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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曾被班裡一個男生一拳打在臉上。
那一拳突如其來，而且力氣很大。
當時我們正排隊去吃午飯，還讨論着大家六七歲時最關心的事情—比如誰跑得最快，為什麼蠟筆顔色的名字都那麼怪—然後砰的一聲，我就被打了，而且無緣無故。
我忘了那個男生叫什麼名字，隻記得當時疼痛難忍，目瞪口呆地盯着他。
我的下嘴唇腫了起來，眼淚也湧了上來，但當時我因為太震驚，以至于忘了生氣，直接跑回了家找我母親。
老師跟那個男生談了話。
母親也私下裡去學校見了見他，以确定他到底給我帶來了怎樣的威脅。
“南城的”那天剛好也在我家，一向慈祥的他那次也被惹毛了，堅持要和我母親一起去學校。
具體情況我不清楚，總之大人之間談了話，也采取了一些懲罰措施。
之後那個男生讪讪地向我道了歉，大人們也告訴我，往後不必怕他。
那天晚上，母親在廚房裡一邊做飯，一邊告訴我：“那個男生隻是因為别的事情又害怕又生氣，和你沒關系。
”說這話時，她搖了搖頭，似乎不願告訴我更多内情，“他自己的生活才真是一團糟。
” 我們就是這樣談論霸淩的。
我當時還小，這樣說比較容易理解：霸淩就是有些人心裡害怕，所以去吓唬别人。
在與我家相鄰的一個社區裡住着一個兇巴巴的女孩，名叫迪迪，她就是這樣；還有我的祖父，他對自己的妻子都那麼粗魯又刻薄。
他們之所以咄咄逼人，是因為内心充滿了恐懼。
面對這樣的人，能躲就躲，躲不開就正面和他們對抗。
我母親是那種很想把“待人如待己”這類箴言刻在自己墓碑上的人。
她認為處理這類情況的關鍵，是永遠不要讓惡霸的辱罵或欺淩真正影響到你。
如若不然，你會傷得很重。
這成了我日後生活中一項巨大的挑戰。
尤其在我四十歲出頭、幫助我丈夫競選總統時，我想起一年級排隊吃午飯的那天，想起平白無故遭到攻擊的我有多困惑，而臉上突然挨一拳的滋味有多痛苦。
2008年裡大多數的時間，我都盡量讓自己不要害怕重拳。
我先說說那一年裡高興的事兒，因為那年确實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7月4日，我們去了蒙大拿州的比尤特。
那天剛好也是瑪利亞的十歲生日，距離大選還有四個多月。
比尤特是個風格粗犷且曆史悠久的小鎮，曾經主營銅礦開采，它坐落在灌木叢生的蒙大拿州的西南角，遠遠望去能看到落基山脈黝黑的山脊。
在我們原先的競選設想中，比尤特的情況是搖擺不定的。
上屆選舉中，蒙大拿州支持的是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什，但這兒也曾有過民主黨人當選州長的先例。
考慮到這一點，貝拉克此番前往很有必要。
貝拉克每天每分鐘如何度過，都是精心計算過的，當時這種情況比以往更甚。
他時刻受人關注、指點、評估。
人們記錄他去了哪些州，在哪家餐廳吃早餐，點了哪種肉配煎蛋。
他身邊大概有二十五個記者不間斷地跟着，他們坐滿了競選專機的後艙，将小鎮旅店的走廊和餐廳圍得水洩不通，從上一站跟到下一站，用筆記錄下一切。
總統候選人哪怕得了感冒，也會被大肆報道。
有人理發貴了點，或是去星期五餐廳點了法式第戎芥末醬（貝拉克多年前曾這麼幹過，最後上了《紐約時報》的頭條），立馬就會被報道出去，然後引發網上各式各樣的解讀。
這個候選人軟弱無能？他是個小人？是個騙子？他真的是美國人嗎？ 這隻是過程中的一部分，我們都明白這是為了檢驗你是否具備領導這個國家，甚至代表這個國家的韌性，感覺就像每天給你的靈魂做透視，一遍遍地掃描，不放過任何差錯。
如果你不首先接受美國人民的全面審視，你就不會當選。
這種審視貫穿了你過去的人生，包括你的社會關系、職業選擇還有納稅申報單。
盡管争議重重，但這種審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更容易被操控。
當時我們正進入一個點擊量就代表着标準和金錢的時代。
臉書剛剛成為主流，推特相對來說是個新事物。
大多數美國成年人都有手機，大多數手機都有攝像頭。
我們那時正站在一個全新時代的邊緣，我不确定我們是否真的了解這一切。
貝拉克不隻是想赢得民主黨選民的支持，他在向全美國示好。
在愛荷華州進行的黨内預選，是一個有多煎熬、多殘酷，就有多振奮人心的決定性階段。
從2008年年初的寒冬一直到春天，貝拉克和希拉裡·克林頓在每個州都交過手，通過那些來之不易的選票角逐看誰能成為打破曆史的總統候選人。
（約翰·愛德華茲、喬·拜登和其他競争者都在1月底相繼出局。
）兩位候選人激烈交鋒，2月中旬，貝拉克以微弱但具有決定性的優勢領先。
“他現在是總統了嗎？”随後幾個月裡，當我們出現在不同的場合，四周響起慶祝的音樂時，瑪利亞總會這樣問我。
她的小腦袋無法理解這一切，除了最終的目标。
“好吧，那麼他現在是總統了嗎？” “不是，親愛的，還不是。
” 直到6月，希拉裡·克林頓才承認自己在黨内初選中敗北。
她遲遲不肯認輸，浪費了寶貴的競選資源，緻使貝拉克無法将競選重心轉向對手—共和黨人約翰·麥凱恩。
這位一直以來在亞利桑那州任職的參議員，早在2008年3月就穩居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之位。
他以一名特立獨行的戰争英雄的身份參選，倡導過兩黨合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資曆雄厚。
所有這些都表明，他的領導方式将不同于喬治·W.布什。
我們選擇在7月4日國慶日到達比尤特有兩個目的—當時幾乎所有的舉動都有雙重目的。
之前四天，貝拉克在密蘇裡州、俄亥俄州、科羅拉多州和北達科他州參加競選。
他根本無法抽出時間給瑪利亞過生日，更何況在如此有象征意義的一天，他絕不能離開選民的視線。
因此，我們就坐上飛機去看他，這樣一舉兩得—全家人既能在一起，又能出現在公衆的視野裡。
随行的還有貝拉克同母異父的妹妹瑪雅、她的丈夫康拉德，以及他們可愛的女兒—四歲的瑟哈拉。
孩子出生在重大節日的父母都知道，慶祝生日和慶祝節日這兩件事一定要區分開。
好心的比尤特市民似乎很清楚這一點。
當地主街兩旁的商店櫥窗裡，貼滿了“瑪利亞生日快樂”的橫幅。
當我們一家人坐在露天看台上觀看國慶遊行時，行人紛紛在低沉的鼓聲和“揚基小調”的笛聲中高呼着向她送祝福。
大家對我們的女兒很友好，對我們也很尊重，即使他們坦白承認，投票給任何一個民主黨人都跟他們的傳統背道而馳。
當天晚些時候，競選團隊舉行了一次野餐，場地選在了一塊開闊的空地上，從那裡可以看到作為大陸分水嶺的雄壯山脈在天邊起伏綿延。
這次活動是為當地的數百名支持者舉行的集會，同時也是為瑪利亞舉辦的生日慶典。
所有出席的人都讓我感動，但與此同時，我有一種更親密、更迫切的感覺，這與我們在哪裡無關。
那一天，為人父母所感受到的那種令人驚異的柔情深深地觸動了我。
你突然注意到，你的孩子已經長大了，他們肉乎乎的四肢開始變得修長，她們的眼光變得更有智慧。
奇妙的時間轉換就這樣發生了。
對我而言，2008年7月4日是我們跨過的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嶺：十年前，貝拉克陪着我在産房時，我們以為自己對這個世界很了解，但其實當時的我們什麼也不懂。
過去十年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在盡量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系，想着如何讓瑪利亞和薩沙感受到愛和陪伴，如何在工作中有很好的表現。
如今我的重心發生了變化：我要在為人父母和其他一些截然不同但更令人困惑的事情之間取得平衡—比如政治、美國，還有貝拉克的雄心壯志，他生活的巨大轉變、競選活動的種種需求以及我們一家的曝光率，這些似乎都在與日俱增。
愛荷華州的黨内預選結束後，我決定從醫院離職，因為我知道我不可能繼續待在那裡保持高效的工作狀态。
這場競選正在慢慢地消耗着一切。
愛荷華州的活動結束後，我忙到甚至沒時間回醫院的辦公室收拾東西，也沒時間跟同事好好道别。
我成了全職妻子兼母親，盡管身為妻子的我肩負重任，但身為母親的我仍想盡力保護好我的孩子，不讓她們被這重任壓垮。
放棄工作曾讓我痛苦不已，但我别無選擇：我的家人需要我，這對我來說高于一切。
這一刻，我在蒙大拿州的競選野餐上，和一群幾乎不認識的人一起為瑪利亞唱生日快樂歌。
她坐在草地上，面前的盤子裡放着一個漢堡，笑得很開心。
我知道，選民們都看到了我們可愛的
那一拳突如其來，而且力氣很大。
當時我們正排隊去吃午飯，還讨論着大家六七歲時最關心的事情—比如誰跑得最快，為什麼蠟筆顔色的名字都那麼怪—然後砰的一聲，我就被打了，而且無緣無故。
我忘了那個男生叫什麼名字，隻記得當時疼痛難忍，目瞪口呆地盯着他。
我的下嘴唇腫了起來，眼淚也湧了上來，但當時我因為太震驚，以至于忘了生氣，直接跑回了家找我母親。
老師跟那個男生談了話。
母親也私下裡去學校見了見他，以确定他到底給我帶來了怎樣的威脅。
“南城的”那天剛好也在我家，一向慈祥的他那次也被惹毛了，堅持要和我母親一起去學校。
具體情況我不清楚，總之大人之間談了話，也采取了一些懲罰措施。
之後那個男生讪讪地向我道了歉，大人們也告訴我，往後不必怕他。
那天晚上，母親在廚房裡一邊做飯，一邊告訴我：“那個男生隻是因為别的事情又害怕又生氣，和你沒關系。
”說這話時，她搖了搖頭，似乎不願告訴我更多内情，“他自己的生活才真是一團糟。
” 我們就是這樣談論霸淩的。
我當時還小，這樣說比較容易理解：霸淩就是有些人心裡害怕，所以去吓唬别人。
在與我家相鄰的一個社區裡住着一個兇巴巴的女孩，名叫迪迪，她就是這樣；還有我的祖父，他對自己的妻子都那麼粗魯又刻薄。
他們之所以咄咄逼人，是因為内心充滿了恐懼。
面對這樣的人，能躲就躲，躲不開就正面和他們對抗。
我母親是那種很想把“待人如待己”這類箴言刻在自己墓碑上的人。
她認為處理這類情況的關鍵，是永遠不要讓惡霸的辱罵或欺淩真正影響到你。
如若不然，你會傷得很重。
這成了我日後生活中一項巨大的挑戰。
尤其在我四十歲出頭、幫助我丈夫競選總統時，我想起一年級排隊吃午飯的那天，想起平白無故遭到攻擊的我有多困惑，而臉上突然挨一拳的滋味有多痛苦。
2008年裡大多數的時間，我都盡量讓自己不要害怕重拳。
我先說說那一年裡高興的事兒，因為那年确實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7月4日，我們去了蒙大拿州的比尤特。
那天剛好也是瑪利亞的十歲生日，距離大選還有四個多月。
比尤特是個風格粗犷且曆史悠久的小鎮，曾經主營銅礦開采，它坐落在灌木叢生的蒙大拿州的西南角，遠遠望去能看到落基山脈黝黑的山脊。
在我們原先的競選設想中，比尤特的情況是搖擺不定的。
上屆選舉中，蒙大拿州支持的是共和黨候選人喬治·W.布什，但這兒也曾有過民主黨人當選州長的先例。
考慮到這一點，貝拉克此番前往很有必要。
貝拉克每天每分鐘如何度過，都是精心計算過的，當時這種情況比以往更甚。
他時刻受人關注、指點、評估。
人們記錄他去了哪些州，在哪家餐廳吃早餐，點了哪種肉配煎蛋。
他身邊大概有二十五個記者不間斷地跟着，他們坐滿了競選專機的後艙，将小鎮旅店的走廊和餐廳圍得水洩不通，從上一站跟到下一站，用筆記錄下一切。
總統候選人哪怕得了感冒，也會被大肆報道。
有人理發貴了點，或是去星期五餐廳點了法式第戎芥末醬（貝拉克多年前曾這麼幹過，最後上了《紐約時報》的頭條），立馬就會被報道出去，然後引發網上各式各樣的解讀。
這個候選人軟弱無能？他是個小人？是個騙子？他真的是美國人嗎？ 這隻是過程中的一部分，我們都明白這是為了檢驗你是否具備領導這個國家，甚至代表這個國家的韌性，感覺就像每天給你的靈魂做透視，一遍遍地掃描，不放過任何差錯。
如果你不首先接受美國人民的全面審視，你就不會當選。
這種審視貫穿了你過去的人生，包括你的社會關系、職業選擇還有納稅申報單。
盡管争議重重，但這種審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更容易被操控。
當時我們正進入一個點擊量就代表着标準和金錢的時代。
臉書剛剛成為主流，推特相對來說是個新事物。
大多數美國成年人都有手機，大多數手機都有攝像頭。
我們那時正站在一個全新時代的邊緣，我不确定我們是否真的了解這一切。
貝拉克不隻是想赢得民主黨選民的支持，他在向全美國示好。
在愛荷華州進行的黨内預選，是一個有多煎熬、多殘酷，就有多振奮人心的決定性階段。
從2008年年初的寒冬一直到春天，貝拉克和希拉裡·克林頓在每個州都交過手，通過那些來之不易的選票角逐看誰能成為打破曆史的總統候選人。
（約翰·愛德華茲、喬·拜登和其他競争者都在1月底相繼出局。
）兩位候選人激烈交鋒，2月中旬，貝拉克以微弱但具有決定性的優勢領先。
“他現在是總統了嗎？”随後幾個月裡，當我們出現在不同的場合，四周響起慶祝的音樂時，瑪利亞總會這樣問我。
她的小腦袋無法理解這一切，除了最終的目标。
“好吧，那麼他現在是總統了嗎？” “不是，親愛的，還不是。
” 直到6月，希拉裡·克林頓才承認自己在黨内初選中敗北。
她遲遲不肯認輸，浪費了寶貴的競選資源，緻使貝拉克無法将競選重心轉向對手—共和黨人約翰·麥凱恩。
這位一直以來在亞利桑那州任職的參議員，早在2008年3月就穩居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之位。
他以一名特立獨行的戰争英雄的身份參選，倡導過兩黨合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資曆雄厚。
所有這些都表明，他的領導方式将不同于喬治·W.布什。
我們選擇在7月4日國慶日到達比尤特有兩個目的—當時幾乎所有的舉動都有雙重目的。
之前四天，貝拉克在密蘇裡州、俄亥俄州、科羅拉多州和北達科他州參加競選。
他根本無法抽出時間給瑪利亞過生日，更何況在如此有象征意義的一天，他絕不能離開選民的視線。
因此，我們就坐上飛機去看他，這樣一舉兩得—全家人既能在一起，又能出現在公衆的視野裡。
随行的還有貝拉克同母異父的妹妹瑪雅、她的丈夫康拉德，以及他們可愛的女兒—四歲的瑟哈拉。
孩子出生在重大節日的父母都知道，慶祝生日和慶祝節日這兩件事一定要區分開。
好心的比尤特市民似乎很清楚這一點。
當地主街兩旁的商店櫥窗裡，貼滿了“瑪利亞生日快樂”的橫幅。
當我們一家人坐在露天看台上觀看國慶遊行時，行人紛紛在低沉的鼓聲和“揚基小調”的笛聲中高呼着向她送祝福。
大家對我們的女兒很友好，對我們也很尊重，即使他們坦白承認，投票給任何一個民主黨人都跟他們的傳統背道而馳。
當天晚些時候，競選團隊舉行了一次野餐，場地選在了一塊開闊的空地上，從那裡可以看到作為大陸分水嶺的雄壯山脈在天邊起伏綿延。
這次活動是為當地的數百名支持者舉行的集會，同時也是為瑪利亞舉辦的生日慶典。
所有出席的人都讓我感動，但與此同時，我有一種更親密、更迫切的感覺，這與我們在哪裡無關。
那一天，為人父母所感受到的那種令人驚異的柔情深深地觸動了我。
你突然注意到，你的孩子已經長大了，他們肉乎乎的四肢開始變得修長，她們的眼光變得更有智慧。
奇妙的時間轉換就這樣發生了。
對我而言，2008年7月4日是我們跨過的最重要的一道分水嶺：十年前，貝拉克陪着我在産房時，我們以為自己對這個世界很了解，但其實當時的我們什麼也不懂。
過去十年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在盡量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系，想着如何讓瑪利亞和薩沙感受到愛和陪伴，如何在工作中有很好的表現。
如今我的重心發生了變化：我要在為人父母和其他一些截然不同但更令人困惑的事情之間取得平衡—比如政治、美國，還有貝拉克的雄心壯志，他生活的巨大轉變、競選活動的種種需求以及我們一家的曝光率，這些似乎都在與日俱增。
愛荷華州的黨内預選結束後，我決定從醫院離職，因為我知道我不可能繼續待在那裡保持高效的工作狀态。
這場競選正在慢慢地消耗着一切。
愛荷華州的活動結束後，我忙到甚至沒時間回醫院的辦公室收拾東西，也沒時間跟同事好好道别。
我成了全職妻子兼母親，盡管身為妻子的我肩負重任，但身為母親的我仍想盡力保護好我的孩子，不讓她們被這重任壓垮。
放棄工作曾讓我痛苦不已，但我别無選擇：我的家人需要我，這對我來說高于一切。
這一刻，我在蒙大拿州的競選野餐上，和一群幾乎不認識的人一起為瑪利亞唱生日快樂歌。
她坐在草地上，面前的盤子裡放着一個漢堡，笑得很開心。
我知道，選民們都看到了我們可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