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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通納是1910年進的密蘇裡大學，那年他十九歲。
求學八個春秋後，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拼殺猶酣的時候，他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職位，此後就在這所大學教書，直到1956年死去。
他的職稱始終沒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級别。
修完他的課後記憶猶新的學生寥寥無幾。
他死後，幾位同事向學校圖書館捐贈了一部中世紀的文獻手稿，權當對他的紀念。
這部書稿也許還能從珍稀古籍典藏庫裡找到，書上寫了段題記：“敬贈密蘇裡大學圖書館，以緬懷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納。
諸位同仁謹記。
” 如果偶爾有學生碰巧看到這個名字，也許會納悶威廉·斯通納是誰，但促使他探究的好奇心頂多止于提個漫不經心的問題。
斯通納活着的時候同事對他并不怎麼尊崇，現在幾乎絕口不提了。
對年紀稍長的同事來說，他的名字意味着讓人想起等待大家的那個最後結局；在年紀更輕的聽來，這個名字不過是勾起毫無意義的過去的某種聲音而已，而且沒有什麼共性可以跟他們本人或者自己的職業聯系起來。
他于1891年出生在密蘇裡中部布恩維爾村附近的一家小農場，距離大學所在地哥倫比亞約有四十英裡。
雖然他出生的時候父母都還很年輕——父親二十五歲，母親勉強二十歲——可是，即便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斯通納都覺得他們老了。
父親三十歲的時候顯得像四十歲，因為常年勞作，腰身已經佝偻，經常絕望地盯着年複一年支撐着全家生活的那塊貧瘠的土地。
母親對自己的生活還能夠耐心對待，好像那不過是她必須要忍受的一段稍微漫長的瞬間。
她雙眼透着蒼白的淡色，模模糊糊，眼睛周圍的皺紋，在貼着頭頂梳起、後面挽了個髻的稀薄灰發的襯托下，顯得更加耀眼。
從自己最早能記得的時候開始，威廉·斯通納就有很多活兒必須要做。
六歲的時候，他就得從那幾頭瘦骨嶙峋的母牛身上擠奶，把幾隻豬趕進離屋子不遠的圈裡，還要到一窩母雞那裡去收雞蛋。
甚至從去距離農場八裡路的鄉村學校讀書開始，從黎明前到天黑後，他的這段時間都要被一兩種活兒所占據。
十七歲的時候，在農活的重壓下，他已經開始駝背。
這是一個孤單的家庭，家裡隻有他一個孩子，全家被逃不掉的辛勞緊緊地束縛在一塊兒。
黃昏的時候，一家三口坐在那間小廚房裡，亮着唯一的那盞油燈，凝視着昏黃的燈焰。
經常在這個時候或者晚飯和上床睡覺之間的工夫，唯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靠背椅裡某個身軀單調的活動聲，以及在那幢年邁的老房子下面某個木器發出的微弱而柔和的吱呀聲。
這幢房子建在一片荒蕪的四方形平地上，走廊和門扉附近那些不曾漆刷的木椽已經塌陷。
由于長年累月的侵蝕，房子已經帶上那片幹燥土地的顔色——灰色和褐黃色，中間還夾雜着白色條紋。
房子的另外一側是一條長長的走廊，稀稀落落地點綴着幾把靠背椅和若幹砍削過的桌子，還有一個廚房，全家有限的相聚時間大部分就是在那裡打發的。
另一側是兩間卧室，每間裡面都擺放着鐵制的床架，塗成白色，外加一把靠背椅，一張桌子，上面有一盞燈和一隻洗臉盆。
地闆是沒有塗過漆的木塊砌成，分布很不均勻，由于老化，有些還開裂了，順着裂縫，灰塵不斷地滲透出來，斯通納的母親每天都要清掃。
在學校，他每天都要做功課，差不多也像家務活兒，隻是沒有農場的那些活兒讓人精疲力竭。
1910年春天，他讀完了高中，心想可以接手多幹點田裡的活兒；在他看來，父親好像變得越來越遲鈍，那幾個月過去後又變得更加疲憊。
可是，那年晚春的一個黃昏，這兩個男人給莊稼除了整整一天草，晚飯的碗碟收拾好了後，父親在廚房跟他交談起來。
“上星期縣裡來了個辦事的。
” 斯通納從平整地鋪在那張圓形餐桌上的紅白格子圖案的油布上擡起頭來，望着父親。
他沒說什麼。
“那人說他們在哥倫比亞的大學裡新設了個學院。
他們叫農學院。
那人還說你應該去那裡。
得要四年。
” “四年，”斯通納說，“要花好多錢吧？” “你可以自己幹活頂住宿和夥食費，”父親說，“你媽媽的大表哥在哥倫比亞城外不遠有個地方。
需要買些書和東西。
我每月會給你寄上兩三美元。
” 斯通納的雙手平攤在桌布上，在燈盞亮光的照耀下，桌布閃爍着暗淡的光。
他去的最遠的地方沒有超出過布恩維爾，頂多十五英裡遠。
他盡量抑制着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
“你想過，這地方，完全靠你自己能應付下來嗎？”斯通納問道。
“你媽和我應該能應付下來。
我會在北二十畝那裡改種小麥，那會砍掉手工活兒。
” 斯通納望着母親。
“媽呢？”他問道。
母親用平淡無奇的語調說：“照你爸說的去做吧。
” “你們真的想讓我去嗎？”他問道，似乎半是希望得到否定的答複。
“你們真的想讓我去嗎？” 父親在椅子裡挪了挪身子。
他看着自己粗壯、長滿老繭的手指，泥土鑽進那些幹裂的縫隙，深邃得都不可能洗掉了。
他把手指鎖在一起，從桌上舉起來，那态度幾乎像個禱告者。
“說來我從來沒有上過什麼學，”他說，望着自己的手，“讀完六年級後就開始在一家農場幹活了。
年輕的時候不用上學也能支持。
可是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就像這土地，一年比一年幹枯，幹活一年比一年辛苦；不像我還是小孩子時那樣肥沃了。
縣裡的人說，他們想到了很多新點子，有很多幹活兒的辦法，會在大學教給你。
他說的可能沒錯。
有時我在地裡幹活的時候也會琢磨。
”他打住不說了，手指緊緊攥在一起，緊握着的手放在桌上。
“我開始琢磨——”他愁眉苦臉地看着自己的手，又搖了搖頭，“秋天了你就去上大學吧。
你媽媽和我能應付得了。
” 這是斯通納平生聽到的父親說的最長的一次話。
那年秋天，他去了哥倫比亞，到大學報到，注冊成為農學院的一名新生。
他去哥倫比亞的時候穿着一套嶄新的黑色絨面呢正裝，是花了媽媽的雞蛋錢從希爾斯-羅布克公司的産品目錄上訂的，還帶了件父親的舊大衣，穿了條藍色的毛哔叽褲子，這條褲子他每月穿一次上布恩維爾的衛理公會教堂，又帶了兩件襯衣，兩件換洗的工作服，二十五美元現金，那是他父親用秋收的麥子作抵押借來的。
他從布恩維爾步行出發，父親和母親老早駕着農場那輛驢拉的平闆車送過來的。
那是一個燥熱的秋日，從布恩維爾到哥倫比亞的路上塵土飛揚；他走了将近一個小時，才有一輛運貨馬車出現在身旁，司機問他要不要搭一段。
他點了點頭，然後坐到馬車的座位上。
他的毛哔叽褲子到膝蓋那裡都被塵土染成了紅色。
他那被太陽和風蹂躏成褐色的臉龐，沾滿了厚厚的灰塵，路上的塵土和汗水交融在一起。
在漫長的車程中，他一個勁兒地用那雙笨拙的手拍打着褲子，不斷用手指捋着高聳的淺褐色直發，他的頭發就是不肯服服帖帖地貼在腦袋上。
下午晚些時候
求學八個春秋後，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拼殺猶酣的時候，他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職位，此後就在這所大學教書，直到1956年死去。
他的職稱始終沒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級别。
修完他的課後記憶猶新的學生寥寥無幾。
他死後，幾位同事向學校圖書館捐贈了一部中世紀的文獻手稿，權當對他的紀念。
這部書稿也許還能從珍稀古籍典藏庫裡找到，書上寫了段題記：“敬贈密蘇裡大學圖書館，以緬懷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納。
諸位同仁謹記。
” 如果偶爾有學生碰巧看到這個名字，也許會納悶威廉·斯通納是誰，但促使他探究的好奇心頂多止于提個漫不經心的問題。
斯通納活着的時候同事對他并不怎麼尊崇，現在幾乎絕口不提了。
對年紀稍長的同事來說，他的名字意味着讓人想起等待大家的那個最後結局；在年紀更輕的聽來，這個名字不過是勾起毫無意義的過去的某種聲音而已，而且沒有什麼共性可以跟他們本人或者自己的職業聯系起來。
他于1891年出生在密蘇裡中部布恩維爾村附近的一家小農場，距離大學所在地哥倫比亞約有四十英裡。
雖然他出生的時候父母都還很年輕——父親二十五歲，母親勉強二十歲——可是，即便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斯通納都覺得他們老了。
父親三十歲的時候顯得像四十歲，因為常年勞作，腰身已經佝偻，經常絕望地盯着年複一年支撐着全家生活的那塊貧瘠的土地。
母親對自己的生活還能夠耐心對待，好像那不過是她必須要忍受的一段稍微漫長的瞬間。
她雙眼透着蒼白的淡色，模模糊糊，眼睛周圍的皺紋，在貼着頭頂梳起、後面挽了個髻的稀薄灰發的襯托下，顯得更加耀眼。
從自己最早能記得的時候開始，威廉·斯通納就有很多活兒必須要做。
六歲的時候，他就得從那幾頭瘦骨嶙峋的母牛身上擠奶，把幾隻豬趕進離屋子不遠的圈裡，還要到一窩母雞那裡去收雞蛋。
甚至從去距離農場八裡路的鄉村學校讀書開始，從黎明前到天黑後，他的這段時間都要被一兩種活兒所占據。
十七歲的時候，在農活的重壓下，他已經開始駝背。
這是一個孤單的家庭，家裡隻有他一個孩子，全家被逃不掉的辛勞緊緊地束縛在一塊兒。
黃昏的時候，一家三口坐在那間小廚房裡，亮着唯一的那盞油燈，凝視着昏黃的燈焰。
經常在這個時候或者晚飯和上床睡覺之間的工夫，唯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靠背椅裡某個身軀單調的活動聲，以及在那幢年邁的老房子下面某個木器發出的微弱而柔和的吱呀聲。
這幢房子建在一片荒蕪的四方形平地上，走廊和門扉附近那些不曾漆刷的木椽已經塌陷。
由于長年累月的侵蝕，房子已經帶上那片幹燥土地的顔色——灰色和褐黃色，中間還夾雜着白色條紋。
房子的另外一側是一條長長的走廊，稀稀落落地點綴着幾把靠背椅和若幹砍削過的桌子，還有一個廚房，全家有限的相聚時間大部分就是在那裡打發的。
另一側是兩間卧室，每間裡面都擺放着鐵制的床架，塗成白色，外加一把靠背椅，一張桌子，上面有一盞燈和一隻洗臉盆。
地闆是沒有塗過漆的木塊砌成，分布很不均勻，由于老化，有些還開裂了，順着裂縫，灰塵不斷地滲透出來，斯通納的母親每天都要清掃。
在學校，他每天都要做功課，差不多也像家務活兒，隻是沒有農場的那些活兒讓人精疲力竭。
1910年春天，他讀完了高中，心想可以接手多幹點田裡的活兒；在他看來，父親好像變得越來越遲鈍，那幾個月過去後又變得更加疲憊。
可是，那年晚春的一個黃昏，這兩個男人給莊稼除了整整一天草，晚飯的碗碟收拾好了後，父親在廚房跟他交談起來。
“上星期縣裡來了個辦事的。
” 斯通納從平整地鋪在那張圓形餐桌上的紅白格子圖案的油布上擡起頭來，望着父親。
他沒說什麼。
“那人說他們在哥倫比亞的大學裡新設了個學院。
他們叫農學院。
那人還說你應該去那裡。
得要四年。
” “四年，”斯通納說，“要花好多錢吧？” “你可以自己幹活頂住宿和夥食費，”父親說，“你媽媽的大表哥在哥倫比亞城外不遠有個地方。
需要買些書和東西。
我每月會給你寄上兩三美元。
” 斯通納的雙手平攤在桌布上，在燈盞亮光的照耀下，桌布閃爍着暗淡的光。
他去的最遠的地方沒有超出過布恩維爾，頂多十五英裡遠。
他盡量抑制着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
“你想過，這地方，完全靠你自己能應付下來嗎？”斯通納問道。
“你媽和我應該能應付下來。
我會在北二十畝那裡改種小麥，那會砍掉手工活兒。
” 斯通納望着母親。
“媽呢？”他問道。
母親用平淡無奇的語調說：“照你爸說的去做吧。
” “你們真的想讓我去嗎？”他問道，似乎半是希望得到否定的答複。
“你們真的想讓我去嗎？” 父親在椅子裡挪了挪身子。
他看着自己粗壯、長滿老繭的手指，泥土鑽進那些幹裂的縫隙，深邃得都不可能洗掉了。
他把手指鎖在一起，從桌上舉起來，那态度幾乎像個禱告者。
“說來我從來沒有上過什麼學，”他說，望着自己的手，“讀完六年級後就開始在一家農場幹活了。
年輕的時候不用上學也能支持。
可是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就像這土地，一年比一年幹枯，幹活一年比一年辛苦；不像我還是小孩子時那樣肥沃了。
縣裡的人說，他們想到了很多新點子，有很多幹活兒的辦法，會在大學教給你。
他說的可能沒錯。
有時我在地裡幹活的時候也會琢磨。
”他打住不說了，手指緊緊攥在一起，緊握着的手放在桌上。
“我開始琢磨——”他愁眉苦臉地看着自己的手，又搖了搖頭，“秋天了你就去上大學吧。
你媽媽和我能應付得了。
” 這是斯通納平生聽到的父親說的最長的一次話。
那年秋天，他去了哥倫比亞，到大學報到，注冊成為農學院的一名新生。
他去哥倫比亞的時候穿着一套嶄新的黑色絨面呢正裝，是花了媽媽的雞蛋錢從希爾斯-羅布克公司的産品目錄上訂的，還帶了件父親的舊大衣，穿了條藍色的毛哔叽褲子，這條褲子他每月穿一次上布恩維爾的衛理公會教堂，又帶了兩件襯衣，兩件換洗的工作服，二十五美元現金，那是他父親用秋收的麥子作抵押借來的。
他從布恩維爾步行出發，父親和母親老早駕着農場那輛驢拉的平闆車送過來的。
那是一個燥熱的秋日，從布恩維爾到哥倫比亞的路上塵土飛揚；他走了将近一個小時，才有一輛運貨馬車出現在身旁，司機問他要不要搭一段。
他點了點頭，然後坐到馬車的座位上。
他的毛哔叽褲子到膝蓋那裡都被塵土染成了紅色。
他那被太陽和風蹂躏成褐色的臉龐，沾滿了厚厚的灰塵，路上的塵土和汗水交融在一起。
在漫長的車程中，他一個勁兒地用那雙笨拙的手拍打着褲子，不斷用手指捋着高聳的淺褐色直發，他的頭發就是不肯服服帖帖地貼在腦袋上。
下午晚些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