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燕策三 燕太子丹質于秦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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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轲啊。
” 于是秦對燕十分憤恨，增派軍隊趕往趙國舊地，命令王翦的部隊去攻打燕國，十月攻陷燕都薊城。
燕王喜、太子丹等率領精銳部隊退守遼東。
秦将李信追擊燕王，燕王急了，隻好采用代王趙嘉的主意，殺了太子丹，打算獻給秦王。
但秦軍仍舊繼續進攻，五年之後終于滅掉了燕國，俘虜了燕王喜，秦國統一天下。
後來，荊轲的好友高漸離利用擊築的機會見到秦始皇，他用築投擊秦始皇，想為燕國報仇，結果也沒有擊中，反被殺死。
【評析】 荊轲身上體現的以弱小的個體反抗強暴的勇氣和甘為高尚的政治價值觀和理想主義獻身的犧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
在這點上，我們反對電影《英雄》中以“天下”為幌子為暴秦的專制集權辯護、抹殺反抗專制暴政的英雄行為的崇高價值的立場。
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的政治決策不能不讓後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蘇洵在《六國論》中所寫得：“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将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也。
” 荊轲等戰國遊俠不是凡夫俗子，他們是具有政治價值觀和抱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超越物欲，将個人價值的實現放在國家民族、自由正義等形而上的信念上。
但作為理想主義者，要想在社會上建立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功業，必須要具有勇氣和智慧。
所謂勇氣就是那種明知行動會招緻自身的傷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與強大的對方挑戰的隻知正邪、不計損益的高于常人的氣概。
政治事業是對大道高義的奮争，是拯濟天下的偉業，它需要那種“雖千萬人，我往也”的執著和勇氣，需要那種舍身取義、殺身成仁、論萬世不論一生，論順逆不論成敗的節義。
真正的政治家是無所畏懼的理想主義者，他不是政客，他要為某種價值觀而獻身。
沒有這種勇氣、節義，政治家就會成為投機分子，在事業關頭權衡個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業之上。
社會上的競争有時如同作戰，隻有勇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鬥争中的膽怯、退讓、委瑣，反而給對手以可乘之機，也使決策出現失誤，使事業蒙受損失。
隻有勇氣，才能激發起人們越挫越勇的鬥志和破釜沉舟的決心。
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和勇氣，才能促使對手的最終敗退。
倘若英雄志士連向困難挑戰的勇氣都沒有，那就看不出其與一般民衆有何異同。
勇者給人以精神上的依賴、依靠和信仰，使人們發覺跟着勇者，就無所謂恐懼和失敗。
勇者奮不顧身的氣慨和以身作則的先鋒形象，使下屬和同志煥發起了如火如荼的熱情，使他們象勇者一樣忠誠和勇敢。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應該以成敗論英雄。
事業失敗了，對志士們的素質和技術方面的錯誤進行檢讨反省是一回事，對他們的勇氣、節義和高尚品質的肯定和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就社會上的衆多事業如同作戰和與對手較量而言，勇氣是第一位的，但就事業一定要取勝這一功利目的而言，智慧顯得異常重要。
正如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的：燕太子丹之所以使荊轲刺秦王，是想阻止秦國攻燕，甚至想挾持秦王歸還被占領土。
但他采用的手段不僅沒有達成他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燕國的滅亡，導緻身死國滅。
荊轲刺秦王在政治決策上顯然是很幼稚的敗筆。
荊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義形象，但卻加速了燕國的滅亡，與最初的戰略目的背道而馳。
政治家切勿好高鹜遠，心浮意躁。
強行實現過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會由于政治行動馬上來臨，“心想事成”隻是神話。
政治家要審時度勢，權衡得失，考證行動的現實可操作性。
政治中的退讓、等待、忍耐比勇猛的義無返顧有用的多。
政治就是一門把握可能性的藝術，在一個階段不能幹的事就應該不幹,周易中講“滅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韬光隐晦、以退為進、必要的退卻、堅韌的耐力方可行事。
憑着血氣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學價值，但卻既給行動者本人造成了劫難，又對事業進程毫無補益。
政治決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慮目的與手段的相互聯系；考慮鬥争方式是否最為妥貼，考慮成本、代價和負效。
政治家不是僅有血氣之勇的匹夫，他要運籌謀劃，考慮事業的最終勝利。
他始終将鬥争目的與自己的每一行動聯系起來，他要使事業減少謬誤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換得最大的收益，最終使目的以最令人滿意的速度和狀态出現。
最關鍵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種實現了從理想主義的英雄到務實的政治家的轉變的人物。
所謂務實的政治家，是那種把目的的真正實現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
他不看重道義上的清名、一時的成功和暫時的退卻；他看重的是謀略、實力、效用和最終的勝利。
” 于是秦對燕十分憤恨，增派軍隊趕往趙國舊地，命令王翦的部隊去攻打燕國，十月攻陷燕都薊城。
燕王喜、太子丹等率領精銳部隊退守遼東。
秦将李信追擊燕王，燕王急了，隻好采用代王趙嘉的主意，殺了太子丹，打算獻給秦王。
但秦軍仍舊繼續進攻，五年之後終于滅掉了燕國，俘虜了燕王喜，秦國統一天下。
後來，荊轲的好友高漸離利用擊築的機會見到秦始皇，他用築投擊秦始皇，想為燕國報仇，結果也沒有擊中，反被殺死。
【評析】 荊轲身上體現的以弱小的個體反抗強暴的勇氣和甘為高尚的政治價值觀和理想主義獻身的犧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
在這點上，我們反對電影《英雄》中以“天下”為幌子為暴秦的專制集權辯護、抹殺反抗專制暴政的英雄行為的崇高價值的立場。
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的政治決策不能不讓後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蘇洵在《六國論》中所寫得：“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将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也。
” 荊轲等戰國遊俠不是凡夫俗子，他們是具有政治價值觀和抱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超越物欲，将個人價值的實現放在國家民族、自由正義等形而上的信念上。
但作為理想主義者，要想在社會上建立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功業，必須要具有勇氣和智慧。
所謂勇氣就是那種明知行動會招緻自身的傷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與強大的對方挑戰的隻知正邪、不計損益的高于常人的氣概。
政治事業是對大道高義的奮争，是拯濟天下的偉業，它需要那種“雖千萬人，我往也”的執著和勇氣，需要那種舍身取義、殺身成仁、論萬世不論一生，論順逆不論成敗的節義。
真正的政治家是無所畏懼的理想主義者，他不是政客，他要為某種價值觀而獻身。
沒有這種勇氣、節義，政治家就會成為投機分子，在事業關頭權衡個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業之上。
社會上的競争有時如同作戰，隻有勇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鬥争中的膽怯、退讓、委瑣，反而給對手以可乘之機，也使決策出現失誤，使事業蒙受損失。
隻有勇氣，才能激發起人們越挫越勇的鬥志和破釜沉舟的決心。
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和勇氣，才能促使對手的最終敗退。
倘若英雄志士連向困難挑戰的勇氣都沒有，那就看不出其與一般民衆有何異同。
勇者給人以精神上的依賴、依靠和信仰，使人們發覺跟着勇者，就無所謂恐懼和失敗。
勇者奮不顧身的氣慨和以身作則的先鋒形象，使下屬和同志煥發起了如火如荼的熱情，使他們象勇者一樣忠誠和勇敢。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應該以成敗論英雄。
事業失敗了，對志士們的素質和技術方面的錯誤進行檢讨反省是一回事，對他們的勇氣、節義和高尚品質的肯定和尊重是另外一回事。
就社會上的衆多事業如同作戰和與對手較量而言，勇氣是第一位的，但就事業一定要取勝這一功利目的而言，智慧顯得異常重要。
正如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的：燕太子丹之所以使荊轲刺秦王，是想阻止秦國攻燕，甚至想挾持秦王歸還被占領土。
但他采用的手段不僅沒有達成他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燕國的滅亡，導緻身死國滅。
荊轲刺秦王在政治決策上顯然是很幼稚的敗筆。
荊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義形象，但卻加速了燕國的滅亡，與最初的戰略目的背道而馳。
政治家切勿好高鹜遠，心浮意躁。
強行實現過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會由于政治行動馬上來臨，“心想事成”隻是神話。
政治家要審時度勢，權衡得失，考證行動的現實可操作性。
政治中的退讓、等待、忍耐比勇猛的義無返顧有用的多。
政治就是一門把握可能性的藝術，在一個階段不能幹的事就應該不幹,周易中講“滅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韬光隐晦、以退為進、必要的退卻、堅韌的耐力方可行事。
憑着血氣之勇的刺秦，固然可以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學價值，但卻既給行動者本人造成了劫難，又對事業進程毫無補益。
政治決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慮目的與手段的相互聯系；考慮鬥争方式是否最為妥貼，考慮成本、代價和負效。
政治家不是僅有血氣之勇的匹夫，他要運籌謀劃，考慮事業的最終勝利。
他始終将鬥争目的與自己的每一行動聯系起來，他要使事業減少謬誤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換得最大的收益，最終使目的以最令人滿意的速度和狀态出現。
最關鍵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種實現了從理想主義的英雄到務實的政治家的轉變的人物。
所謂務實的政治家，是那種把目的的真正實現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
他不看重道義上的清名、一時的成功和暫時的退卻；他看重的是謀略、實力、效用和最終的勝利。