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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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把這部小說看作發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飾好的爆炸，這次“爆炸”之後，我的人生就此改寫。
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沒錯，沒錯，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已經斷斷續續地為情報機構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為有了這十年而變得完整，我一直為自己太年幼沒有參加“二戰”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是靠發戰争财發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這個秘密藏在心底。
不過，雖然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學淺，而且在進入英國情報機構許久之前，我就具備了一種編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種事實收集起來。
在我的情報機構職業生涯中，我從未經曆過什麼危險的事，事實上，這份工作經常讓我感到無聊透頂。
否則，我的雇主也不會允許我的小說出版，雖然後來他們一定為自己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莫及，因為他們覺得太多的人太把這本小說當真了，還因為任何英國情報人員會做出叛國之舉的暗示，在他們看來都對情報機構的倫理原則造成了貶損，而且會不利于情報人員的招募工作，進而會傷及英國的國家利益，最後這一項指控可真有些誇大其辭。
這部小說并不是“真實事件”的證明—我都重複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
一位雇傭了我的情報部門前任主管甚至曾經公開宣稱，我對情報工作的貢獻微乎其微，對此我深信不疑。
對于這部小說記錄了“所發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雙重間諜行動”的說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說事實絕非如此，但他認為這部小說很有趣。
可問題就在于，當真正的情報人員走出來做出明确的澄清時，公衆偏偏認定他們都在說謊。
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釋全都白費。
然而，如若不是情報機構在我年輕時雇傭了我，也一樣會有不知哪個倒黴的機構把我招募進去，過幾年之後，我也一樣會發表我的作品闖出我自己的路來。
*** 那麼，這部小說的深層背景，還有在“二戰”結束十五年之後依舊彌漫在東西兩個德國每一處角落的景象、氣味和聲音，都是從何而來的呢？利瑪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類自身愚昧和曆史悖論相結合的典型代表。
在1960年代初，身處英國駐波恩大使館的有限範圍内，我觀察着這個國度，偶爾我也會走出大使館更近距離地觀察它。
我見證了柏林牆從一排帶刺的鐵絲網變成了用空心煤渣磚壘起的厚牆，見證了“冷戰”的堡壘從“二戰”仍未冷卻的灰燼上拔地而起。
我當時絕對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從一場戰争進入到另一場戰争中，因為在情報世界中，從來就隻有一場戰争。
對于東西方兩個陣營中的強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隻不過是一個插曲。
現在，插曲結束了，他們可以繼續雙方原來的戰争了。
這場戰争始自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雖然交戰的雙方改換好幾次名目，但這場戰争一直在進行着。
如果阿曆克·利瑪斯發現在西方的情報機構裡遇到了一些聲名狼藉的同事的話，那一點兒都不奇怪。
那些有着輝煌履曆的前納粹分子不僅得到了盟國的寬容，更因為他們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國的寵溺。
組建西德情報機構時，誰是美國心目中擔任機構頭目的最優人選呢？是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Gehlen）将軍，他曾在希特勒的軍隊裡擔任要職，在東線戰場與蘇聯軍隊的交鋒中陷入了困境。
預料到德國的戰敗，蓋倫召集起了他的人馬，在第一時間向美國人投降，美國人張開雙臂熱情地接納了他。
被收編後，蓋倫機智地棄用了“将軍”這個頭銜，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蓋倫和他的人馬安置在哪裡呢？美國人決定把蓋倫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亞一個名為普拉克的舒适村莊，距離慕尼黑八英裡，很方便就可以到達那裡的情報機構總部。
那麼，他們為博士先生挑選的那幢空出來的美麗鄉間宅邸之前又是歸誰所有呢？答案是馬丁·鮑曼（MartinBormann），希特勒最為信
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沒錯，沒錯，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已經斷斷續續地為情報機構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為有了這十年而變得完整，我一直為自己太年幼沒有參加“二戰”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是靠發戰争财發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這個秘密藏在心底。
不過，雖然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學淺，而且在進入英國情報機構許久之前，我就具備了一種編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種事實收集起來。
在我的情報機構職業生涯中，我從未經曆過什麼危險的事，事實上，這份工作經常讓我感到無聊透頂。
否則，我的雇主也不會允許我的小說出版，雖然後來他們一定為自己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莫及，因為他們覺得太多的人太把這本小說當真了，還因為任何英國情報人員會做出叛國之舉的暗示，在他們看來都對情報機構的倫理原則造成了貶損，而且會不利于情報人員的招募工作，進而會傷及英國的國家利益，最後這一項指控可真有些誇大其辭。
這部小說并不是“真實事件”的證明—我都重複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
一位雇傭了我的情報部門前任主管甚至曾經公開宣稱，我對情報工作的貢獻微乎其微，對此我深信不疑。
對于這部小說記錄了“所發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雙重間諜行動”的說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說事實絕非如此，但他認為這部小說很有趣。
可問題就在于，當真正的情報人員走出來做出明确的澄清時，公衆偏偏認定他們都在說謊。
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釋全都白費。
然而，如若不是情報機構在我年輕時雇傭了我，也一樣會有不知哪個倒黴的機構把我招募進去，過幾年之後，我也一樣會發表我的作品闖出我自己的路來。
*** 那麼，這部小說的深層背景，還有在“二戰”結束十五年之後依舊彌漫在東西兩個德國每一處角落的景象、氣味和聲音，都是從何而來的呢？利瑪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類自身愚昧和曆史悖論相結合的典型代表。
在1960年代初，身處英國駐波恩大使館的有限範圍内，我觀察着這個國度，偶爾我也會走出大使館更近距離地觀察它。
我見證了柏林牆從一排帶刺的鐵絲網變成了用空心煤渣磚壘起的厚牆，見證了“冷戰”的堡壘從“二戰”仍未冷卻的灰燼上拔地而起。
我當時絕對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從一場戰争進入到另一場戰争中，因為在情報世界中，從來就隻有一場戰争。
對于東西方兩個陣營中的強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隻不過是一個插曲。
現在，插曲結束了，他們可以繼續雙方原來的戰争了。
這場戰争始自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雖然交戰的雙方改換好幾次名目，但這場戰争一直在進行着。
如果阿曆克·利瑪斯發現在西方的情報機構裡遇到了一些聲名狼藉的同事的話，那一點兒都不奇怪。
那些有着輝煌履曆的前納粹分子不僅得到了盟國的寬容，更因為他們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國的寵溺。
組建西德情報機構時，誰是美國心目中擔任機構頭目的最優人選呢？是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Gehlen）将軍，他曾在希特勒的軍隊裡擔任要職，在東線戰場與蘇聯軍隊的交鋒中陷入了困境。
預料到德國的戰敗，蓋倫召集起了他的人馬，在第一時間向美國人投降，美國人張開雙臂熱情地接納了他。
被收編後，蓋倫機智地棄用了“将軍”這個頭銜，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蓋倫和他的人馬安置在哪裡呢？美國人決定把蓋倫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亞一個名為普拉克的舒适村莊，距離慕尼黑八英裡，很方便就可以到達那裡的情報機構總部。
那麼，他們為博士先生挑選的那幢空出來的美麗鄉間宅邸之前又是歸誰所有呢？答案是馬丁·鮑曼（MartinBormann），希特勒最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