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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市區北邊的克萊伯恩大道上，有一個神奇的樂園，似乎是專門為有工作的家長而建的，是專門為我而建的。
那是一個标準的、超級美國式的、無所不有的購物廣場。
那裡有一家蓋璞童裝店、一家百思買、一家金寶貝、一家CVS便利店，還有其他幾家大大小小的連鎖店，可以滿足消費者的所有緊急需求，不管是疏通馬桶的搋子、熟透的牛油果，還是兒童浴帽。
附近還有一家肯泰納家居日用商店和一個小辣椒墨西哥卷餅快餐店[1]，簡直是錦上添花。
那裡是我的心儀之地。
我開車過去，快速逛兩三家店，吃一個卷餅碗[2]，然後回到辦公室，時間可以控制在一小時之内。
我非常擅長這種午餐時間的閃逛—買一雙新襪子替換掉該丢棄的那雙，給某個星期六要開生日派對的五歲孩子選禮物，儲備盒裝果汁和杯裝蘋果醬。
當時薩沙三歲，瑪利亞六歲，她們聰明活潑，長得很快，精力充沛到讓我喘不過氣來，這也讓那個購物廣場有了更強的吸引力。
有時我坐在車裡，吃着快餐，聽着車裡的收音機，感到無比放松，對自己的辦事效率佩服不已。
這就是有小孩的生活，這就算是有所成就了，我買了蘋果醬，吃着飯。
所有人都還活着。
看我做得多好—我很想說這麼一句，雖然沒有聽衆。
我成功完成任務了，你們都看到了嗎？ 這就是四十歲的我，有點像瓊·克利弗[3]，有點像瑪麗·泰勒·摩爾。
在我感覺好的日子裡，我會稱贊自己幹得不錯。
其實我的生活隻有從遠處看起來平衡得還不錯，而且你要眯起眼睛看，不過至少有一點兒類似平衡的東西存在。
醫院的工作當時看起來很好，有挑戰性，讓人有成就感，符合我的價值觀。
有一點讓我感到吃驚：像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那樣一個有九千五百名員工、受尊敬的大機構，居然主要是由做醫學研究和寫論文的學者來管理的，那些人大都認為周邊的社區很恐怖，不願意走出校園一步。
對我而言，正是這種憂懼激勵着我采取行動，早晨把我從床上拽起來。
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這種隔閡為伴—我注意到居住在我們社區的白人的緊張，注意到有影響力的人似乎都在繞開我們的社區，去往更富足的地方，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我有機會消除一些隔閡，通過鼓勵人們更好地了解彼此，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消除屏障。
這個想法得到了我的新老闆的大力支持，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制訂計劃，在醫院和附近的社區之間建立更強的聯系。
起初我隻有一個下屬，最後有了一個二十二人的團隊。
我采取的行動是将醫院員工和理事帶到南城各處的社區裡，訪問社區中心和學校，讓他們注冊成為助教、導師和科學博覽會的裁判，品嘗當地的燒烤攤。
我們把社區的孩子帶到醫院跟着員工實習，增加醫院裡社區志願者的數量，通過醫學院和一個暑期學術機構合作，鼓勵社區的學生未來考慮學醫。
在發現選擇少數族裔和女性經營者作為外包業務的合作夥伴有助于改善醫院的體系後，我還協助成立了商業多樣性辦公室。
最後，還要解決急需治療的病人的問題。
南城有一百多萬居民，醫療機構卻極為稀缺，而這些人中有相當大的比例容易患上窮人易得的慢性病，比如哮喘、糖尿病、高血壓和心髒病。
大多數人都沒有上保險，還有很多人依賴醫療補助保險[4]，病人常擠在醫學中心的急診室，要麼經診斷發現是常見病，要麼因為沒有及時治療緻使需要急救。
對所涉及的所有人而言，這個問題顯而易見，代價高、效率低、壓力大。
況且，看急診不會改善人們的長期健康狀況。
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成為我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們采取的一個措施是：招聘和培訓導醫人員（通常是友好而樂于助人的本地人），他們可以陪急診室的病人坐下來，幫助他們做好在社區衛生中心後續的預約，告訴他們可以去哪裡接受質優價廉的日常護理。
我的工作很有趣，也讓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我要當心它把我的精力消耗殆盡。
我需要為女兒們留出精力。
我們決定讓貝拉克繼續幹他的事業—給他自由，讓他追尋夢想，這就意味着我必須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所保留。
我刻意收斂自己的雄心壯志，在通常需要向前一步的時候，轉而選擇後退一步。
我相信我身邊的人不會說我做得不夠，但是我自己清楚有哪些事情本可以進行到底我卻選擇了放棄。
有些小型項目我沒有跟進；有些年輕的員工，我其實可以帶得更好。
人們總說全職工作的媽媽要做出妥協，這些就是我的妥協。
如果說，我曾經是一個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項工作中的人，那麼，現在我要更加謹慎，保護好我的時間，因為我需要為家庭生活保留足夠的精力。
…………*………… 我的主要目标是維持家庭正常而穩定地運轉，但這永遠不是貝拉克的目标。
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并接受了這一點。
我們倆一陰一陽。
我渴望規律和秩序，而他不。
他可以在海洋裡生活，而我需要一條船。
他在家的時候存在感很強，和女兒們在地闆上玩兒，晚上和瑪利亞一起大聲朗讀《哈利·波特》，聽我講完笑話後哈哈大笑，擁抱我，而在我們感受到他的愛和存在後，他又會消失半個星期或者更長時間。
他不在的時候，我們會出去吃飯，和朋友見面。
他有時會遷就我看《欲望都市》，我有時會遷就他看《黑道家族》。
我已經完全接受了一點—離開我們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我并不喜歡這樣，但是我基本可以做到不抗拒。
貝拉克可以在一個遙遠的賓館高高興興地結束一天的工作，其中蘊藏了各種各樣的政治争鬥，還有一堆未了結的事情。
同時，我在為了家庭而生活—每晚哄薩沙和瑪利亞睡覺，聽着廚房的洗碗機嗡嗡作響，我内心都會有一種完整感。
我沒有選擇，隻能調整自己以适應貝拉克經常不在身邊的生活，因為這種日子看不到盡頭。
在日常工作之外，他又開始競選了，這次是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席位，時間是在2004年秋天的選舉之前。
他在斯普林菲爾德漸漸感到煩躁不安，州政府閑庭信步式的工作節奏讓他很灰心，他确信自己在華盛頓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我有很多理由反對他參選，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所以在2002年年中的時候，我們召集了十幾個最親密的朋友開了一個非正式會議，是在瓦萊麗·賈勒特家的早午餐聚會上，我們想把整件事說出來，聽聽大家是怎麼想的。
瓦萊麗住在海德公園的一個高層公寓裡，離我們家不遠。
她的公寓整潔而有現代感，白色的牆，白色的家具，上面噴繪了精緻而鮮豔的蘭花，為她的家增加了一抹亮色。
那時，她在一家房地産公司做執行副總裁，也是芝加哥醫學中心的理事。
我在“公衆聯盟”工作時就得到過她的支持，貝拉克參加各種競選時她還幫忙籌集資金，我們的每個行動都得到了她廣泛人脈的支持。
正是因為這些，正是因為瓦萊麗的溫情和智慧，她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據了一個不同尋常的位置。
我們的友誼既是私人層面的也是職業層面的。
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貝拉克的朋友，根據我的經驗，這種情況在夫妻中存在是很不尋常的。
我有我精力充沛的媽媽團，貝拉克在他不多的空閑時間也會和一幫哥們兒打籃球。
我們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夫妻，他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是朋友，我們喜歡一起組團去度假。
但是瓦萊麗不同，她對我們兩個而言都像是一位大姐姐，在我們生活面臨困境時，她會幫助我們退後一步，找到應對措施。
她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們
那是一個标準的、超級美國式的、無所不有的購物廣場。
那裡有一家蓋璞童裝店、一家百思買、一家金寶貝、一家CVS便利店，還有其他幾家大大小小的連鎖店，可以滿足消費者的所有緊急需求，不管是疏通馬桶的搋子、熟透的牛油果，還是兒童浴帽。
附近還有一家肯泰納家居日用商店和一個小辣椒墨西哥卷餅快餐店[1]，簡直是錦上添花。
那裡是我的心儀之地。
我開車過去，快速逛兩三家店，吃一個卷餅碗[2]，然後回到辦公室，時間可以控制在一小時之内。
我非常擅長這種午餐時間的閃逛—買一雙新襪子替換掉該丢棄的那雙，給某個星期六要開生日派對的五歲孩子選禮物，儲備盒裝果汁和杯裝蘋果醬。
當時薩沙三歲，瑪利亞六歲，她們聰明活潑，長得很快，精力充沛到讓我喘不過氣來，這也讓那個購物廣場有了更強的吸引力。
有時我坐在車裡，吃着快餐，聽着車裡的收音機，感到無比放松，對自己的辦事效率佩服不已。
這就是有小孩的生活，這就算是有所成就了，我買了蘋果醬，吃着飯。
所有人都還活着。
看我做得多好—我很想說這麼一句，雖然沒有聽衆。
我成功完成任務了，你們都看到了嗎？ 這就是四十歲的我，有點像瓊·克利弗[3]，有點像瑪麗·泰勒·摩爾。
在我感覺好的日子裡，我會稱贊自己幹得不錯。
其實我的生活隻有從遠處看起來平衡得還不錯，而且你要眯起眼睛看，不過至少有一點兒類似平衡的東西存在。
醫院的工作當時看起來很好，有挑戰性，讓人有成就感，符合我的價值觀。
有一點讓我感到吃驚：像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那樣一個有九千五百名員工、受尊敬的大機構，居然主要是由做醫學研究和寫論文的學者來管理的，那些人大都認為周邊的社區很恐怖，不願意走出校園一步。
對我而言，正是這種憂懼激勵着我采取行動，早晨把我從床上拽起來。
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這種隔閡為伴—我注意到居住在我們社區的白人的緊張，注意到有影響力的人似乎都在繞開我們的社區，去往更富足的地方，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我有機會消除一些隔閡，通過鼓勵人們更好地了解彼此，在我能力所及的地方消除屏障。
這個想法得到了我的新老闆的大力支持，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制訂計劃，在醫院和附近的社區之間建立更強的聯系。
起初我隻有一個下屬，最後有了一個二十二人的團隊。
我采取的行動是将醫院員工和理事帶到南城各處的社區裡，訪問社區中心和學校，讓他們注冊成為助教、導師和科學博覽會的裁判，品嘗當地的燒烤攤。
我們把社區的孩子帶到醫院跟着員工實習，增加醫院裡社區志願者的數量，通過醫學院和一個暑期學術機構合作，鼓勵社區的學生未來考慮學醫。
在發現選擇少數族裔和女性經營者作為外包業務的合作夥伴有助于改善醫院的體系後，我還協助成立了商業多樣性辦公室。
最後，還要解決急需治療的病人的問題。
南城有一百多萬居民，醫療機構卻極為稀缺，而這些人中有相當大的比例容易患上窮人易得的慢性病，比如哮喘、糖尿病、高血壓和心髒病。
大多數人都沒有上保險，還有很多人依賴醫療補助保險[4]，病人常擠在醫學中心的急診室，要麼經診斷發現是常見病，要麼因為沒有及時治療緻使需要急救。
對所涉及的所有人而言，這個問題顯而易見，代價高、效率低、壓力大。
況且，看急診不會改善人們的長期健康狀況。
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成為我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們采取的一個措施是：招聘和培訓導醫人員（通常是友好而樂于助人的本地人），他們可以陪急診室的病人坐下來，幫助他們做好在社區衛生中心後續的預約，告訴他們可以去哪裡接受質優價廉的日常護理。
我的工作很有趣，也讓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我要當心它把我的精力消耗殆盡。
我需要為女兒們留出精力。
我們決定讓貝拉克繼續幹他的事業—給他自由，讓他追尋夢想，這就意味着我必須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所保留。
我刻意收斂自己的雄心壯志，在通常需要向前一步的時候，轉而選擇後退一步。
我相信我身邊的人不會說我做得不夠，但是我自己清楚有哪些事情本可以進行到底我卻選擇了放棄。
有些小型項目我沒有跟進；有些年輕的員工，我其實可以帶得更好。
人們總說全職工作的媽媽要做出妥協，這些就是我的妥協。
如果說，我曾經是一個全身心投入到每一項工作中的人，那麼，現在我要更加謹慎，保護好我的時間，因為我需要為家庭生活保留足夠的精力。
…………*………… 我的主要目标是維持家庭正常而穩定地運轉，但這永遠不是貝拉克的目标。
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并接受了這一點。
我們倆一陰一陽。
我渴望規律和秩序，而他不。
他可以在海洋裡生活，而我需要一條船。
他在家的時候存在感很強，和女兒們在地闆上玩兒，晚上和瑪利亞一起大聲朗讀《哈利·波特》，聽我講完笑話後哈哈大笑，擁抱我，而在我們感受到他的愛和存在後，他又會消失半個星期或者更長時間。
他不在的時候，我們會出去吃飯，和朋友見面。
他有時會遷就我看《欲望都市》，我有時會遷就他看《黑道家族》。
我已經完全接受了一點—離開我們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我并不喜歡這樣，但是我基本可以做到不抗拒。
貝拉克可以在一個遙遠的賓館高高興興地結束一天的工作，其中蘊藏了各種各樣的政治争鬥，還有一堆未了結的事情。
同時，我在為了家庭而生活—每晚哄薩沙和瑪利亞睡覺，聽着廚房的洗碗機嗡嗡作響，我内心都會有一種完整感。
我沒有選擇，隻能調整自己以适應貝拉克經常不在身邊的生活，因為這種日子看不到盡頭。
在日常工作之外，他又開始競選了，這次是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席位，時間是在2004年秋天的選舉之前。
他在斯普林菲爾德漸漸感到煩躁不安，州政府閑庭信步式的工作節奏讓他很灰心，他确信自己在華盛頓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我有很多理由反對他參選，但他也有自己的理由，所以在2002年年中的時候，我們召集了十幾個最親密的朋友開了一個非正式會議，是在瓦萊麗·賈勒特家的早午餐聚會上，我們想把整件事說出來，聽聽大家是怎麼想的。
瓦萊麗住在海德公園的一個高層公寓裡，離我們家不遠。
她的公寓整潔而有現代感，白色的牆，白色的家具，上面噴繪了精緻而鮮豔的蘭花，為她的家增加了一抹亮色。
那時，她在一家房地産公司做執行副總裁，也是芝加哥醫學中心的理事。
我在“公衆聯盟”工作時就得到過她的支持，貝拉克參加各種競選時她還幫忙籌集資金，我們的每個行動都得到了她廣泛人脈的支持。
正是因為這些，正是因為瓦萊麗的溫情和智慧，她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據了一個不同尋常的位置。
我們的友誼既是私人層面的也是職業層面的。
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貝拉克的朋友，根據我的經驗，這種情況在夫妻中存在是很不尋常的。
我有我精力充沛的媽媽團，貝拉克在他不多的空閑時間也會和一幫哥們兒打籃球。
我們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夫妻，他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是朋友，我們喜歡一起組團去度假。
但是瓦萊麗不同，她對我們兩個而言都像是一位大姐姐，在我們生活面臨困境時，她會幫助我們退後一步，找到應對措施。
她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