伏張繡，穩定關中，從而有效地解決了避免兩線作戰的問題。
劉表、孫堅雖然虎踞南面，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排除後顧之憂，但劉表胸無大志，坐守成業，孫策後來被刺身亡，都沒有對曹操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威脅。
在官渡之戰期間，曹操還派遣部将臧霸多次帶兵進入青州，穩定了東部局勢。
鎮守關中的司隸校尉鐘繇，則不僅招撫流民恢複和發展了農業生産，争取馬騰、韓遂暫時歸附了朝廷，使曹操免除了西顧之憂，還在曹操兵少糧缺的關鍵時刻，挑選了兩千多匹戰馬送到官渡，給了曹操以有力支援。
曹操為此異常高興，當即給鐘繇寫去了一封信： 所得送馬，甚應其急。
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
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适當爾。
“關右”，指函谷關以西之地，亦即關中。
蕭何是漢高祖劉邦的重要輔佐者，楚漢戰争時期留守關中，負責士卒和糧饷的補給，支援前線作戰，為劉邦戰勝項羽，建立漢朝，作出了重大貢獻。
曹操将鐘繇的“送馬”與蕭何的“足食成軍”相提并論，對其功勞作了高度評價。
這件事說明，曹操不僅沒有陷入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周邊地區的支持。
相反，袁紹雖然也想開辟第二戰場，但卻始終未能奏效。
官渡會戰前，袁紹想拉攏劉表和張繡，未能取得成功。
後來，劉辟、龔都及兖、豫二州的一些郡縣背叛曹操，這又給袁紹提供了一個開辟第二戰場的機會。
對這個機會，袁紹本來也想加以利用，但他對部下分兵南下乘虛攻擊許都的建議一再加以拒絕，主觀上想在官渡把曹軍一鍋端下，因此下的決心不大，僅派與之存有異心的劉備帶了不多的兵力，前去與劉辟等人配合，因此也未能收到多大效果。
袁紹在這個問題上的失算，在客觀上幫了曹操的忙，使曹操得以在官渡全力以赴，最終奪取了戰争的勝利。
由于曹操做了比較充分的政治準備和軍事準備，因而為官渡之戰的勝利奠定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
而當戰鬥正式打響後，曹操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又為奪取戰争的勝利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首先，曹操對戰争的全局作了通盤考慮，先後派兵攻占了射犬、延津、白馬等戰略要地，使自己在戰争的初期獲取了主動。
其次，曹操根據敵我雙方的情況，審時度勢，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果斷捕捉有利于自己的戰機，從而節節奪取戰争的勝利。
他先用聲東擊西的戰術，取得白馬大捷；接着用誘敵之術，殲滅了袁紹的追兵。
首戰的勝利挫傷了敵軍的銳氣，但自己的力量仍處于劣勢，于是曹操又先退一步，固守官渡，以少量的兵力拖住大量敵人，耐心尋求有利的戰機。
最後，因許攸來奔而深入摸清了敵情，于是及時抓住戰機，集中兵力，避實擊虛，以輕騎奔襲烏巢；在烏巢面臨腹背受敵的危急時刻，又毫不動搖，厲兵奮擊，終于抓住袁紹援軍将到未到的短暫機會，擊敗了淳于瓊，燒毀了袁軍囤糧；接着乘袁軍軍心動搖、内部分裂的時機，發起全面反攻，最後終于取得了決戰的勝利。
靈活、機動和果斷，這些優秀指揮員必備的素質在這場戰争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相比之下，袁紹在指揮上就顯得辦法不多，十分被動。
他自恃兵力衆多，企圖全線推進，直搗許都，結果十萬大軍被牽制于官渡。
在官渡期間，他又隻知正面強攻，一再拒絕部下迂回敵後的建議，使全軍進退失據，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在決戰關頭，又缺乏頭腦，沒有把主力用于具有決定意義的烏巢方向，而是繼續攻打已經攻了數月也不見有進展的曹軍官渡陣地，結果弄到全軍覆沒的地步。
曹操的出色指揮，固然和他本人的軍事才能有關，但也和他知人善任、注意聽取部下正确意見的品質态度有着非常重要的關系。
聲東擊西解除白馬之圍是由于他聽取了荀攸的意見，堅守官渡是由于他聽取了荀彧的意見，出擊烏巢是由于他聽取了許攸、荀攸和賈诩的意見。
可以說，官渡之戰的每一個勝利，都有着曹操謀士獻計獻策的功勞，也有着曹操言聽計從、從谏如流的功勞。
相比之下，袁紹在這方面就做得太差。
田豐、沮授、許攸和張郃等人都曾向他提出過非常重要、如果加以采納實施很可能使戰局發生重大改觀的意見，可他一次也沒有聽從。
袁紹外表寬和閑雅、落落大度，憂喜不形于色，但内心狹隘猜忌，性情剛愎傲慢，自以為是，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好謀無決，遲疑誤事，這種種毛病，都在這場關系生死存亡的戰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與曹操的好謀多決、集思廣益形成了鮮明對照。
後來諸葛亮在隆中對劉備說：“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這可以說是鞭辟入裡、一針見血的見解。
曹操的勝利，還跟全體将士同仇敵忾、奮勇殺敵的精神有很大關系，這又跟袁紹内部不團結、特别是幾個主要謀士之間意見分歧、甚至彼此拆台、最後導緻全軍分崩離析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
老百姓的支持自然也是一個重要條件。
曹丕即帝位後，曾在黃初二年（221）下過一道《複颍川一年田租诏》，诏中追憶說： 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
老少一齊出動，參軍參戰，支援前線，不難想見一時盛況。
官渡之戰是曹操統一北方的關鍵一戰。
這一戰不僅消滅了袁紹主力，使袁紹從此一蹶不振，而且使整個北方受到震動，冀州各郡在袁紹戰敗後紛紛倒戈，獻城投降曹操。
曹操對袁紹的劣勢轉化成了優勢，接下來，便是如何進一步消滅袁氏殘餘勢力，實現北方統一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