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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天，我上了布林茅爾小學附屬幼兒園，剛入園的我有兩大優勢：我已經提前學會認讀一些簡單的單詞，而且還有一個上二年級的受歡迎的哥哥。
學校是一棟帶院子的四層磚樓，離我們在歐幾裡得大道的家隻有幾個街區。
走路到學校也就兩分鐘，如果我像克雷格那樣跑着去，一分鐘就到了。
我立刻就愛上了學校。
我喜歡我的老師，她是一位矮小的白人女士，名叫巴羅斯太太。
當時我覺得她很老，不過她可能也就是五十幾歲。
教室裡有大大的向陽的窗戶，有許多布娃娃可以玩，教室後面還有一個巨大的紙闆玩具屋。
我在班裡交了一些朋友，都是些和我一樣喜歡上學的孩子。
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很自信。
我在家已經磕磕巴巴地讀完了“迪克和簡”系列[1]，書是用母親的借書證借的，所以當聽到我們上幼兒園第一件事是認讀一組新單詞時，我興奮不已。
我們要學習一組顔色詞，不是認顔色，隻是學單詞—“red”“blue”“green”“black”“orange”“purple”“white”[2]。
上課時，巴羅斯太太挨個兒考我們。
她舉起一組馬尼拉紙制成的拼讀卡片，讓我們讀出印在上面的黑色字母組成的單詞。
我看着那些我剛剛認識的男孩女孩站起來認讀顔色卡片，表現有好有壞，程度不一。
他們念不上來的時候，就被要求坐下。
我覺得這本應是一個遊戲，類似于英語拼寫大賽的遊戲，但你能看到一場微妙的分級正在發生，那些連第一個單詞“red”都讀不上來的孩子明顯羞愧難當。
當然，這是1969年芝加哥南城的一所公立學校，當時還沒有自尊教育或者成長型思維的提法。
如果你在家提早預習了功課，在學校就能得到獎賞，被認為是“聰明的”或“有天賦的”，這反過來又提振了你的自信心。
這種先發優勢累積得很快。
我的班上兩個最聰明的孩子分别是泰迪和齊娅卡，泰迪是一個韓裔美國男孩，齊娅卡是一個非洲裔美國女孩，之後很多年他們在班裡一直都名列前茅。
我立志要趕上他們。
當輪到我念老師手裡的拼讀卡片時，我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念出了“red”“green”和“blue”。
我在“purple”上卡了一下，“orange”就比較難了，但是到了“W-H-I-T-E”這個字母組合出現時，我腦袋一下子蒙了。
我的嗓子瞬間變幹，嘴巴也不聽使喚，怎麼都念不出來，腦子瘋狂地搜尋着那個音似“wuh-haaa”的顔色詞。
這就是所謂語塞吧。
我感覺膝蓋無力，兩腿發軟。
這時巴羅斯太太讓我坐下。
而就在坐下的一瞬間，一個單詞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裡：white。
哦，那個單詞是“white”。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腦袋周圍放着毛絨玩具，滿腦子想的都是“white”。
我在腦子裡拼着這個單詞，正着拼，又倒着拼，罵自己“蠢”。
這件丢臉的事情在我心裡像有千斤重，好像永遠擺脫不了似的，盡管我知道父母不會在意我是否正确念出了每一張卡片。
我隻是想要做好，或者說我不願意讓人覺得我做不好。
我确信老師現在把我看作一個認讀不行的學生，或者更糟，認為我根本不上進。
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十美分硬币大小的金箔紙做的小星星，那是巴羅斯太太給泰迪和齊娅卡的獎品，讓他們戴在胸前，獎勵他們準确無誤地念出了所有的顔色單詞。
這個獎品是他們優異表現的象征，或者說是一個表明他們優于我們這些人的符号。
第二天上課時，我要求重念一遍卡片。
巴羅斯太太不同意，和藹地說我們幼兒園的學生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但我堅持要重念。
可憐班上的孩子，要看着我再次面對那些顔色卡片。
這次我放慢了速度，在念出一個單詞後刻意停頓一下歇口氣，以免太緊張而讓腦子短路。
這個方法奏效了，我念出了“black”“orange”和“purple”，特别是最後的“white”。
我都沒有細看卡片上的字母，幾乎是喊出“white”這個單詞的。
今天回想起來，我覺得巴羅斯太太可能會對那個勇于為自己争口氣的黑人小女孩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泰迪和齊娅卡是否注意到我。
不過我很快就領了獎品，那天下午我昂首挺胸地回家，襯衣上别着一枚金箔紙做的小星星。
在家裡，我沉浸于自己編造的以布娃娃為主角的肥皂劇中，那個世界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情節和陰謀詭計。
那裡有出生、争吵和背叛，那裡有希望、仇恨，有時還有性。
放學後，吃晚飯前，我最喜歡的就是在我和克雷格房間外的公共遊戲區，把我的芭比娃娃撒落一地，開始導演劇情，我覺得那些劇情和生活一樣真實。
有時我還把克雷格的特種部隊人偶加到劇情中。
我把布娃娃的衣服都放在一個印花的塑料小行李箱裡。
我給每一個芭比娃娃和特種部隊人偶都設定了性格。
母親早年教我們認字的舊字母積木也派上了用場，它們也都有了名字和生命。
我放學後很少和社區其他孩子
學校是一棟帶院子的四層磚樓，離我們在歐幾裡得大道的家隻有幾個街區。
走路到學校也就兩分鐘，如果我像克雷格那樣跑着去，一分鐘就到了。
我立刻就愛上了學校。
我喜歡我的老師，她是一位矮小的白人女士，名叫巴羅斯太太。
當時我覺得她很老，不過她可能也就是五十幾歲。
教室裡有大大的向陽的窗戶，有許多布娃娃可以玩，教室後面還有一個巨大的紙闆玩具屋。
我在班裡交了一些朋友，都是些和我一樣喜歡上學的孩子。
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很自信。
我在家已經磕磕巴巴地讀完了“迪克和簡”系列[1]，書是用母親的借書證借的，所以當聽到我們上幼兒園第一件事是認讀一組新單詞時，我興奮不已。
我們要學習一組顔色詞，不是認顔色，隻是學單詞—“red”“blue”“green”“black”“orange”“purple”“white”[2]。
上課時，巴羅斯太太挨個兒考我們。
她舉起一組馬尼拉紙制成的拼讀卡片，讓我們讀出印在上面的黑色字母組成的單詞。
我看着那些我剛剛認識的男孩女孩站起來認讀顔色卡片，表現有好有壞，程度不一。
他們念不上來的時候，就被要求坐下。
我覺得這本應是一個遊戲，類似于英語拼寫大賽的遊戲，但你能看到一場微妙的分級正在發生，那些連第一個單詞“red”都讀不上來的孩子明顯羞愧難當。
當然，這是1969年芝加哥南城的一所公立學校，當時還沒有自尊教育或者成長型思維的提法。
如果你在家提早預習了功課，在學校就能得到獎賞，被認為是“聰明的”或“有天賦的”，這反過來又提振了你的自信心。
這種先發優勢累積得很快。
我的班上兩個最聰明的孩子分别是泰迪和齊娅卡，泰迪是一個韓裔美國男孩，齊娅卡是一個非洲裔美國女孩，之後很多年他們在班裡一直都名列前茅。
我立志要趕上他們。
當輪到我念老師手裡的拼讀卡片時，我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念出了“red”“green”和“blue”。
我在“purple”上卡了一下，“orange”就比較難了，但是到了“W-H-I-T-E”這個字母組合出現時，我腦袋一下子蒙了。
我的嗓子瞬間變幹，嘴巴也不聽使喚，怎麼都念不出來，腦子瘋狂地搜尋着那個音似“wuh-haaa”的顔色詞。
這就是所謂語塞吧。
我感覺膝蓋無力，兩腿發軟。
這時巴羅斯太太讓我坐下。
而就在坐下的一瞬間，一個單詞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裡：white。
哦，那個單詞是“white”。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腦袋周圍放着毛絨玩具，滿腦子想的都是“white”。
我在腦子裡拼着這個單詞，正着拼，又倒着拼，罵自己“蠢”。
這件丢臉的事情在我心裡像有千斤重，好像永遠擺脫不了似的，盡管我知道父母不會在意我是否正确念出了每一張卡片。
我隻是想要做好，或者說我不願意讓人覺得我做不好。
我确信老師現在把我看作一個認讀不行的學生，或者更糟，認為我根本不上進。
我還念念不忘那個十美分硬币大小的金箔紙做的小星星，那是巴羅斯太太給泰迪和齊娅卡的獎品，讓他們戴在胸前，獎勵他們準确無誤地念出了所有的顔色單詞。
這個獎品是他們優異表現的象征，或者說是一個表明他們優于我們這些人的符号。
第二天上課時，我要求重念一遍卡片。
巴羅斯太太不同意，和藹地說我們幼兒園的學生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但我堅持要重念。
可憐班上的孩子，要看着我再次面對那些顔色卡片。
這次我放慢了速度，在念出一個單詞後刻意停頓一下歇口氣，以免太緊張而讓腦子短路。
這個方法奏效了，我念出了“black”“orange”和“purple”，特别是最後的“white”。
我都沒有細看卡片上的字母，幾乎是喊出“white”這個單詞的。
今天回想起來，我覺得巴羅斯太太可能會對那個勇于為自己争口氣的黑人小女孩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泰迪和齊娅卡是否注意到我。
不過我很快就領了獎品，那天下午我昂首挺胸地回家，襯衣上别着一枚金箔紙做的小星星。
在家裡，我沉浸于自己編造的以布娃娃為主角的肥皂劇中，那個世界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情節和陰謀詭計。
那裡有出生、争吵和背叛，那裡有希望、仇恨，有時還有性。
放學後，吃晚飯前，我最喜歡的就是在我和克雷格房間外的公共遊戲區，把我的芭比娃娃撒落一地，開始導演劇情，我覺得那些劇情和生活一樣真實。
有時我還把克雷格的特種部隊人偶加到劇情中。
我把布娃娃的衣服都放在一個印花的塑料小行李箱裡。
我給每一個芭比娃娃和特種部隊人偶都設定了性格。
母親早年教我們認字的舊字母積木也派上了用場，它們也都有了名字和生命。
我放學後很少和社區其他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