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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即将就任的美國第一夫人來說，并沒有任何現成的指南告訴你應該怎麼做。
嚴格來講，第一夫人并不是一份職業，也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員頭銜。
第一夫人不領取工資，也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義務需要履行，隻能說她是總統身邊一位比較特殊的搭檔。
在我接任第一夫人之前，美國曆史上已經有過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了，她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關于之前的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以及她們的人生履曆，我了解得并不多。
據我所知，傑奎琳·肯尼迪曾緻力于重新修繕白宮，羅莎琳·卡特曾經參加過内閣會議，南希·裡根一度因為收取了知名設計師設計的禮服而招緻非議，希拉裡·克林頓因為在其丈夫擔任總統期間參政而被嘲諷。
幾年前，在一次專門為參議員配偶舉辦的午餐會上，我遇到了勞拉·布什，讓我感到既吃驚又佩服的是，她前前後後與大約一百多人合影留念，竟然能夠全程保持微笑，鎮靜沉着，毫不松懈，不需要片刻的休息。
在新聞報道中經常能夠看到第一夫人的身影：她們大多數時候都在陪同國外政要的夫人用茶；每逢節假日，她們都會向民衆緻以正式的節日問候；有時候，她們還要身着漂亮的禮服出席國宴。
據我所知，她們通常還會選擇一兩項自己熱愛的事業，并給予支持。
我也清楚，當公衆在評價我時，會使用不同的标尺。
作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住進白宮的非洲裔第一夫人，我被默認為是“另類的”。
假定我之前的曆任白人第一夫人的恩澤和權利被默認為是與生俱來的，那麼，對我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經曆了總統選舉一路上的各種磕磕絆絆之後，我清楚地知道，現在的我必須要比過去更加堅強，要行動更快、做得更好。
我的恩澤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去打拼才能獲得的，但同時我也擔心，很多美國人不能與我感同身受，或者說他們不能理解我一路走來的心路曆程。
對我來說，趁着還沒有被人評頭論足的時候先慢慢适應角色那太奢侈了。
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人們開始對我評頭論足，我還是會像過去一樣脆弱，尤其是面對公衆潛意識裡一直存在的那些毫無依據的恐懼和種族偏見時，而這些恐懼和偏見有可能會被謠言和諷刺煽動起來。
成為第一夫人讓我感到既激動又惶恐。
但是有一點，那就是我從未覺得自己即将面對的是一份光鮮體面又毫不費力的工作，一秒鐘也沒有。
我想，任何人隻要被貼上“第一”“有色人種”這樣的标簽，應該都不會這麼認為吧。
現在，我已來到山腳下，深知隻有不斷努力向上攀登，才能獲得尊重和喜愛。
成為第一夫人也喚醒了潛藏在我内心深處的應答系統。
具體來說，這套應答系統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的高中時代。
當時，剛剛進入惠特尼·揚高中學習的我，突然間發現自己被種種質疑聲緊緊包圍。
從那時開始，我逐漸意識到，“自信”有時候需要從内心深處喚起。
在此後多次攀登高峰的過程中，我都對自己重複着這句話。
我足夠優秀嗎？是的，我很優秀。
從貝拉克當選美國總統到他正式宣誓就職，這期間一共有七十六天的過渡時間。
在我看來，這段時間極為關鍵，我必須明确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第一夫人，并開始為這樣的形象定下基調。
早年，我曾涉足法律行業，後來成功轉型，開始從事更有意義的社區服務工作。
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積極投入工作并努力取得了可以量化的結果，那麼我就會感覺很幸福。
參加競選時，我曾對服役軍人的配偶們許下承諾，要對外分享他（她）們的故事，并尋找途徑幫助他（她）們。
因此，我要努力兌現自己的承諾。
此後，我又有了開墾菜園以種植果蔬，在全美推行健康學生餐以改善兒童健康狀況、促進其健康成長的想法。
作為第一夫人，我不允許自己随意地、毫無準備地應對任何事務。
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在我到達白宮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好了詳細的、經過慎重考慮的履職方案，以及一個絕對支持我的強有力的團隊。
在參加競選的過程中，我親眼見證了種種醜陋行徑，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将我描述為一個“憤怒”“不得體”的女人，從而貶低我的形象。
若要問我從中得到了什麼教訓，那就是：公共輿論無孔不入。
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而且不能及時定義自己的話，很快就會被别人定義，而這種定義一定不是客觀的。
我當然不希望自己陷入被動，等待貝拉克的團隊來給我指導。
在經曆了競選的嚴酷考驗之後，我告訴自己：我決不允許自己再搞砸一次。
我的思維不停地在跟那些我該做的事情賽跑。
至今，還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幫助我提前為第一夫人這一角色轉變做準備，而且，提前做任何事情都會被認為是冒失之舉。
但是，對于我這樣一個習慣于事事提前計劃的人來說，讓我像一位旁觀者那樣不采取行動又談何容易。
既然如此，我們就開始超速運轉。
這樣一來，我的當務之急就是找到薩沙和瑪利亞，告訴她們我們的打算，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她們安置妥當—在華盛頓幫她們找一所新的學校，一個能讓她們覺得開心、自在的地方。
貝拉克當選後的第六天，我飛到華盛頓，去提前預約好的幾所學校與校方面談。
要是在平常，我為孩子們選擇學校的時候隻會關注各個學校的教學水平和校園文化，但是那時，我們一家人已經遠遠不在“平常”這一範圍之内了。
我們面前出現了各種從未遇到過的、繁雜的因素需要考慮、讨論—特工處安全保衛制度、突發狀況緊急撤離計劃，以及保護孩子個人隐私的種種方案，因為全美國的人都在關注着她們倆。
我們所面臨的可變因素陡然增加，并且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多的人進入我們的生活，即使是再小的決定，也要提前與很多人商議後才能做出。
幸運的是，在我角色轉變的過程中，我的競選團隊中最關鍵的幾個人—梅麗莎、凱蒂、克裡斯汀一直和我在一起，與我并肩作戰。
我們立刻行動，首先搞定了我們全家搬遷的物流安排，同時着手為我将來在白宮東翼的辦公室招募職員，比如日程安排專員、政策顧問、對外聯絡專員，也為總統官邸—我們一家将來在白宮的住所—面試合适的員工。
我們招募的第一批雇員中有一位名叫喬斯林·弗萊伊，她是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時結識的老朋友。
此人洞察力極強，善于分析。
她表示願意加入，做我的政策顧問主任，對于我計劃要發起的各項活動，她都會幫我最後把關。
與此同時，貝拉克也火力全開，一邊忙着為他将來的内閣補充成員，一邊馬不停蹄地舉行各類專家磋商會議，讨論如何提振美國經濟。
當時，全美失業人數超過一千萬人，汽車市場陷入低迷，銷量一落千丈。
每開完一次會議，貝拉克都眉頭深鎖，牙關緊咬。
我從他的表情中感覺到，當時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一定比絕大多數美國人想象的還要差。
這時候，貝拉克已經開始每天接收書面情報簡報，有點猝不及防地參與到了整個國家的重大機密中—隐秘的潛在威脅、暗中進行的結盟，以及公衆絲毫不曾察覺的秘密行動。
也是從那時起，美國特工處開始為我們全家提供安全保衛服務，直到貝拉克卸任。
特工處還專門為我們挑選了官方代号，貝拉克的代号為“叛徒”，我的代号是“複興”，兩個女兒薩沙和瑪利亞則可以從一張預先審核過的頭韻體單詞清單中選擇她們自己的代号。
瑪利亞選擇了“光輝”，薩沙選擇了“玫瑰花蕾”。
我母親後來也有了她自己的非正式代号，叫作“雨舞”。
特工處人員直接與我對話時，他們基本上都會叫我“夫人”，比如:“這邊請，夫人。
請後退，夫人。
”又比如：“夫人，您的專車馬上就到。
” 誰是“夫人”？起初我總想這樣問一問。
在我印象中，“夫人”就應該是一位較年長的婦女，随身攜帶一款漂亮的小提包，穿着樸實而舒适的鞋子，姿态優雅，她此時此刻或許就坐在附近某處。
但事實是，我就是“夫人”，“夫人”就是我。
這一稱呼的轉變隻是我角色的轉變、我們一家人面臨的巨大轉變的一部分。
在我去華盛頓與校方見面那天，我就在思考所有這些事情。
在與其中一所學校的負責人會面結束後，我回到華盛頓裡根國家機場去和貝拉克碰面，他剛剛乘坐專機從芝加哥飛到華盛頓。
由于貝拉克已經當選為下一任總統，因此按照慣例，我們收到了時任總統布什及第一夫人的邀請，要去白宮拜訪。
于是，我們特意将此次拜訪安排在我去華盛頓為孩子選擇學校期間。
我在私人航站樓裡，等着貝拉克的飛機降落，站在我身邊的是科尼利厄斯·索斯豪爾，他是具體負責我安全工作的特工首領。
科尼利厄斯看上去雙肩寬闊結實，他大學時期是一名橄榄球運動員，此前也曾是布什總統安保隊伍中的一員。
就像我的其他事務的負責人一樣，科尼利厄斯頭腦靈活、訓練有素，任何情況下都能夠超前反應，簡直就是一個人體傳感器。
當時，我們兩個人看着貝拉克的飛機降落，然後在地面上滑行，最後，飛機在距離我們大約20碼的停機坪上停了下來。
當時，我還沒來得及反應，科尼利厄斯就已經掌握了所有情況。
“夫人，從此，您将與過去的生活永遠告别了。
”他對我說。
與此同時，他的耳機裡還在接收新的信息。
當我有點疑惑地看向他時，他又說：“請您稍等。
” 然後，他伸手指向右方。
我轉身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就在他所指的位置，拐角處有一群很大規模的東西朝着我們移動過來，那是一列車隊，包括由警車和摩托車組成的方陣，以及好多輛黑色越野車、兩輛豪華裝甲轎車，車篷上都插着美國國旗，還有一輛防震減災卡車，一個配備了機關槍的反突擊小組，一輛救護車，一輛裝備齊全、用來檢測任何可能出現的襲擊炮彈的信号車，幾輛客車，另有一隊專門的警察護衛。
這就是美國總統車隊！整個隊伍至少有二十輛車那麼長，一輛車緊跟
嚴格來講，第一夫人并不是一份職業，也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員頭銜。
第一夫人不領取工資，也沒有任何明文規定的義務需要履行，隻能說她是總統身邊一位比較特殊的搭檔。
在我接任第一夫人之前，美國曆史上已經有過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了，她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關于之前的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以及她們的人生履曆，我了解得并不多。
據我所知，傑奎琳·肯尼迪曾緻力于重新修繕白宮，羅莎琳·卡特曾經參加過内閣會議，南希·裡根一度因為收取了知名設計師設計的禮服而招緻非議，希拉裡·克林頓因為在其丈夫擔任總統期間參政而被嘲諷。
幾年前，在一次專門為參議員配偶舉辦的午餐會上，我遇到了勞拉·布什，讓我感到既吃驚又佩服的是，她前前後後與大約一百多人合影留念，竟然能夠全程保持微笑，鎮靜沉着，毫不松懈，不需要片刻的休息。
在新聞報道中經常能夠看到第一夫人的身影：她們大多數時候都在陪同國外政要的夫人用茶；每逢節假日，她們都會向民衆緻以正式的節日問候；有時候，她們還要身着漂亮的禮服出席國宴。
據我所知，她們通常還會選擇一兩項自己熱愛的事業，并給予支持。
我也清楚，當公衆在評價我時，會使用不同的标尺。
作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住進白宮的非洲裔第一夫人，我被默認為是“另類的”。
假定我之前的曆任白人第一夫人的恩澤和權利被默認為是與生俱來的，那麼，對我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經曆了總統選舉一路上的各種磕磕絆絆之後，我清楚地知道，現在的我必須要比過去更加堅強，要行動更快、做得更好。
我的恩澤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去打拼才能獲得的，但同時我也擔心，很多美國人不能與我感同身受，或者說他們不能理解我一路走來的心路曆程。
對我來說，趁着還沒有被人評頭論足的時候先慢慢适應角色那太奢侈了。
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人們開始對我評頭論足，我還是會像過去一樣脆弱，尤其是面對公衆潛意識裡一直存在的那些毫無依據的恐懼和種族偏見時，而這些恐懼和偏見有可能會被謠言和諷刺煽動起來。
成為第一夫人讓我感到既激動又惶恐。
但是有一點，那就是我從未覺得自己即将面對的是一份光鮮體面又毫不費力的工作，一秒鐘也沒有。
我想，任何人隻要被貼上“第一”“有色人種”這樣的标簽，應該都不會這麼認為吧。
現在，我已來到山腳下，深知隻有不斷努力向上攀登，才能獲得尊重和喜愛。
成為第一夫人也喚醒了潛藏在我内心深處的應答系統。
具體來說，這套應答系統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的高中時代。
當時，剛剛進入惠特尼·揚高中學習的我，突然間發現自己被種種質疑聲緊緊包圍。
從那時開始，我逐漸意識到，“自信”有時候需要從内心深處喚起。
在此後多次攀登高峰的過程中，我都對自己重複着這句話。
我足夠優秀嗎？是的，我很優秀。
從貝拉克當選美國總統到他正式宣誓就職，這期間一共有七十六天的過渡時間。
在我看來，這段時間極為關鍵，我必須明确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第一夫人，并開始為這樣的形象定下基調。
早年，我曾涉足法律行業，後來成功轉型，開始從事更有意義的社區服務工作。
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積極投入工作并努力取得了可以量化的結果，那麼我就會感覺很幸福。
參加競選時，我曾對服役軍人的配偶們許下承諾，要對外分享他（她）們的故事，并尋找途徑幫助他（她）們。
因此，我要努力兌現自己的承諾。
此後，我又有了開墾菜園以種植果蔬，在全美推行健康學生餐以改善兒童健康狀況、促進其健康成長的想法。
作為第一夫人，我不允許自己随意地、毫無準備地應對任何事務。
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在我到達白宮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好了詳細的、經過慎重考慮的履職方案，以及一個絕對支持我的強有力的團隊。
在參加競選的過程中，我親眼見證了種種醜陋行徑，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将我描述為一個“憤怒”“不得體”的女人，從而貶低我的形象。
若要問我從中得到了什麼教訓，那就是：公共輿論無孔不入。
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而且不能及時定義自己的話，很快就會被别人定義，而這種定義一定不是客觀的。
我當然不希望自己陷入被動，等待貝拉克的團隊來給我指導。
在經曆了競選的嚴酷考驗之後，我告訴自己：我決不允許自己再搞砸一次。
我的思維不停地在跟那些我該做的事情賽跑。
至今，還沒有什麼好的方法，可以幫助我提前為第一夫人這一角色轉變做準備，而且，提前做任何事情都會被認為是冒失之舉。
但是，對于我這樣一個習慣于事事提前計劃的人來說，讓我像一位旁觀者那樣不采取行動又談何容易。
既然如此，我們就開始超速運轉。
這樣一來，我的當務之急就是找到薩沙和瑪利亞，告訴她們我們的打算，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她們安置妥當—在華盛頓幫她們找一所新的學校，一個能讓她們覺得開心、自在的地方。
貝拉克當選後的第六天，我飛到華盛頓，去提前預約好的幾所學校與校方面談。
要是在平常，我為孩子們選擇學校的時候隻會關注各個學校的教學水平和校園文化，但是那時，我們一家人已經遠遠不在“平常”這一範圍之内了。
我們面前出現了各種從未遇到過的、繁雜的因素需要考慮、讨論—特工處安全保衛制度、突發狀況緊急撤離計劃，以及保護孩子個人隐私的種種方案，因為全美國的人都在關注着她們倆。
我們所面臨的可變因素陡然增加，并且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多的人進入我們的生活，即使是再小的決定，也要提前與很多人商議後才能做出。
幸運的是，在我角色轉變的過程中，我的競選團隊中最關鍵的幾個人—梅麗莎、凱蒂、克裡斯汀一直和我在一起，與我并肩作戰。
我們立刻行動，首先搞定了我們全家搬遷的物流安排，同時着手為我将來在白宮東翼的辦公室招募職員，比如日程安排專員、政策顧問、對外聯絡專員，也為總統官邸—我們一家将來在白宮的住所—面試合适的員工。
我們招募的第一批雇員中有一位名叫喬斯林·弗萊伊，她是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時結識的老朋友。
此人洞察力極強，善于分析。
她表示願意加入，做我的政策顧問主任，對于我計劃要發起的各項活動，她都會幫我最後把關。
與此同時，貝拉克也火力全開，一邊忙着為他将來的内閣補充成員，一邊馬不停蹄地舉行各類專家磋商會議，讨論如何提振美國經濟。
當時，全美失業人數超過一千萬人，汽車市場陷入低迷，銷量一落千丈。
每開完一次會議，貝拉克都眉頭深鎖，牙關緊咬。
我從他的表情中感覺到，當時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一定比絕大多數美國人想象的還要差。
這時候，貝拉克已經開始每天接收書面情報簡報，有點猝不及防地參與到了整個國家的重大機密中—隐秘的潛在威脅、暗中進行的結盟，以及公衆絲毫不曾察覺的秘密行動。
也是從那時起，美國特工處開始為我們全家提供安全保衛服務，直到貝拉克卸任。
特工處還專門為我們挑選了官方代号，貝拉克的代号為“叛徒”，我的代号是“複興”，兩個女兒薩沙和瑪利亞則可以從一張預先審核過的頭韻體單詞清單中選擇她們自己的代号。
瑪利亞選擇了“光輝”，薩沙選擇了“玫瑰花蕾”。
我母親後來也有了她自己的非正式代号，叫作“雨舞”。
特工處人員直接與我對話時，他們基本上都會叫我“夫人”，比如:“這邊請，夫人。
請後退，夫人。
”又比如：“夫人，您的專車馬上就到。
” 誰是“夫人”？起初我總想這樣問一問。
在我印象中，“夫人”就應該是一位較年長的婦女，随身攜帶一款漂亮的小提包，穿着樸實而舒适的鞋子，姿态優雅，她此時此刻或許就坐在附近某處。
但事實是，我就是“夫人”，“夫人”就是我。
這一稱呼的轉變隻是我角色的轉變、我們一家人面臨的巨大轉變的一部分。
在我去華盛頓與校方見面那天，我就在思考所有這些事情。
在與其中一所學校的負責人會面結束後，我回到華盛頓裡根國家機場去和貝拉克碰面，他剛剛乘坐專機從芝加哥飛到華盛頓。
由于貝拉克已經當選為下一任總統，因此按照慣例，我們收到了時任總統布什及第一夫人的邀請，要去白宮拜訪。
于是，我們特意将此次拜訪安排在我去華盛頓為孩子選擇學校期間。
我在私人航站樓裡，等着貝拉克的飛機降落，站在我身邊的是科尼利厄斯·索斯豪爾，他是具體負責我安全工作的特工首領。
科尼利厄斯看上去雙肩寬闊結實，他大學時期是一名橄榄球運動員，此前也曾是布什總統安保隊伍中的一員。
就像我的其他事務的負責人一樣，科尼利厄斯頭腦靈活、訓練有素，任何情況下都能夠超前反應，簡直就是一個人體傳感器。
當時，我們兩個人看着貝拉克的飛機降落，然後在地面上滑行，最後，飛機在距離我們大約20碼的停機坪上停了下來。
當時，我還沒來得及反應，科尼利厄斯就已經掌握了所有情況。
“夫人，從此，您将與過去的生活永遠告别了。
”他對我說。
與此同時，他的耳機裡還在接收新的信息。
當我有點疑惑地看向他時，他又說：“請您稍等。
” 然後，他伸手指向右方。
我轉身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就在他所指的位置，拐角處有一群很大規模的東西朝着我們移動過來，那是一列車隊，包括由警車和摩托車組成的方陣，以及好多輛黑色越野車、兩輛豪華裝甲轎車，車篷上都插着美國國旗，還有一輛防震減災卡車，一個配備了機關槍的反突擊小組，一輛救護車，一輛裝備齊全、用來檢測任何可能出現的襲擊炮彈的信号車，幾輛客車，另有一隊專門的警察護衛。
這就是美國總統車隊！整個隊伍至少有二十輛車那麼長，一輛車緊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