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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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野上霧氣沉沉。
順着公路伸展開去的高壓線上，閃爍着汽車車燈的反光。
沒有下過雨，但黎明時的大地是潮濕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燈亮起的時候，濕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會出現晃晃不定的紅色的光斑。
在很多公裡之外就感覺到集中營的氣氛：電線、公路和鐵路紛紛朝集中營延伸，越來越密集。
這是線路縱橫交錯的地區，一條條線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霧劃成許許多多矩形和平行四邊形。
遠方的警報器送來長長的、低沉的鳴聲。
公路緊挨着鐵路，裝載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車隊，有一陣子幾乎和一列長得不見頭尾的軍用貨車并排前進。
穿軍大衣的司機們沒有看在一旁行進的列車，也沒看車上一個個灰點兒似的人臉。
霧中出現了集中營的鐵籬：一道道鐵絲網架在鋼筋混凝土樁上。
棚屋一座連一座伸展開去，排成一條條又寬又直的街道。
從這些棚屋的單調一律，就可看出這座龐大集中營的不人道。
在千百萬的俄羅斯農舍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兩座完全一模一樣的。
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各有各的特性。
兩個人不可能一模一樣，兩叢薔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樣。
如果強行消除生命的獨立性和各自的特點，生命就會消失。
頭發斑白的火車司機裝做漫不經心的樣子，瞅着從一旁閃過的混凝土樁柱、架着旋轉探照燈的高架和鋼筋混凝土塔樓，從反光鏡裡可以看見塔樓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轉式機槍旁。
司機朝副司機擠了擠眼睛，機車發出警告信号。
亮着電燈的扳道房、停在彩條攔路竿後的一長串汽車和牛眼似的紅色信号燈一閃而過。
從遠處傳來迎面開來的列車的汽笛聲。
司機對副司機說： “祖凱爾來啦。
聽這大大咧咧的嗓門兒，能聽得出來。
他這是卸了載，開着空車上慕尼黑去。
” 空載的列車軋軋地開過來，與開往集中營的軍車交會。
被撕裂的空氣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車廂間灰蒙蒙的空隙一閃一閃地晃過。
轉眼間，被撕成碎片的空間和秋日的曙光又連成一片，有節奏地奔馳着。
副司機掏出口袋裡的小鏡子，照了照滿是油污的臉。
司機招招手，借過他的小鏡子。
副司機用激動的聲音說： “唉，阿普菲爾師傅，我敢說，如果不是車廂要消毒，咱們回來能趕上吃午飯，不會弄到早晨四點鐘才筋疲力盡地趕回來。
好像消毒這種事兒就不能在樞紐站搞似的。
” 老司機很讨厭沒完沒了地搞消毒。
“發長信号，”他說，“咱們不要上備用線，要直接開進大卸場。
” 二 自從參加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認真運用自己的外語本領就是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了。
戰前他住在列甯格勒，和外國人交談的機會不多。
現在他不由得想起當年僑居倫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時候，因為天天和各國革命家在一起，說話、争論、唱歌用的都是多種歐洲語言。
鄰鋪的意大利神甫加爾季告訴他，關在集中營裡的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人。
這些在集中營棚屋的數萬名居住者，他們的命運，他們的臉色，他們的衣服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拖着腳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藍和俄羅斯囚犯叫做“魚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湯。
對于管轄者來說，集中營裡的人的區别僅在于号碼和縫在上衣上的布條的顔色：紅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綠色的是小偷和殺人犯。
集中營裡的人因為語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運把他們結合起來。
分子物理學家、古文獻學家和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的意大利農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
當年有廚子精心調制菜肴、吃不好還會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魚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幹活兒，還要憂心忡忡地張望着：留絡腮胡子的德國佬是不是來了？ 集中營裡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際中有相同之處。
追尋往事的夢不論萦系着意大利土路邊的小園，萦系着北海邊悲怆的濤聲，還是博布魯斯克郊外領導幹部住房裡橙黃色的燈罩，所有囚犯過去的歲月都是美好的。
一個人在進集中營之前的生活越是艱難，現在越是起勁地說謊。
這種說謊不是為了欺騙，而是為了贊美自由：在集中營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這座集中營戰前叫做政治犯集中營。
國家社會主義黨[1]創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沒有犯過罪的罪犯。
許多人被關進集中營，隻是因為在同朋友交談中說了一些不滿意法西斯制度的話，或者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話。
他們既沒有散發傳單，也沒有參加地下政黨。
他們的罪名，是他們有可能參加這些活動。
在戰争時期将俘虜關進政治犯的集中營，也是法西斯的新創造。
這裡有在德國境内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還有投靠了德國秘密警察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
他們的任務是提供情報，配合行動，出點子，在各種各樣的聲明上簽名。
集中營裡還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幹兵工廠和軍事工程中的活兒的故意曠工者。
因為不好好幹活兒而把工人關進集中營，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一項發明。
集中營裡有些人衣服上縫的是紫布條，那是從法西斯德國出去的德國僑民。
這也是法西斯的新發明：隻要離開德國，不管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要成為政治敵人。
衣服上帶綠布條的人，也就是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的集中營裡是享有特權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新發明。
順着公路伸展開去的高壓線上，閃爍着汽車車燈的反光。
沒有下過雨，但黎明時的大地是潮濕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燈亮起的時候，濕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會出現晃晃不定的紅色的光斑。
在很多公裡之外就感覺到集中營的氣氛：電線、公路和鐵路紛紛朝集中營延伸，越來越密集。
這是線路縱橫交錯的地區，一條條線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霧劃成許許多多矩形和平行四邊形。
遠方的警報器送來長長的、低沉的鳴聲。
公路緊挨着鐵路，裝載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車隊，有一陣子幾乎和一列長得不見頭尾的軍用貨車并排前進。
穿軍大衣的司機們沒有看在一旁行進的列車，也沒看車上一個個灰點兒似的人臉。
霧中出現了集中營的鐵籬：一道道鐵絲網架在鋼筋混凝土樁上。
棚屋一座連一座伸展開去，排成一條條又寬又直的街道。
從這些棚屋的單調一律，就可看出這座龐大集中營的不人道。
在千百萬的俄羅斯農舍中，沒有也不可能有兩座完全一模一樣的。
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各有各的特性。
兩個人不可能一模一樣，兩叢薔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樣。
如果強行消除生命的獨立性和各自的特點，生命就會消失。
頭發斑白的火車司機裝做漫不經心的樣子，瞅着從一旁閃過的混凝土樁柱、架着旋轉探照燈的高架和鋼筋混凝土塔樓，從反光鏡裡可以看見塔樓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轉式機槍旁。
司機朝副司機擠了擠眼睛，機車發出警告信号。
亮着電燈的扳道房、停在彩條攔路竿後的一長串汽車和牛眼似的紅色信号燈一閃而過。
從遠處傳來迎面開來的列車的汽笛聲。
司機對副司機說： “祖凱爾來啦。
聽這大大咧咧的嗓門兒，能聽得出來。
他這是卸了載，開着空車上慕尼黑去。
” 空載的列車軋軋地開過來，與開往集中營的軍車交會。
被撕裂的空氣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車廂間灰蒙蒙的空隙一閃一閃地晃過。
轉眼間，被撕成碎片的空間和秋日的曙光又連成一片，有節奏地奔馳着。
副司機掏出口袋裡的小鏡子，照了照滿是油污的臉。
司機招招手，借過他的小鏡子。
副司機用激動的聲音說： “唉，阿普菲爾師傅，我敢說，如果不是車廂要消毒，咱們回來能趕上吃午飯，不會弄到早晨四點鐘才筋疲力盡地趕回來。
好像消毒這種事兒就不能在樞紐站搞似的。
” 老司機很讨厭沒完沒了地搞消毒。
“發長信号，”他說，“咱們不要上備用線，要直接開進大卸場。
” 二 自從參加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認真運用自己的外語本領就是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了。
戰前他住在列甯格勒，和外國人交談的機會不多。
現在他不由得想起當年僑居倫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時候，因為天天和各國革命家在一起，說話、争論、唱歌用的都是多種歐洲語言。
鄰鋪的意大利神甫加爾季告訴他，關在集中營裡的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人。
這些在集中營棚屋的數萬名居住者，他們的命運，他們的臉色，他們的衣服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拖着腳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藍和俄羅斯囚犯叫做“魚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湯。
對于管轄者來說，集中營裡的人的區别僅在于号碼和縫在上衣上的布條的顔色：紅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綠色的是小偷和殺人犯。
集中營裡的人因為語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運把他們結合起來。
分子物理學家、古文獻學家和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的意大利農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
當年有廚子精心調制菜肴、吃不好還會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魚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幹活兒，還要憂心忡忡地張望着：留絡腮胡子的德國佬是不是來了？ 集中營裡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際中有相同之處。
追尋往事的夢不論萦系着意大利土路邊的小園，萦系着北海邊悲怆的濤聲，還是博布魯斯克郊外領導幹部住房裡橙黃色的燈罩，所有囚犯過去的歲月都是美好的。
一個人在進集中營之前的生活越是艱難，現在越是起勁地說謊。
這種說謊不是為了欺騙，而是為了贊美自由：在集中營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這座集中營戰前叫做政治犯集中營。
國家社會主義黨[1]創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沒有犯過罪的罪犯。
許多人被關進集中營，隻是因為在同朋友交談中說了一些不滿意法西斯制度的話，或者說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話。
他們既沒有散發傳單，也沒有參加地下政黨。
他們的罪名，是他們有可能參加這些活動。
在戰争時期将俘虜關進政治犯的集中營，也是法西斯的新創造。
這裡有在德國境内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還有投靠了德國秘密警察的紅軍指揮員和政委。
他們的任務是提供情報，配合行動，出點子，在各種各樣的聲明上簽名。
集中營裡還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幹兵工廠和軍事工程中的活兒的故意曠工者。
因為不好好幹活兒而把工人關進集中營，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一項發明。
集中營裡有些人衣服上縫的是紫布條，那是從法西斯德國出去的德國僑民。
這也是法西斯的新發明：隻要離開德國，不管在國外如何循規蹈矩，都要成為政治敵人。
衣服上帶綠布條的人，也就是小偷與盜賊，在政治犯的集中營裡是享有特權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新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